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白

43歲的上海女子沙白近日在瑞士選擇了自己結束生命，但她在之前發表的一系列言論激起的巨大反響仍未平息，不夸張地說，網上輿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為一個議題如此撕裂。

沙白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是她身患紅斑狼瘡，不愿意繼續背負病痛過活。但對那些信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國人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紅斑狼瘡又不是絕癥，有什么必要非死不可？有的人進而指責她的病之所以到這一步，是自己造成的， 而 決定 去死 更屬 “自私”，沒有為父母考慮 。

沙白本人看來對父親的感情極深，而母女關系堪稱糟透，不過關鍵之處在于， 她認定 生死是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 ，她宣稱： “ 我不欠我父母任何東西” ，“ 在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就是小孩欠父母，父母欠小孩，我們是彼此成就，我們是互相共生的這樣的一個關系 ”。

有的人雖然贊同她對自己的生命有自主決定權，但憂慮她的做法激起效仿，而“美化自殺”是不可取的、也是值得憂慮的。也就是說，這種觀點擔心的不是她的自殺本身，而是自殺產生的社會影響。這實際上意味著關于此事的公開討論應加以限制，自由爭論是不能得到容許的。

還有的觀點聚焦于沙白本人的道德評價，女權主義者李思磐嚴厲批評：

她內化了很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念，當然也包括了對女性外表的苛刻標準，她對疾病的看法幾乎是納粹式的（對她母親的基因問責）。我不覺得她的故事有助于人們理解生命的意義，她所謂的生命的價值其實太仰賴于外物了。

女權主義不是曾有個口號叫“我的身體，我的選擇”（My body, my choice）嗎？為什么一個女權主義者對沙白的做法所持有的態度，竟和一些保守主義者合流？那或許是因為，她覺得女性應遵守一定的規范，否則就是不合格的，而那些保守派恰恰也覺得沙白沒能遵守另一些集體主義的規范。

這次事件的反應，最令人詫異的地方就在這里：一些看似平日里的自由派，也無法接受沙白的做法，而他們的反對理由，大抵都隱含著集體主義的底色（擔心影響不好，指責她未遵循規范等等），但沙白本人的道德如何并非關鍵，真正關鍵的是：一個人有權自己決定去死嗎？

幾乎所有傳統社會秩序都是反對自殺的。 佛教以戒律禁止，自殺者不得復人身； 儒家信念認定“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所以哪吒在自殺之前必須“剔骨還肉”，否則這種自主行為本身就是對父母的不負責，須受嚴厲譴責。

原始民族中僅有三種自殺（衰病者、殉夫者、殉主的奴仆）得到認可，但這不是因為他們有自殺的權利，而是在這些特殊情況下有自殺的義務。福柯在《性經驗史》中指出，在19世紀之前，“自殺是犯罪，因為它篡奪了原本只屬于君主的殺戮大權”，也就是說，決定個體生死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更高的權威。

在基督教中，自殺者的絕望被視為超越一切的最大罪惡，因為這相當于拒絕了神恩，不相信上帝能救贖自己，乃是瀆神之舉，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故而對自殺施以嚴厲處罰，但正如吳飛在論述這一問題時所說的，“難道有什么人真的有權力或能力扭轉另外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嗎？ ”

西方文藝復興之后因人文主義而興起的新思潮，首次確立了個人的自主決定權，而這有個前提，就是個體逐漸從原本無所不在的社會關系網絡中“脫嵌”出來，否則是談不上“自主決定”的。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覺醒的個體既渴望絕對支配自己的人生，又苦悶地發現受各種社會力量的左右而不自由，此時，自殺就具備了哲學意義。艾倫·布魯姆所以在談到包法利夫人時說：“在這個理智的世界上，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傻瓜。她就像現代藝術家一樣，一心向往著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她唯一的勝利和唯一的自由行動就是自殺。”

這也是我們當下所看到的：反對沙白自殺的理由形形色色，但贊成的理由說白了就一條——這是她自己的人生，是死是活自己決定。歷史學家E.H.卡爾早就說過：“自殺是任何個人都可以任意采取的惟一的絕對自由行動；任何其他行為都會以各種方式涉及他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的資格。”不過，從這次的反應來看，即便是自殺，在中國社會仍免不了被批評責備為不是社會的合格成員。

話說回來，中國社會真的那么強烈反對自主決定去死嗎？卻也不一定。

這些年我觀察到一種社會心態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能接受安樂死了，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們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如果有一天陷入神志不清、無法自主，被不知道什么人隨意處置，那實在太可怕了，相比起來，還不如在自己清醒的時候就決定能以什么方式結束生命。

更有甚者，有時自主去死甚至是受社會肯定的。在我老家鄉下，如果一個老人重病之后不愿再治，無須家人長期出錢出力侍奉，尤其如果死期又在天冷之際，辦葬禮時不必擔心食物腐壞，那這會被贊許為“好死”。因為人們普遍覺得，這樣沒有拖累家人，是一種利他行為。

研究自殺問題的學者吳飛所以說，在中國傳統觀念中，“自殺者并沒有一定的命運，他們死后的歸屬完全是由導致他們自殺的理由決定的”，對中國人來說，那與其說是關乎抽象的理念，不如說是要“看情況”的具體問題。

既然如此，為什么沙白這次激起了如此大的爭議？我想，這或許是因為，她從形象到行為，方方面面都不符合人們對一個“完美自殺者”的心理預期。試想一下，如果她年事已高，絕癥纏身，活下去只是拖累家人，又沒接連發表那些爭議的觀點，那么她的決定將容易被人接受得多。

然而，她是怎樣一個人，盡管也是這一事件的重要因素，卻不應讓我們偏離了此事的焦點。這就像你可以看不慣一個人亂花錢，但要清楚，那是他自己的錢，怎么花是他的權利。

毫無疑問，沙白事件激發了極大爭論，反感她言論、擔心其負面影響的比比皆是，但我想這正是其價值所在：她的言行無異于一張試紙，測出我們這個社會的思想底色，只有讓這些爭論暴露出來，彼此看見，我們才能更好地看清現實，試圖通過掩蓋問題來獲得一種“和諧”的假象，才是最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