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我們中國人有兩句老話，“安居樂業”及“不患寡而患不均”，雖然只有寥寥數字，卻非常精煉，充滿大智慧。先安居才能樂業，兩者的先后次序絕對不能倒過來，因為不能安居，就沒有樂業，諸多亂象也就會隨之而來。安居的先決條件是土地房屋的供應，進入現代化社會以來也包括高空樓房，數量不夠當然是問題，但更嚴重的是分配不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若如此，其所導致的連鎖負面亂象就會不斷疊加，最終難以收拾。類似負面事件在我國歷史中曾反復出現，屢見不鮮，絕對是為政者應該認真思考的例子。

明王朝創建之初，起于農民階層的朱元璋深知百姓之苦，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會的措施，其中包括特別設立司農司，抑制土地兼并，相對公平地分配土地，讓廣大農民可以居有屋，耕有田。因此之故，經濟便快速得到恢復。不過，明中葉以后，由于官吏無能貪腐，縉紳地主迅速崛起。這些人憑借政治特權大肆兼并耕地，致使大量農民被嚴重壓榨，失去土地。有的人淪為佃戶，更多的為了生計，迫于無奈四處流動，成為流民。至明末年，這些日益增多的流民匯聚成為反對明王朝的亂民，成為被野心家利用的一股龐大力量，最著名的就有兩代“闖王”高迎祥與李自成的隊伍。西元1644年，明王朝覆滅于李自成之手。

鑒于明王朝之前車，清王朝入關初期把防止土地兼并列為頭等大事，嚴防死守，副都御史許三禮（職務是監察百官）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向皇帝上疏，彈劾刑部尚書徐干學兼并無錫縣田土一萬頃，便是一個例子。但到乾隆末年，土地兼并已極為嚴重，僅和珅一人擁有的耕地便有八千余頃，其余豪強地主的更是天文數字，貧富不均程度達到嚇人的地步。

其中，河北一名郝姓地主占膏腴之地萬頃，富可敵國，乾隆南巡時曾駐蹕其家多日。當時，郝接待上萬隨行的王公、侍衛、宮女奴仆等，日費錢十余萬而面不改容，其富有程度可想而知。這與在豐收年仍是餐飽餐餓的普通老百姓相比，真是天堂與地獄的分別。此外，如廣東巡撫百齡坐擁良田5000馀頃，江蘇大地主陳朝玉兼并土地達4500頃等例子數不勝數，使得民不聊生，禍亂不斷在全國各地發生，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隨后的“辛亥革命”則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由此可見，土地無小事，必須慎之又慎！

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政府的土地政策制定得好，執行公正，百姓便能安居樂業，社會便會繁榮安定，國家就能富強。反之，就會陷入泥淖之中難以自拔。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根據地年代，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土地政策，在各地進行土改，讓所有農民百姓都能按比例公平地獲得房屋土地。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能夠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當中的智慧與措施，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學習借鏡。

因為百多年來的各種歷史原因，香港走向了高地價政策，過往也因此成為撐起本地經濟繁榮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在過往20多年的歲月里，如何使到居者有其屋就成為本港不斷累積、最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持續纏繞著歷屆特區政府。10月29日，行政長官李家超積極回應，表示“造地和供應為兩回事，……造地不足會導致供應不足、樓價失控和市民上樓困難等”，強調“政府必須擁有土地主導權，否則土地的主導權就變成在利益藩籬的控制之中，這不符合市民及香港的利益”。這番說話考慮周詳，言詞直接，可圈可點。

特首的回應，是殷切關心本港的土地房屋問題，效果正面。李特首提出的掌握土地主動權，不讓其落入利益藩籬的控制之中的戰略思維，至為關鍵。既要防備土地過度開發，又要防止供應不足，更要掌握主導權，這正是有為之政的主動與平衡之道，特首亦在深切關顧這個兵家必爭之地，乃是為特區的長治久安與廣大市民的福祉著想，值得我們高興與欣賞。

毛澤東主席于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議上作出著名論斷：“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才德兼備的標準就是任人唯賢，即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如今香港特區正在進入“改革求變、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正是吸收先輩傳下來的經驗智慧，古為今用的時刻。

李特首明確地指出：“不斷造地可在有需要時推出土地，讓市場建屋，令市民安居，不需要時都可以放在儲備。”這個思維與做法實在是高屋建瓴，如果能夠切實執行，假以時日，必定能達到預期的正面效果，讓全社會受益。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股東風就是如毛主席所說的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凡爭天下者必先爭人，又說治國必先治吏，相信李特首一定會在這方面下大工夫，因為這是導向成功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