野豬開始普遍入侵到中國人的生活，從破壞農田和攻擊農民，更開始闖進城市居民生活，北京一頭野豬闖進小區居民臥室，杭州一頭野豬沖上街道，南京闖進中山公園與人親密接觸，更有一頭野豬與高鐵相撞，列車機械師下車檢查與鄰線高鐵碰撞身亡，引發設備故障并導致部分列車晚點。

野豬切實影響到人民生活，當然是因為野豬數量太多，一年能生育兩次，每窩平均數量有8頭，又沒有克制它們的食肉動物，每年都是翻番地增長，人類被禁止獵殺它們，一定會向人類居住區擴散，人和野豬的沖突一定難以避免。

思考其中的過程，當沒有保護野豬時，野豬不敢入侵農田，因為農民會用盡辦法獵殺它，當法律嚴格保護時，時間一長就保護過度，是一胎化政策反面，所以新生兒劇減，野豬卻泛濫成災。

因而可以稱這種沒有彈性的過度保護為僵化，也可稱之野豬保護的官僚主義，只注重嚴格執行保護野豬的規定， 即使野豬泛濫仍要無視危害地嚴格執行。當然不少官僚也看到野豬危害，招募專職的野豬獵人，每頭野豬獎勵兩三千塊，捕獵只限制在成年野豬，獵人通常損失的多，甚至有獵人每年倒貼幾十萬。為什么賠錢還要干呢？可看作是有錢人的娛樂活動，裝備和獵狗非一般人玩得起。

一個真正僵化的點是保護野豬要花財政錢，捕獵野豬也要花財政錢，無論如何都是花更多的錢，有專職的利益相關部門管理，不肯放權減少野豬數量。如果想到最低成本獵殺野豬辦法，讓野豬回到適當的種群狀態，應該是讓農民可以獵殺入侵野豬，只要野豬為禍農業就有獵殺的權利。

真正的關鍵是權力和責任的適配，管理部門有權力保護野豬，也有權力獵殺野豬，卻不用承擔野豬泛濫的責任，真正承擔責任的是農民，莊稼和人身安全受威脅，卻沒有權力消滅野豬。

有一個經典的管理法則：把決定權交給承擔風險的一線工作人員，而不是遠離風險的管理者，關于野豬的保護和獵殺上，其實決定權在僵化的官僚，僵化因其利益的關系，對于受損害農民的利益而言，不收補貼也愿獵殺野豬，獵殺野豬的權力應該給到受害農民，野豬肉也因歸獵殺者處置，讓獵殺者承擔被攻擊的責任，讓吃肉者知曉野豬肉的風險。

如此相信農民就能控制好野豬種群數量，全部獵殺也不符合農民利益，管理部門只要保證最低種群數量就行，其他都交給一線的農民做決定，不要再花冤枉錢補貼獵殺者了。

對于那些高唱環境保護的左派人士，請適可而止，人已經比野豬生活困難，所以人的生育比野豬千萬不如，對泛濫的野豬只該痛下殺手，真要把人權賦予野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