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在東部大部分省份相繼被日軍攻陷時，貴州作為抗日大后方，雖也時常被日軍騷擾，但相對來說還算較為安寧，完全可以在戰亂中作為學生們孜孜不倦的學習樂土。因此，自1937年起，相繼有40多所學校遷入到了貴州，這其中就不乏今天在全國響當當的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等。當時，在特殊情況下被迫西遷的大學，經歷了長達八年的艱苦辦學經歷，這一特殊歷史過程，被人們形容為“文化長征”。

說到浙江大學為什么要西遷進入貴州辦學，尤其為什么在很多大學都選擇到昆明、成都、貴陽辦學的情況下，而浙江大學卻選擇了貴州遵義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湄潭？這在今天說起來，依然讓人為浙江大學的西遷過程的曲折感到心痛。說到浙江大學的西遷過程，的確是經歷了一波三折，歷經千辛萬苦，最終才落腳遵義湄潭這個西部邊遠小鎮。

1937年，在形勢危急的情況下，浙江大學被迫于1937年11月11日將師生分三批遷往建德，但是不久杭州陷落，在尚未站穩腳跟的情況下又得匆匆忙忙的遷入江西吉安和泰和。在吉安中學落腳后，在此才呆上7個多月，因受戰事影響，馬上又得馬不停蹄的遷到廣西宜山。一路上師生們歷盡千辛萬苦，缺衣少食是常有的事，生活和學習都非常困難。不過在校長竺可楨的帶領下，師生們并未因此情緒低落，反而是情緒高昂，以苦作樂，學習的激情不減。

在廣西宜山也常常會受到戰爭的影響。此時教育部發了一個指令給浙江大學，指令浙江大學“在必要時可遷入貴州安順”。教育部為什么要指令浙江大學遷入貴州安順呢？這跟安順的大環境有關系。安順位于貴州的中西部，緊鄰貴陽，離貴陽只有90公里，交通方便，除此以外，環境優美，歷史文化底蘊濃厚，難能可貴的是并未受到日軍的襲擾。從地理環境上，文化背景上，軍事環境上，對于苦難的浙江大學來說都不失一個好去處。

接到指令的校長竺可楨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在落腳廣西宜山之后，便親自到貴陽會見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商議浙江大學遷入貴州相關事宜。在得到吳鼎昌的大力支持以后，竺可楨校長多次深入貴州各地考察校址問題，這其中就多次對安順進行了考察。就在竺可楨在貴州考察校址期間，這時遵義湄潭縣的縣長嚴溥泉在聽說此事以后，立即就寫了一封信邀請竺可楨不妨到湄潭考察考察，希望浙江大學遷入湄潭。

這個嚴溥泉，作為一個小縣城的行政長官，為何如此希望浙江大學遷入湄潭呢？說起來這個縣長還真有些來歷，此人早年曾留學英國，留學歸國以后，一直在浙江工作，對于浙江大學也早有耳聞。而他在回到湄潭主政以后，思想較為開放，對于湄潭的地方發展也較有責任心。作為文化人的他來說，深知像浙江大學這樣的名校遷入湄潭以后對當地文化、經濟等等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才在聽說竺可楨在貴州考察校址時，立即至信邀請其前來考察。

竺可楨在收到這封邀請信之后，立即前往湄潭考察，在對湄潭的人文環境、自然環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作了多方位的考察以后，認為湄潭比較適合辦學。這在竺可楨后來的日記中也得到體現，其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湄潭風景優美，民風淳樸，物美價廉，決定了將浙大遷往遵義湄潭。”從這句話中我們能看到，竺可楨較為看重的就是湄潭這地方的自然環境，尤其是在當時物價橫飛的年代，這地方還能保持物美價廉的經濟環境。而作為飽受戰亂之苦的學生們來說，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和生活的天堂。

就在此時，即1939年，日軍進犯南寧，宜山不宜久待，遷校迫在眉睫，于是竺可楨校長決定立即將浙江大學從宜山遷往貴州，開始了浙江大學的第四次遷徙。浙江大學的師生們分批次帶著試驗儀器、書籍等等材料進入貴州，被安排在貴陽青巖鎮的真武宮、趙氏宗祠等地方上課。待全部的學生都到達貴州以后，就全部進入遵義師范學院學習。

而此時遵義到達湄潭的公路尚未修建好，只能留在遵義師范學院，待公路修建完畢以后，考慮到湄潭的承載力的問題，浙江大學本部及文學院繼續留在遵義師范學院，其他的理學院、農學院等則遷入湄潭。這個時候遷入貴州的浙江大學只有文理、工、農等學院16個系400多個學生，在貴州遵義、湄潭辦學7年后，則發展為文、理、工、農、師范、法學、醫學等系兩千多人。

事實上，浙江大學遷入貴州以后，不僅對浙江大學是一件好事，對貴州來說也是一件好事，浙江大學的這些師生在教學與學習之余，也時常對貴州的本地文化、自然地理、民族風情等等進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在今天，浙江大學依然未忘記當初在遵義辦學的歷史，把湄潭作為其“第二故鄉”，且在對貴州招生時，還會針對湄潭的學生出臺一些優惠政策。

歡迎訂閱夜郎春秋，聽夜郎君擺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