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年初起，新冠疫情就沒有停止過肆虐，往往短暫的蟄伏之后，很快就卷土重來，國家不得不堅持采取常態化防控措施，雖說為大家生活帶來了少許不便，但與國外對比，就可以看到顯著的效果。

其實，疫情在中華大地上并不陌生，近的新冠疫情、非典疫情不說，在古代乃至建國前，各類傳染病都發生得十分頻繁，當然，那時候人們稱之為“瘟疫”。

在那時候，面對瘟疫，官府是如何防控的呢？太遠的封建時期且不說，先看看離我們更近，且號稱“無年不疫”的民國時期防疫措施。

01.從零開始的體系

民國時期（1911年－1949年），社會、經濟、科學均十分落后，而與現在差距更大的是民眾的教育水平。對于大部分普通人來說，生活、工作的經驗都來自長輩的傳授，缺乏科學的衛生常識，而且迷信思想嚴重。

當遇到傳染病流行時，人們束手無策，應對疫病多采取迷信手段，好的地方還會使用一些土方子來治療，而有的則完全寄托于神明保佑。

再加之軍閥紛爭，戰亂連連，所謂“大戰之后必有大疫”，這就導致各種傳染病頻繁爆發，特別是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是戰爭之外，造成死亡人口最多的原因。

軍閥混戰令百姓苦不堪言

既然人民自身防疫水平如此低，那也只能寄希望于當時的民國政府或各地軍政府了。誰知道，這些統治者們也好不到哪里去。

首先是清廷直到1910年才成立第一個負責防控疫情的機構，就這還是因為暴發在東北的鼠疫，在大范圍傳播，死亡人數超過60000后，直接波及北京，日暮西山的清政府這才重視起來，成立了京師防疫局，其反應之遲緩，可見一斑。

很快，溥儀下詔退伍，新鮮出爐的中華民國政權在名義上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但各地仍然軍閥盤踞，竊取革命果實的袁世凱將執政重心還放在地盤的爭奪上，雖然在內務部下設了衛生司，但并不重視。

袁世凱

02.亂世中的防疫

直到1914年，北京再度暴發大規模的白喉、猩紅熱等傳染病，民國政府才在內務部衛生司下面成立了一個臨時防疫處，但也只是負責處理一些行政公文內容，對疫情實在起不到什么防控作用。

很快，政府發現還不如將其改造成傳染病醫院作用大，于是，傳染病人終于可以得到專業的治療。

值得肯定的是，這所醫院的花費完全由政府出錢，而且還專門安排了接送傳染病人的馬車－－相當于現在的120救護車。

但實際上這種防疫措施還是僅限于京城之內，放眼全國，各地的平民甚至連這種基礎的防治條件都無法享受，當地官府所采取的對策無非是建立臨時的“施藥局”“施粥所”，其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維持貧民的秩序，防止其逃難擴散疫情。

再則，就是將因傳染病死亡的患者尸體，集中焚燒，以消除“疫源”。應該說，以上手段對防止瘟疫的傳播還是有一定的效果，雖然不能保證治愈患者，但在那個交通不發達的年代，也能將疫情控制在一定地域內，不至于擴散到全國。

1917年9月，內蒙古又有一場大型鼠疫暴發，并很快蔓延到平民們得不到有效地引導和救助，只能將生存的信念寄托在求神拜佛上，試圖避免因自身“造孽”而染上“瘟神”。

而鄉紳們為防疫病傳播到自己家中，采取了強行隔離封鎖措施，卻沒采取任何醫療措施進行救治。為了安全，他們根本不顧貧民的生死，宣稱：“人（患者及其家人）死絕了，疫才會消失！”

就是這種防控手段，導致大量患病的人不敢聲張，能跑的都往外跑，疫情開始向山西蔓延。此時，距離蒙古疫情爆發已有近3個月，而北洋政府才剛剛接到疫情的報告。

03.形勢嚴峻的山西，現代化防疫的閻錫山

1918年1月1日，上臺不過數月的山西省長兼督軍閻錫山正要在新的一年中大展拳腳，進一步推行省內改革，卻突然收到了北洋政府總統段祺瑞的一封急電：一場涉及蒙古、綏遠等地的瘟疫已經爆發！

1月4日，段祺瑞再次來電，這封電報中點出此次疫情很可能就是鼠疫！這讓閻錫山大為緊張，1910年那場從蔓延東北甚至波及關內、造成6萬多人死亡的鼠疫，讓他記憶猶新。

那場鼠疫如果不是有后來被稱為中國衛生防疫、檢疫事業創始人的伍連德先生親自坐鎮指揮，還不知要繼續發展到什么程度。

1月5日，如臨大敵的閻錫山接到了一個噩耗：右玉縣一家旅店，在接待過外地客商后，其老板全家十八人相繼病死！

這說明鼠疫已經進入了山西！已經與官員們商議數日，充分學習了東北防治鼠疫經驗的閻錫山立即展開了行動。

閻錫山

他宣布成立山西防疫總局，由省警務處處長兼任防疫總局局長，并在全省張貼告示，毫無隱瞞地向百姓們宣傳鼠疫的發生，這對在全省展開防疫措施時防止群眾恐慌逃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隨后，在閻錫山的命令下，山西與綏遠之間火車全部停運，凡西北方向來人所過之處，均要進行清潔隔離，封禁患者住房，對病亡者尸體要及時掩埋（為何不是焚燒，后面會有解釋）。

他還派軍隊強勢封鎖相關城市的道路，對往來者檢查十分嚴格，并設立數條防線，從縣到鄉、村再到巷、道，層層戒備，如臨戰時。這些手段，已經與現代隔離措施十分相似。

“劃定左云、陽高、天鎮、大同、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等八縣為第一防疫線。懷仁、山陰、應縣、渾源、廣靈、寧武、神池、五寨、代縣、保德、繁峙、靈邱、岢嵐、淳縣等十五縣為第二防疫線。雁門關內，忻縣一帶為第三防疫線。石嶺關為第四防疫線”
--山西防疫總局

封鎖完成后，他繼續下令讓封閉區內的百姓用石炭酸水進行內外包括自身的消毒（每戶負責屋前區域），并根據要求前往專用房屋住滿七天，若未發病，則自行返家，反之，則送到醫院治療，再對患者房屋進行消毒、封閉。

現在看看，除了沒有核酸檢測，這簡直就是如今國內中高風險區隔離管理制度的翻版！甚至包括問責制度！從一封閻錫山發給應縣的電報中可窺出一二：

“據調查報告，該縣東關及賈寨、黃尾子、剪子鋪等處，瘟疫甚烈，剪子鋪死八九人，即棄尸野外······此事關系多數生命，該知事竟毫不過問，以致傳染日烈，實屬玩視民命，著先記大過二次，仰即派警迅將疫尸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干嚴辦。”

當然，這樣政策肯定會給山西人民帶來巨大的不便，更兼山西民風素來彪悍，對于一些管理措施能夠接受，但一旦與當地風俗發生沖突，則難免激憤。這也是為什么閻錫山只能要求將患者尸體“深埋”而非“焚燒”的原因。

當時，一支駐守在山西、內蒙交界地豐鎮的部隊出現了感染，士兵接二連三病死，長官很快按要求進行了處置，但也上報了一個難題：

“惟尸身尚未掩埋，擬用火葬之法，以絕根株，該連長不肯負責”

由此可見，其風俗根深蒂固，在軍內也不可動搖。當然，也與當時的軍隊性質及受教育程度有很大關系。

面對這種民風，就連北洋政府派來指導防疫工作的、新成立的中央防疫處處長、鼠疫權衛伍連德也鎩羽而歸－-－在未經告知的情況下，他的團隊解剖了一具患者尸體，結果被得知消息的百姓一怒之下燒掉了防疫所，將他們痛打一頓，而且連當地官府都不敢出手相助，不得不稱病返回北京。

當然，軍閥觀念嚴重的閻錫山也并不希望北洋政府有人在山西對他指手畫腳。他繼續推行既定的防疫政策，同時加大對疫區居民的救助，不僅發放救濟款和糧食，還專門安排收容所收留乞丐、流民和滯留山西的外省人，提供免費食宿。

在這種制度下，從1月5日開始的山西鼠疫很快被控制，到3月19日，僅僅74天后，就宣布全部肅清。在當時，算得上是一個不小的奇跡。

04.在巨大壓力下逐漸完善的衛生防疫體制

雖然這次鼠疫在山西得到了快速控制，但從全國角度來看，還是有了大范圍的傳播。

首要原因就是軍閥混戰，特別是臨近山西的直系軍閥曹銳和曹錕兩兄弟，正為爭權奪利，率軍打得不可開交，根本顧不上什么鼠疫。

再就是北洋政府對各地并無實質上的領導權，加上閻錫山自身軍閥思想嚴重，在北洋政府請他派出一支防疫力量支援直隸時，他一口拒絕。

最終，這次鼠疫在內蒙、河北、山東、安徽、南京傳播近一年，死亡近2萬人。

不過這也促使各統治者提高了對防疫工作的重視，特別是北洋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中央防疫處后，在伍連德先生的推動下，我國收回了海港的檢疫權，并在各地先后創建了20多所現代化醫院及醫學院。

其后，我國又多次爆發肺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從1911年起算，共發生死亡超萬人的重大疫情19次，平均每兩年就會有一次，還不算一些地方性的小疫情。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接管北平后，繼承了其全套衛生防疫機構，并開始主動對傳染病進行研究，1929年，國民政府發布《種痘條例》，專門規范對天花的防治，到1930年，防疫處已經能夠生產白喉等傳染病的血清、疫苗。

1931年，在國際聯盟的幫助下，民國政府在南京建成了中央衛生設施實驗處，開始了現代化的傳染病流行病學調查、輔助各地建立防疫機構并開展衛生教育。

到1939年，全國各地縣一級已建成衛生院、縣級醫院241所，全國性的衛生體系已經初具規模。

抗戰勝利后，衛生署升格為衛生部，并專門設有防疫司、中央衛生實驗院，并在幾個大城市（如蘭州、北平、東北）設立了分院，進一步強化了全國疫情防控的監控及防治。

總的來說，民國三十八年間，全國性的衛生防疫體系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受其政府性質及國民黨執政理念的影響，防控并不十分有力，至少最重要的廣大人民沒有被擺在第一位，疫情的發生仍然十分頻繁。

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將衛生部的地位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在軍內，總衛生部早期也是直接隸屬軍委的總部之一。

也因此，我國才能在建國初期，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撲滅幾場國難級的疫情傳播。

其中的故事，我們會在下篇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