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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

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叁拾伍期

秦滅六國，“大一統”局面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正式形成。為了有效管理遼闊的疆域，勢必要建立起規模龐大、職能細化的官僚體系，于是開放流動的官僚政治逐漸取代了封閉固化的貴族政治。然而，集權統治的深入發展，必然會導致官僚隊伍的膨脹、行政成本的激增。此外，皇室消費和軍費也是巨額開支。因此，封建王朝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如何不斷提高財政收入以供應不斷上漲的各項開支。于是，農業社會的王朝國家把目光聚焦在賦役制度上，致力于賦役額度絕對值的增長。為了滿足封建王朝大量且便捷地聚斂財富的需要，賦役制度朝著稅收群體擴大化、稅收依據客觀化、稅收款目省并化、稅收流程簡單化、稅收產品輕便化的方向發展，明代張居正改革及一條鞭法的推廣便是這一過程的典型案例。

從“人丁為本”到“田畝為本”：帝制時代賦役準則的轉變

以“人丁為本”的授田制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隙地”的開發，支付勞役地租的“藉田制”向繳納產品（實物）地租的“授田制”轉變，如齊國“相地而衰征”。授田制的核心在于國家授民以田畝、民戶上交一定數量的田租，因此掌握戶籍信息成為賦稅征收的關鍵環節。

1.秦“使黔首自實田”

秦滅六國之后廢分封，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制，南征百越、北擊匈奴、修建直道和馳道，種種加強專制集權的舉措大大提高了行政成本，持續耗費著有限的國帑。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秦“使黔首自實田”，即要求百姓主動到官府將所授之田登記在冊。這一政策之所以能夠推行，得益于秦帝國對百姓戶籍信息的掌握，畢竟商鞅變法時已“令民為什伍”，且推行“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的制度，并強調“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等十三種數據對強國的重要性。顯然，秦帝國“為國分田”“制土分民”的目的是征發定量的賦稅和徭役，以滿足非生產性的行政費用和統治集團的高奢侈消費。

2.漢唐時期抑制土地兼并與戶口流亡的嘗試及其失敗

秦漢至隋唐，封建王朝一直秉持著授田予民的理念，在此基礎上，受田之民承擔賦役。然而，授田難處有二：其一，政府管理能力與管理者的素質，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秉公辦事？其二，政府必須定期授田，且長期有田可授。前者暫置不論，后者必定會隨著人口的增長，特別是權貴的土地兼并而日趨嚴峻。兩漢“限民名田”、西晉“占田制”、魏周隋唐“均田制”都是抑制兼并的嘗試，但最終結果還是授田不足乃至無田可授，無一例外。

在“授田不足”的常態下，受田之民還要如數承擔原來的賦役。雖然“自耕農負擔的田賦通常總在‘什一’的比率線上下浮動……但其他負擔卻不可小估。……其中人頭稅（如漢之口算賦）不輕，然最不堪的是力役和兵役。……力役和兵役常常會不遵法定的規矩，過量或逾時”，當這些法外負擔超出民力之時，逃亡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因此，中國歷史上自耕農逃離國家控制，依托于豪強的現象屢見不鮮。相較于國家控制下的編戶齊民，依附民可憑借豪強的隱占特權逃役，稍獲舒息。針對編戶齊民逃亡隱匿的現象，歷代均有清查隱漏戶口的政策，如隋曾“大索貌閱”，唐曾多次“括戶”，但皆只能收一時之效。

以“田畝為本”的不立田制時代

授田的前提是國家掌握大量可供分配的土地并且能夠有效循環回收，顯而易見，這一點對于封建王朝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授田數額得不到保證，賦役增派又毫無節制，于是自耕農紛紛破產、逃亡。歷史發展至此，統治者不得不嘗試變換思路。既然無田可授，那就不授田，承認土地兼并的現實；既然戶口容易隱匿，那就不以戶口為賦役的主要根據，而以土地資財為標準。如此，既減少國家的行政成本，又一定程度上簡化了賦役征收的流程。這一變化，發生在安史之亂以后。

1.租庸調制的崩潰與兩稅法的確立

唐承周隋舊制，實行均田制及租庸調制。至唐玄宗時期，舊的田制及稅法已經崩壞難行，不管唐政府用什么手段檢括逃戶，都不能阻止自耕農的逃亡。開元二十四年（736）出現了“黎曠失業，戶口凋零，忍棄枌榆，轉徙他鄉……貧窶日蹙，逋逃歲增”的亂象。安史之亂后，中央政府控制力削弱，軍事戰爭又加重了賦役負擔，逃亡現象更甚于前。代宗即位之初，號稱“百姓逃散，至于戶口，十不半存”。到德宗建中元年（780)，楊炎上奏聲稱“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面對民戶大量流亡的情況，以人丁為本征收賦稅的租庸調制已經無法維持下去。

唐政府的解決方案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余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數為準。……令黜陟使各量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其賦”。也就是說，征稅對象不再區分土著戶、外來戶，一律以現居地以及所占田畝登記造冊；征稅標準不再拘泥于丁口數量，一律以資產多寡為據。雖然在兩稅法實施之初，戶稅仍居主導地位，地稅尚居次要地位，但從賦稅制度發展趨勢來看，是由稅人走向稅地。因為人丁可逃、可隱匿，土地卻不可，為了保證政府的收入，舍人稅地，是必然的結果。

2.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

宋代繼承了中唐以來的兩稅法，賦役征發也愈來愈重視田畝的衡量作用。問題在于，封建社會始終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官僚免役特權階層，宋代尤甚。李覯于皇祐四年（1052）尖銳地提出：“古之貴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蔭子孫，當戶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官僚免役特權群體的廣泛存在，使得賦役負擔完全轉嫁給了沒有政治背景的地主和自耕農，造成“素門方系繇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的局面。此外，田畝多者也利用免役的制度漏洞，托庇于當朝“品官”及其恩蔭子孫，借助政治特權免除徭役。早在宋仁宗繼位之初，即有上書者指出當時“賦役未均，田制不立”的社會問題。為此，仁宗下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由于執政的達官權貴、豪勢之家的阻撓，這一舉措很快便夭折了。因此，宋代所謂“田制不立”，應該便是限田之策難行；所謂的“不抑兼并”指的是不抑制土地的流轉，而非不抑制兼并勢力。因為兼并勢力嚴重威脅國家賦役的征收，甚至威脅中央集權。

雖然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但是并不影響它的稅收，因為賦稅原則已經轉變——“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從理論上講，國家征稅不是關心人戶占有多少土地，而是關心占有土地者是否能按土地的實際占有額繳納相應額度的賦稅。”國家只是改變了對土地的控制方式——由政府統一分配到市場自發分配，并簡化了征發賦役的行政流程。從兩宋到明清，賦役制度的種種變革，都是在“以資產為宗”的賦稅原則范圍內進行的，是在貫徹這一原則過程中的自我完善。

理想的上層設計與繁復的下層運作：明代前期賦役制度的弊病

明代前期的賦役制度

元朝末年，賦役制度混亂，官府肆意征派賦稅，攤派力役，百姓負擔沉重。時人葉顒稱，“賦役之劇，民不聊生……重則亡軀，輕則壞宅，奔散流離，所在皆是”。朱元璋起于草莽，對元末以來的民間疾苦自是了然于胸。同時作為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朱元璋也必定對元朝滅亡的教訓警惕有加。因此，無論是基于農民出身的樸素情感，還是君臨天下的憂患意識、統治需求，朱元璋都要對舊有的賦役制度進行改革、創新以紓民困。

1.田賦戶（口）役

朱元璋認為，“田賦、力役出以供上”乃是子民的本分，在他的理念中“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明代一條鞭法前的田賦制度，仍然沿襲唐宋以來的兩稅法。賦是對田地的稅，依據田地山塘等的自然區分和官民兩類的性質差異進行征稅。役是對人口或人戶的稅，大約可分為三種：（1）里甲（以戶計，是半官式的人民自治的行政組織、供應賦役的單位，是役的主干，即正役）;(2）均徭（以丁計，是服務于官府經常性的雜役的統稱）;(3）雜泛（不定時、非經常的官府差遣）。還有兩種特殊的役，其一為驛傳，其二為民壯。至于各種差役的編派的標準，“皆以一戶內之丁及資產的總數為根據；純粹以丁或戶為課稅的對象者是絕少見的”。

圖1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門縣汪寄佛戶帖

2.黃冊、魚鱗圖冊

由上可知，明代賦役制度極為繁雜，施行的前提是政府對戶口、田畝信息有著詳盡準確的掌握，這就是黃冊和魚鱗圖冊產生的背景。黃冊的編制以一里為單位，每里一百一十戶編為一冊，凡一里內各戶的丁口老幼及其所有資產之數，皆詳載無遺。在黃冊攢造之前的洪武初年，明朝施行的是“戶帖”制度。然而“戶帖的登載是詳于戶口而略于事產”，它更偏向于戶籍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黃冊制度，黃冊在戶籍方面繼承了戶帖的一套做法，但又增加了里甲劃分及賦役征發的內容，將戶籍制度和賦役制度合而為一。魚鱗圖冊就是土地的登記圖冊，凡是田畝的方圓形狀，均繪圖記錄，并登載田畝四至、土地種類以及業戶信息等。要言之，“黃冊所重在戶，以人為經，以田為緯；魚鱗圖所重在田，以田為經，以人為緯”。

圖2 永樂至宣德徽州府祁門縣李務本戶黃冊抄底之一頁

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的捍格

1.變亂圖籍：賦（官民田不分、折納比率不定）、役（戶等高下難定、名目眾多）

明代賦役制度細密繁復，征收根據全在黃冊以及魚鱗圖冊，因而這兩種圖籍須定時且準確更新，方能均平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的攢造權握于基層胥吏之手，而這一群體物質上得不到政府的保障，精神上亦未經受儒學經典中廉儉意識、濟世情懷的浸染，極易為生活所迫、環境所累（仕宦豪強之家的賄賂與請托）而淪為國之蠹蟲。隨著賦役總額的增加和吏治的敗壞，變亂圖籍的行為最終還是發生了。

攢造圖籍的胥吏和督造圖冊的官員串通作弊，涂抹篡改黃冊和魚鱗圖冊，或詭寄田地于逃戶、絕戶名下而逃避賦稅，或隱瞞人口而逃避差役，造成賦役情形混亂不堪。就賦的一方面來說，官田稅率原比民田稅率重則顛倒官田、民田的性質，田產買賣則產去稅存。就役的一方面來說，役的輕重完全視戶等高下而定，雖說戶則的高下以財產為根據，但編派某戶為某則的主觀性極強。在賦役征收過程中，田賦的繳納，“在用米麥時則多收耗折，在用折色時則任意提高折價；役法的編派往往因事而生，并無名目、數額限制，極易泛濫擾民。

2.問題的實質

作為大一統王朝的典章體系，明代賦役制度顯然代表著中央體制，它具有整齊劃一性。另一方面，明帝國疆域遼闊，地域差異性極大，制度的施行必然要考慮到地方實況。全國通行的制度條文是永久性的法則，因地制宜的變通是臨時性的條款，至于如何區分，并無明文規定，全靠主政地方的官員領悟。制度性的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的運作則因時因地而異，千差萬別。

圖3 萬歷二十年嚴州府遂安縣十都上一圖五甲黃冊之一頁

作為致力再造太平盛世的頂層設計，明代賦役制度具有明顯的理想化特征，這種制度的施行對于行政效率、施政人員素質的要求極高，準確來說只存在于設想中，因此實際運行過程必不能收到期待的效果。黃仁宇稱這種頂層設計為“間架性設計”，認為這種設計“是來自標準化的要求……它意味著國家和社會結構是可以人為地創造出的，同時也導致上層設計的形式遠比下層運作的實質更為重要的統治習慣"。

自下而上的變革：嘉靖、隆慶年間一條鞭法的出現

州縣基層賦役制度的變通、革新

整齊劃一的全國性制度，制定之初必以中庸為原則，雖契合經濟中等發達地區的情況，但卻與經濟不發達和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有所脫節。因此，經濟發達地區的內在發展需求往往會推動制度的變革與創新，江南地區便是如此。

1.宣德年間周忱改革（均、減、簡）

兩宋以來，江南地區便是賦稅重地，明初其地位更加凸顯。唐文基據有關資料和前人成果統計提出，洪武二十六年“蘇松常鎮湖嘉六府土田，占全國總數只有4%，而田賦卻占全國總數22%。畝田負擔最重的是蘇州，達2斗8升5合余，是全國平均數的8.2倍"。雖然明初不時減免江南地區的賦稅，但是免征政策畢竟是臨時性的舉措而非制度化的規定，而且政策執行也遭到以戶部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多方掣肘。此外，由于賦稅負擔分配不均，豪勢之家田多而賦稅反輕，貧弱之民田少而賦稅反重，造成“田居富屋，糧坐下戶”的現象。其結果只能是小民紛紛破產逃亡，以致地方逋欠中央巨額稅糧。

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問題，明宣宗派遣周忱巡撫江南諸府，督收稅糧。拖欠稅糧是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江南賦重役繁、負擔不均，賦役征收程序復雜、奸偽之舉頻頻。周忱抓住這一關鍵，在江南進行改革。周忱在宣德年間的改革，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貫徹宣宗對江南官田的減征改科詔令，抵制干擾”，第二階段則“把重點放在調整田賦運輸負擔和改善征收方式上"。

賦重則在國家財政彈性范圍內減租減征，周忱的背后有著明宣宗的強力支持，改革以皇帝的詔令為依據。盡管江南地方豪強士紳多方阻撓，但周忱仍然與地方官員計算出各類田畝減稅數額并強力推行減稅政策，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勞動積極性。終周忱之任，江南諸郡再未出現大的饑荒，再未拖欠過國家賦稅。

由田賦帶來的運輸問題，實則涉及里甲等役的問題。宣德初年的漕運，軍運和民運各占一半，“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復經年失農業”。也就是說，這種情況效率低、損耗大且耽誤農時。為此，周忱改革漕運制度，規定由民運稅糧至淮安或瓜洲渡，再由漕軍運抵通州，分別加耗5斗、5斗5升。這一減少民運、增加軍運的做法，對百姓來說，減輕了運輸負擔、降低了運輸風險；對漕軍來說，增加了收入，刺激了漕運的積極性。

在改善征收方式上，周忱創行“平米法”。所謂平米，指的是正糧與耗米。此法施行之前，“豪有力者只供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獨責之貧民"。周忱采取論糧加耗或論田加耗的方式，將雜派所折耗米并入正糧一并征收，對田賦加耗作了適當調整。此外，改變征收方法，科則重的田土繳納負擔較輕的折色，包括銀、布等輕赍之類，而科則輕的田土繳納“重等本色”，以使官民田土和稅戶負擔均平。

圖4 萬歷四十年徽州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籍之一頁

2.賦役制度改革的趨勢

黃仁宇曾經提出：“明朝力圖在一個廣大的帝國內強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這種做法超出達到這種程度的技術水平。這種技術水平包括實際的技術手段和專門的經濟知識。表現為交通運輸、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服務性事業，貨幣和銀行規則，會計統計和數據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員的心態。”總之，創設于洪武時期的賦役制度設計太過精密，已經遠遠超出了時代的承載力。因此，明代賦役制度改革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減法——盡量簡化程序、款目。

周忱的改革已經觸及明代賦役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即均平賦役、簡化標準、省并名目、折征它物。明代“一條鞭法”推行全國之前，地方政府已經嘗試過各種賦役改革，如“均徭法”“均平銀”“綱銀”“征一法”“十段錦法”“一串鈴法”“門銀、丁銀”等。雖然名稱不同，施行的時間、地點、力度不一，但它們的內在理路是一致的。這種內在理路具體表現為兩大趨勢：其一，賦役內各項的合并；其二，賦役各項皆用銀（前期也包括鈔、錢、絹）折納。兩種趨勢皆以簡單化為出發點，互相維系、同時發展。

屢試屢止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之稱，出現于嘉靖初年。一條鞭法的出現是前朝賦役改革的繼續，在不同時間和地域的具體辦法并不一定完全一致，與其說它是一種制度性條文，不如說它是一種賦役調整的思路或精神。具體而言，一條鞭法與昔日兩稅法最大的不同有四點：“其一，役與賦的合并；其二，往日里甲十年內輪充一次今改為每年一役；其三，賦役征收解運事宜往日由人民自理的今改為官府代辦；其四，賦役各項普遍地用銀繳納——實物與勞力的提供反居次要的地位”。

1.新法推行的阻力

贊成一條鞭法者的理由：（1）負擔接近能力，比較公平；（2）款目簡單，舞弊較難；（3）征輸便利；（4）稅額確定。整體上來說，贊成新法者是站在國家行政官僚的立場之上，出于賦稅征收便利的考慮，其根本目的是國用饒足。至于社會公平以及減輕百姓負擔的實際效果，只是在有利于增加財政收入的情況下才會被當政者充分重視。

反對者的理由眾多：（1）負擔不公平；（2）南北經濟情形不同，一條鞭法便于南而不便于北，納稅者的犧牲不一致；（3）征收銀兩對于農民不便；（4）年年應役，過于頻繁；（5）總一征收，過于促迫；（6）混一征收，且又混一支用，易于侵吞；（7）不分倉口、不分石數，易于舞弊；（8）合丁徭雜項于土地，啟加賦之先聲；（9）預算不易編定。朝堂之上分成兩派進行論戰，官僚集團內部并沒有就一條鞭法達成一致意見。其中固然有官僚南北地域出身、學術理念差異的因素，也有言官的輿論監督因素，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一條鞭法的試點輻射范圍還不夠以及經濟條件尚不成熟。思想上的分歧再加上官僚隊伍的冗濫、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主政者振衰起敝的低愿望，新法自然只能局限于一時一地，難以形成風行草偃之勢。

2.內閣閣臣履歷的缺陷和權力的不穩定性

英宗復位之后的天順年間，內閣明確實行首輔負責制，由首輔主持內閣的日常政務。世宗由外藩入繼大統，因“大禮議”之爭與朝臣產生較大分歧，特別是和當時的內閣首輔楊廷和。當然，這不僅僅是一場禮儀之爭，還是皇權與內閣輔政大臣的政務主導權之爭，這場紛爭最終以嘉靖三年（1524）楊廷和辭歸為標志宣告皇權勝出。嘉靖六年和八年張璁、桂萼先后入閣，世宗徹底掌控了內閣。此后，世宗對于內閣權力便格外關注，絕不容許內閣權力凌駕于皇權之上。

內閣作為最重要的輔政機構，閣臣受到時人的崇重，甚至形成了一種“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風氣。這也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閣臣入閣前往往缺少地方基層的任職經歷，普遍存在“缺乏實際歷練、書生氣重、行政實踐經驗不足、長于文章、短于理政”等問題。此外，閣臣任期不定，全憑皇權喜惡而進退。在明代162位閣臣中，任職5年以下（包括5年）的108位，占67%。也就是說，三分之二的內閣閣臣無法長期輔政，無法與皇帝保持融洽、信任的關系，從而也就很難保證施政的連續性。盡管在嘉靖中后期，也有夏言、嚴嵩、徐階分別為首輔六年、十六年、六年，但都因為明世宗強勢皇權對內閣的防范而無所作為。這種內閣權力不穩定的特性，使得全國范圍內的改革難以獲得強力、持久推行的保障。

由漸進到突進的拐點：張居正改革與一條鞭法的推廣

“江陵柄政”

1.時勢造就張居正

自宣德年間周忱賦役制度改革開始，到隆慶萬歷之際，改革已經持續了將近一百五十年。其中，主持改革者不乏實心用事之臣，但都沒能將賦役制度的改革推行到全國范圍之內并將之制度化，而張居正最后卻成功了，為什么會這樣呢？內藤湖南的論述頗具啟發意義，他說：“應用《周禮》第一個失敗者是王莽，第二個失敗者是王安石……《周禮》的理想是在各個朝代都可以實行的，只是在王莽的時代實行它還嫌過早而已。"也就是說，張居正改革的成功離不開宏觀的時勢——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白銀的貨幣化。

圖5 張居正像

由于皇權的強勢，一方面內閣權力受到皇權的極大約束，另一方面內閣地位也因皇權的依賴而日漸提高。“嘉靖以后，（內閣大學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禮儀上的高規格為日后內閣凌駕于六部之上埋下了伏筆。曾作為裕王府講官的張居正，深受明穆宗的信任而入閣。隆慶時期的內閣斗爭不斷，徐階與高拱、高拱與趙貞吉因政爭失敗而去職。張居正于隆慶六年（1572）六月繼高拱為首輔，開啟了長達十年的首輔生涯。在主幼國疑的特定時機下，張居正與李太后、馮寶結成政治上的三角聯盟，通過司禮監和后宮加強對皇權的影響。由此，神宗“舉天下大政——委公，張居正方得以凌駕于中央六部和監察系統之上，才能夠進行非常規的人事操作。可以說，張居正具備的條件是得天獨厚、不可復制的。

2.儒術緣飾下的法家

隆慶時期內閣的斗爭表面上是政見的紛爭和利益的爭奪，實則背后還有“陣線分明的門戶和思想理論的對立，學術上“存在著以徐階、李春芳、趙貞吉三人為主要代表的，遵奉陽明學派的一方，與外表上自詡為儒臣，實際上乃服膺申韓法家學說的高拱和張居正為另一方的對立”。此說極有見地。我們可以從張居正向友人自陳心跡的文字中一探究竟：“況仆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故自仆受事以來，一切付之于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核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日首先，張居正對自己所處的政治環境有著清醒的認知，身處高位的他必須得有一番大作為才能振國威、服人心。其次，針對大明王朝的沉疴宿疾，儒學出身的張居正開出的藥方極具法家色彩。徐瑜主持內閣時，崇尚良知之學，從上到下形成了喜談虛玄的風氣；張居正執掌內閣后則崇實抑虛，排斥浮說，甚至有“盡滅講學諸賢”的想法。

清丈田畝與一條鞭法

1.張居正改革

對于張居正而言，他的身份首先是大明王朝的股肱之佐、內閣首輔，其次才是造福蒼生的儒家士大夫。因此，張居正改革的首要任務便是解決朝廷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即改革的核心是財政體制。前文已經提出，明代賦役制度的問題在于賦役不均導致逋賦，征稅復雜導致舞弊，從而帶來田賦、力役難供于上的困境。賦役不均的根源在于政治特權和丁田隱匿。明代自宣德年間以來賦役制度改革不曾間斷，卻始終未能有效地緩解財政危機，就是因為沒有深度觸及上述兩個根源。政治特權在封建社會無法根除，那么張居正改革只能從丁田隱匿的角度切入，特別是作為主要資產且較難隱匿的田畝。

因此張居正推行考成法，整頓吏治，提升行政效率之后，就在全國范圍內強力推行“清丈田畝”的政策。國家一旦掌握了作為主要征稅標準的田畝，財政收入的基數便有了保障，在此基礎上推行簡化稅收款目及手段的“一條鞭法”，便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萬明所言：“他（張居正）的財政改革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不是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而是在全國推行清丈田糧，從而完成了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具規模和實效的全國土地調查……正是在清丈推行全國的前提下，一條鞭法在全國才能夠水到渠成，這樣才有可能徹底改革原有的統一的實物財政體系，也就是以統一白銀貨幣作為財政計量標準和財政收支主體，建立一種全新的中央集權貨幣財政體系。”要言之，張居正完成了王朝中后期改革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全國范圍內田畝的清查，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明王朝實現了賦稅名目的省并以及征收方式的創新，大大加強了國家對于社會的控制。特別是白銀貨幣化，它極大地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推動了明王朝財政制度的轉型。

2.賦役改革的實質

歷代王朝進行賦役制度改革的出發點往往是由財政困難導致的統治危機，其目標在于如何擴大稅收群體、如何簡化手續以便利于征收，明代均平賦役、統一征銀的改革便是出于此種考量。封建統治者的根本目的是聚斂財富，而不是真正地減輕百姓的負擔。隨著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和財政支出的日益增多，稅收的總額只會增不會減。王家范將賦稅總額不斷遞加的趨勢用公式表達出來：“兩稅=租庸調+橫征（‘稅外有稅）：一條鞭=（租庸調+橫征）+橫征（‘鞭外有鞭')；地丁制=[（租庸調+橫征）+橫征]+橫征；普遍式：B=a(1+nx)(n為變革頻率，x為橫征）。"秦暉將這種現象概括為“黃宗羲定律，明確提出；“中國古代的賦役制度，總是將舊的苛捐雜稅歸并統一征收，以圖減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稅后，隨著統治者的需求，又生出新的加派名目，每次賦役改革，就成為加征加派事實上的承認，簡化征收，成為此后加征的起點。隨著加派日繁，又開始孕育下次的改革。”要言之，一條鞭法實際上是一種并稅式、疊加法的稅制改革，整體上來說，民眾的絕對負擔并未因之而稍減。

3.“一條鞭法”改革的積極影響

在全國范圍內清丈田畝，推行“一條鞭法”的舉措一定程度上均平了賦役，客觀上“多少減輕了無田的雇農與少田的貧農的力役負擔，使得他們有較多時間去從事農業，此一舉措對于生產力的解放不無相當作用”。

“一條鞭法”改變了明初以來賦役制度的“超經濟強制”特性，即“通過里甲組織，把農民控制在戶籍中，束縛于鄉里，使他們失去變更職業和離鄉外出的自由，被迫接受賦役剝削"。攤丁入地和統一征銀的改革削弱了人身依附關系，加速了農民與土地分離以及勞動力成為商品的過程，推動了雇傭關系迅速發展，至此“里甲失去了控制勞動人手的意義和職能，漸趨消亡，逐漸被以‘緝拿奸盜’為主要職責的保甲制所代替”。

明代自周忱開始的一系列賦役改革，持續時間長達一個半世紀，“一條鞭法”是改革的延續和總結。其中，“均平賦役是歷史上數不清的賦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統一征銀則是明代賦役改革不同于歷朝歷代改革的主要特征”。賦稅貨幣化、貨幣白銀化刺激了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商品化，催生了農業經營多元化、市場化的趨向，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明清時期市鎮經濟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余論

張居正改革以考成法為切入點進行吏治整頓，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清丈田畝”和“一條鞭法”的政策。均平賦役和統一征銀隨著“一條鞭法”的全面鋪開而水到渠成，政府更多地將稅收依據指向不便隱匿且容易清查的土地，并力主稅收產品白銀化。由此，明王朝實現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卻也開加征土地稅之先河，清代的“攤丁入畝”就是這一改革的繼續和深化。

“一條鞭法”是中國古代田賦制度變革的轉折點——實物繳納被白銀貨幣繳納所取代，梁方仲稱一條鞭法的設立“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萬明更是認為，張居正改革推動了國家財政體系從以實物和力役為主走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轉變，一條鞭法在全國的推廣標志著“明代中國從古代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的轉型”。

一條鞭法的顯著特征是苛捐雜稅合法化、賦稅征收便利化。從歷史的短時段來說，它在緩解財政危機的同時也激化了明朝的階級矛盾，如遼餉、剿餉、練餉等加派之舉，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從歷史的長時段來說，它為統治者加稅大開方便之門，加重了農業社會的經濟負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賦稅絕對值的算術級數累進，實際上抵消了唐宋明清以來農業增長所帶來的全部積極成果。產量長一寸，賦稅量增一分，緊追不放，大體上占總產出的30%～50%。"這也直接導致了明清時期農產品、手工產品多為租稅型商品化而非剩余型商品化，表現為國家控制下的“假性商品經濟”。產品或資本剩余的匱乏、市場主導型商品經濟的缺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常態，近代中國遲遲沒能完成內源性的社會轉型與此不無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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