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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銀發經濟、智慧養老等議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面對這一發展趨勢，我們需要提前對老齡化社會進行新思考，加大治理干預。其中，數字化的養老體系構建對養老事業甚至該產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驅動作用，但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可能涉及“數字鴻溝”“數字誘捕”“數字藩籬”“年齡歧視”“人機邊界”“算法風險”等多個層面。

中國正處于老齡化急速發展期

我們正處于一個老齡化急劇發展的年代，數據顯示，自2000年到2023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從10%左右上升到了超過20%。到2050年前后，我國人群中可能超1/3都是老年人。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老齡化數據。

實際上，不僅是人變老了，我們還面臨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出生率在降低。在這種“高齡少子化”的國情背景下，不難想象，未來我們要應對的就是“生育低谷+退休高峰+死亡高峰”的復雜趨勢。

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提出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命題：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在老年人進一步衰老、年輕人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怎么樣以高質量的人口來推動這樣一個現代化進程呢？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重大歷史時刻。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就已經提出要“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其實強調的就是要主動應對、積極作為。從2023年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海南調研時談到的兩個“老” （讓高齡失能老人老有所養，讓低齡健康老人老有所為、發揮余熱） ，即老有所養、老有所為，到 現在一直在強調的五個“老”——老有 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這個變化過程實際上就體現了我們在積極應對老齡化。深入社區，不難發現，在托底的養老服務中，政府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其中，社區的養老服務發展得尤其明顯。

衰老既涉及體征問題，也是一種文化表征

“要做好中國式養老，需要重新理解中國的老齡化、中國的老年人、中國人的變老和中國人的養老。”

當談到老人的時候，首先要想到他是人，然后他才是老人。一個人在衰老的過程中，特別是老年人群，是有非常大的抑制性的，大部分人都是帶著病慢慢變老的，其中一小部分人還是失能狀態。而且，通過數據和研究發現，失能的老人一般不失智，失智的老人一般不失能，這就很復雜。

“他失智，但是他活動力挺強，所以這類老人的照護者很痛苦，因為老人的力氣比照護者還大。而失能的老人躺在床上卻又不失智，他若覺得你的照顧讓他不舒心了，是會反抗的。”

除了這種體征上的問題，衰老更是一種文化表征。中國人對親密關系的依賴是非常強的。大家可能會有這種感覺，就是突然有一天覺得父母老了；當然，兒女不在身邊的時候，父母也會覺得自己“沒有用了”，這個時候他們就認為自己老了。所以，中國人的衰老到底是個體化的標識還是家庭化的標識呢？

現在我們談養老，包括新質生產力賦能下的養老，其實和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一樣的。現在低齡的老人非常多，真正高齡的老人還不到1/3，怎樣才能激發低齡老人群體的生產力、重塑他們的生產關系呢？銀發經濟與智慧養老是反復提及的議題。

中國式養老的數字化需求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率越來越高，60歲以上老人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在不斷攀升，低齡老人觸網的頻次也在不斷升高。我們能夠看到，數字化社會中活躍的老人還是很多的。

在數字化時代，又處在發展銀發經濟與智慧養老的歷史節點，中國式養老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它的數字化需求，這其實有助于應對照料老人方面的壓力，特別是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單就上海來看，郊區的養老和城區的養老就有非常大的差距。數字技術實際上可以幫助我們應對照料人員不足和照料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同時在促進養老產業的發展和數字化養老體系的賦能方面提供助力。

以機器人行業為例，不僅僅是具身型的機器人，還有很多具有語音交互等功能的機器人，其產業發展規模越來越大。此外，從老人的感官到他們的言語再到他們的行動，可以說都有數字技術幫助他們實現更好地慢慢變老的過程。

不得不說，老齡化的發展需要確實為技術發展帶來了一定的紅利，但老人在接觸這些技術的時候到底是什么狀態，正是我們需要弄清楚的。這里其實可以從“數字遺民”“數字移民”“數字原住民”三個層面進行大概的劃分。

“數字遺民”指的就是現在年齡可能已經在7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是“遺留”下來的，還處于傳統媒體時代，我們也可以稱之為Web1.0時代；有些現在已經五六十歲的老人是“遷徙”過來的，他們還經歷過一段互聯網的工作交互歷程，我們可以稱之為Web2.0時代；至于四五十歲以后的人群，大都是一種數字原住民，web3.0時代，不僅可讀可寫，甚至還從單向的互動更多地變成一種體驗感無感化的狀態，這實際上對人的認知能力要求更高。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對老齡社會治理進行新思考。

數字化社會的中國式養老：機遇與挑戰并存

數字化社會的中國養老服務充滿了發展機遇。一方面，數字化為養老服務體系積極賦能，如優化社區平臺，賦能“老有所養”的服務保障體系；發展遠程服務，緩解“老有所醫”的不均衡不充分狀況；完善信息建設，釋放“老有所為”的潛在人才紅利；推進線上教育，滿足“老有所學”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數字化對養老事業和產業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驅動作用，包括促進老齡社會治理的精準化轉型、增強養老產業轉型的智能化加持、加快養老服務模式創新等。

可是，數字技術真的都是有利的嗎？在我們想象技術無所不能的時候，在我們感受到技術給我們的生活和老齡社會治理帶來更多便利的時候，我們其實要冷靜地思考一下技術的價值到底在哪里、邊界在哪里。

數字技術的發展給中國養老服務帶來的挑戰亦不容忽視，其中可能涉及“數字鴻溝”“數字誘捕”“數字藩籬”“年齡歧視”“人機邊界”“算法風險”等多個層面。

就以“數字誘捕”和“數字藩籬”為例。現在很多老人很富有，面臨的問題可能會比你想得更加復雜，比如網絡詐騙。

有一種詐騙叫作數字誘捕——老人看短視頻時，會有人利用算法推薦、算法殺熟、信息流投喂、精準誘導等手段，根據老人的偏好來誘導其消費，甚至會涉及隱蔽勾選和循環收費。這個算法可不是基于中立的價值觀來操作的，對老人來說，更是充滿了不公平。而“數字藩籬”指的是商用數字設備雖在老年人照護和“再機能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卻也對老人造成了誤傷。這個“藩籬”既是保護，也是隔絕，甚至成了“牢籠”。要知道，過度的避險可能會使自發性受限，這對于積極應對老齡化來說并不友好。

還有毒性的語言和年齡的歧視……從一開始的算法欣賞到算法厭惡，不禁讓人思考：到底是不是需要有這么多的技術包圍在老人身邊？我們又該如何促進技術向善？比如怎么樣通過大模型的語料庫建設和價值對齊來構建對老齡社會和老齡人群更友善的語料庫。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我們必須創新治理思路與策略，不斷優化與完善中國養老服務，為老年人創造更加自信、友好、從容、安全、便捷的數字技術環境。這不僅是關懷老年群體，更是對整個社會負責，是實現老齡化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申琦為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專注老齡數字溝通與傳播、智能傳播與社會治理研究十余年，曾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本文根據作者在”感知科技主動應對人口老齡化“主題的2024啟明星論壇上所作的主旨報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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