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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癥會傳染嗎？2024年5月，一份發表于《美國醫學會雜志-精神病學》（JAMA Psychiatry）的論文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給出了答案——對于個體而言，“青春期時有身邊同齡人確診精神疾病”與“自己成年后遭遇精神疾病的風險更高”這兩件事具有相關性。

研究人員認為，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障礙可能是“社會傳播”的，當然，他們的這些觀察性研究無法確定直接的因果關系。

某人放聲大笑的行為可能具有傳染性，導致身邊人也發笑；同樣，看到朋友承受痛苦情緒，可能令自己感到沮喪。這類現象被稱為情緒傳染/感染 。

過去三十多年間，研究人員一直嘗試了解社會環境誘發心理健康障礙的可能性。他們發現，個體的心理健康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朋友、同齡人和家人的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

新研究由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 心 理學系的多位學者主導。團隊分析了來自713809名出生于1985年至1997年間的芬蘭公民的全國登記數據。他們從芬蘭各地學校挑選出在九年級時確診精神障礙的學生，并長期跟蹤這些人的同學，記錄其后來的診斷結果，直到2019年底。

研究發現，對九年級學生而言，如果他/她有一名或多名同學被診斷患精神疾病，那么該學生在接下來幾年里患上精神疾病的風險比一般學生高出 5%，而且此風險在接觸患病同學后的一年內特別高：若一名同學確診，他/她的患病風險高9%；若多名同學確診，風險增加18%！其中心境障礙、焦慮癥和飲食失調是“傳染”風險最高的精神問題。

上述結果似乎有力證明了“精神疾病可以社會傳播”，但有其他學者對此提出質疑。

荷蘭萊頓大學的臨床心理學副教授艾德·弗萊德 （Eiko Fried） 認為，赫爾辛基大學的團隊可能沒有控制所有相關混雜因素，例如，生活于貧困社區會增加患抑郁癥的風險。

“貧困社區的孩子往往進入相同學校，那么這類學校的抑郁癥確診者可能呈現聚集之勢。如果沒把混雜因素考慮清楚，從某種角度去看，它會像是所謂的社會傳染?！?/p>

新研究的作者團隊確實控制了社區就業率和教育水平的因素，但可能沒考慮到其他有影響力的背景因素，因此對相關結果的估計可能將因果關系歸咎于錯誤變量。弗萊德認為，隱藏的混雜因素可能比社會傳染一說更能解釋他們看到的情況。

針對弗萊德等人的質疑，論文主要作者尤西·艾爾霍（Jussi Alho）回應道：人們容易被與自己相似的人吸引，甚至會主動尋找這類人。

“在研究中，我們使用學校班級作為社交網絡的代表，以弱化這種自我選擇偏見。作為制度強加性的社交網絡，學校班級非常適合拿來研究，因為這類網絡的形成并不由個體的自發選擇驅動。此外，考慮同學們要一起度過大量時間，班級體可以說是兒童和青少年時期最重要的一個同齡人網絡。”

艾爾霍與合著者相信，他們的新研究具有重要優勢，那就是研究對象所處的社交網絡并不源于其自主選擇。不過他們同時也承認，批評者的觀點有一定道理，“混雜因素不能被完全排除”，因為他們“沒有準確地測量協變量”。

這些所謂的混雜因素一直困擾該研究領域。以2013年《健康經濟學》 （Health Economics） 雜志報道的一項發現舉例說明：

研究團隊調查大學生室友在第一年里的心理健康狀況，旨在測試“因偶然性而被安排住到一起的大學生之間是否存在傳染現象”。團隊將此研究描述為一項自然實驗，并認為實驗能產生對“因果效應”（causal effect）的“無偏估計”（unbiased estimates）?？山Y果表明，心理健康總體上沒有顯著傳染性，而就具體心理健康指標來說，如一般性的心理困擾、抑郁和焦慮，傳染效應也很小。不過輕微的傳染效應可能歸因于無法衡量的因素，比如學生擁有相似的社會環境和成長經歷——畢竟，他們可能基于相似的學術興趣或課外技能而選擇相同學校。

種種可能的影響因素都讓人難以判斷，究竟是何種因素驅動了怎樣的果？心理健康問題是否真在社交網絡內發生著人際傳播？還是另有未知因素給了我們這種印象？

廣泛性焦慮癥 （簡稱GAD） 首次作為一種診斷出現于1980年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第三版中。

克利夫蘭診所健康圖書館稱，此疾病會導致“對日常事物過度、頻繁和不切實際的擔憂”。

2017年，一篇關于廣泛性焦慮癥診斷歷史的論文指出，到1994年《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及其更新的GAD診斷標準出臺時，GAD已經“從一種很少被診斷出來的疾病變成了一種在社區樣本中終生患病率高達5%的疾病”。

2016年，美國醫療保健研究與質量機構的一份關于兒童焦慮癥的報告數據顯示，在13至18歲兒童中，約有1/4會出現兒童期焦慮癥，該年齡段嚴重焦慮癥的終生患病率為5.9%。

造成上述變化的原因可能是患者和臨床醫生對疾病的認知提升，也可能是其他多種因素，例如診斷標準的不斷發展以及獲得治療途徑的有明顯改善。不過正如艾爾霍與同事在論文中指出的，或許，是人們通過社交網絡獲得的對精神疾病的了解和接受導致了這一改變。畢竟，接觸患有精神疾病的同齡人可能有助于“通過提高對診斷和治療的認知和接受度，使精神疾病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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