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是因為日本企圖入侵朝鮮，而與朝鮮的宗主國大清國產生尖銳沖突，進而演變成日本由侵略朝鮮到入侵中國的戰爭，甲午戰爭給中國帶來深重的災難，對朝鮮而言更是滅頂之災。歷史如戲，回看歷史在清朝建立之初，也就是甲午戰爭前兩百多年，在明朝殘余勢力居中聯絡之下，朝鮮居然試圖聯合日本一同進攻大清國。話說滿洲入主關內之后，1644年11月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作為人質的朝鮮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說“未得北京以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同時，清朝還宣布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本來這些做法都是清朝為緩和兩國關系而為，但是由于皇太極稱帝前后，后金（清朝的前身）對朝鮮勒索過甚，并于1636-1637年入侵征服朝鮮，朝鮮對清朝產生很深的民族仇恨。
當時的李朝上下皆視清朝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后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后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記載朝鮮李朝宗室譜系的《璇源系譜》中所載的李淏即位年份，即為“崇禎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朝鮮對明朝的感情之深，有著對漢文化高度認同感的因素，也有明朝時中朝友好的歷史因素。朝鮮作為儒教國家，儒家正統觀對其影響很大，而這種正統觀對中朝關系的影響深遠。朝鮮一直都是以“藩國”自居，尊中原王朝為宗主國，但在各個朝代中，朝鮮最為心悅誠服的卻是明朝，終明朝一世，朝鮮始終保持著對明政府的“忠誠”，這種“忠誠”幾乎是打娘胎里就有。中國的明清時代對應的朝鮮王朝為李朝(1392—1910年)，李朝的創建者李成桂就是忠誠于明朝的典范。早在1388年，朝鮮高麗王朝在與朱元璋發生領土爭端之后謀劃進攻遼東，據《李朝太祖實錄》記載這支部隊一共只有近4萬人，而他們的對手則是剛擊敗幾十萬北元軍隊的遼東明軍。這支軍隊的統帥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們分任左、右軍都統使，李成桂一直反對和明朝決裂，他極力勸阻未能成功。作為一名將領，他清醒的認識到攻擊遼東是以卵擊石，但迫于朝廷的壓力，只好率領軍隊出征了。大軍到達鐵嶺后，李成桂并沒有發動進攻，他另有打算，他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帶領軍隊打回了朝鮮，廢黜了高麗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李成桂稱王之后，迅速確立了“事大主義”的國策，并且上書朱元璋要求天子賜予“國號”，此舉在朝鮮歷史上也就僅此一次，朝鮮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賜名后堂堂正正的成為了“朝鮮”。朱元璋親自下令：朝鮮為永不征討之國，明和朝鮮正式以鴨綠江作為邊界。而朝鮮尊明為天朝，并采用明年號，此后朝鮮的歷代國王繼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確認并賜予封號。
明朝萬歷年間明軍的抗日援朝，更是強化了朝鮮對明朝的“忠誠”與“依戀”關系。豐臣秀吉武力統一日本全境后，國內仍有一些擁兵自重的封建主難以控制。為了緩和國內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豐臣秀吉把國內的注意力引向國外，他主導制定了占領朝鮮，征服中國，進而向南洋擴張的軍事侵略計劃。1592年4月，豐臣秀吉出兵率領步兵20萬，水軍9000人，戰艦700余艘，跨過朝鮮海峽，在釜山、慶州一線登陸，正式拉開侵略朝鮮的序幕。戰爭初期，久經沙場的日軍攻勢猛烈、勢如破竹，以極快的速度先后攻占朝鮮王京漢城與陪都平壤，并迅速攻占朝鮮境內大量主要城市，直趨明朝邊境。朝鮮國王李昖遣使向明朝求援，萬歷皇帝二話沒說當年底就派李如松率領明軍入朝參戰。第二年初，就連克平壤、開城，四月份收復漢城，日軍退據南部諸道，并提出議和，不久實現了停戰，八月份豐臣秀吉病死，日軍遺命從朝鮮撤軍。這次明朝和朝鮮王朝的聯合作戰給予日軍極為慘痛的打擊，對戰后朝鮮半島200年的和平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因為抗日援朝作戰，明朝被拖垮，間接促成女真崛起。以至于朝鮮的肅宗國王都“內疚”地認為“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東征”，如果不是出兵朝鮮而損耗的國力，北京就算陷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樣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像南明那樣才茍延殘喘十多年。李朝孝宗（原鳳林大君）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他對大臣說：“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杰，豈無響應者！”。對大臣“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的擔心，他說：“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于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征兆，對南明政權、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三藩分裂勢力、臺灣鄭成功、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臺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筑城訓練為守御計”，企圖以防御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與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實，順治皇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這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六使詰責事件”。由于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清朝前幾位皇帝勵精圖治，國力大增，朝鮮反清派期望的漢民族武裝反抗、滿清統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沒有出現，因此朝鮮沒有唐突介入中國內戰，也沒有鋌而走險聯合日本跨過鴨綠江入侵遼沈，冒犯正處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時期的新興滿洲軍事強權。1683年，清朝統一臺灣，南明殘存勢力滅亡，朝鮮北伐計劃壽終正寢。此時，清政府主動采取種種善意舉措，朝鮮也迫切需要打開困頓的外交局面，中朝關系終于有所改觀，才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

清朝與朝鮮李朝的歷史舊惡

明朝與朝鮮李朝的兄弟之盟

未能實施的光復明朝計劃

因此，即使清朝已取代明朝，當時朝鮮君臣還是從骨子里仇視它，在記載朝鮮使節見聞的《朝天錄》和《燕行錄》中，他們稱“中國”已經“華夷變態”，是充滿“膻腥胡臭”的地方;對于天朝的都城也是不同的表述：天是北京的升級，燕是北京的貶抑。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再造之恩，自開辟以來，亦未聞于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

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但由于財政困難，未能實現。因此，孝宗想法設法增加財政收入：一是加快了宣祖時代出現的大同法的推行，將貢物統一為米谷納稅，增加了國家的歲入，改善了農民的境遇；二是頒布納稅以換取免服兵役的命令，規定所有試圖免服兵役的男子必須納稅，即使和尚也不能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