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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改 革 專 題」

美國大選如火如荼。共和黨前總統川普對陣民主黨現副總統哈里斯，無需多言。

選情極其膠著，距離 11 月 5 日公布結果只差兩周，各大民調機構依舊說不準誰占據優勢。

跟四年前一樣，雙方水火不容。總統辯論的重點，也早早從參選人的政策綱領轉成了對對手的攻訐批判。

美國畢竟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它與中國的貿易戰也仍在進行中。因此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我們的生活都勢必受到影響。

在隔著太平洋看熱鬧的同時，我們也該梳理一下，兩位總統候選人到底各自有什么樣的主張，他們準備實施的政策有哪些，以及這些政策的可行性到底如何。

雖說凡提到「美國大選」，幾乎所有人想到的都是「總統選舉」，但與此同時，其實「國會選舉」也在同步進行。

眾所周知，美國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其中立法權歸國會，而國會（ Congress）又分為參議院（Senate）和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一般來說，美國事務的流程是相當麻煩的：

先由一位議員遞交一份起草好的法案（任何人都可以起草，但遞交法案的只能是議員），然后交由專門的委員會討論； 委員會完成修訂后，法案會交由議院的全體會議投票——如果該法案獲多數票通過，則會交到另一院重復討論、審查、投票的過程； 如果該法案得到了兩院的一致認可，就會被遞交到總統處——如果總統簽字同意或置之不理，「法案」將正式成為「法律」，由對應的政府部門實施。 總統可以否決法案，但國會的多數票也可以駁回總統的否決。 此外，如果法案有違憲之嫌，代表司法權的最高法院可以將其否決。

其中的環節如此之多，以至于如果參眾兩院由不同的黨派掌控，許多事情都會相互拉扯許久；而如果兩院都與總統所屬的黨派不同，這位總統就很難有所作為。

參議院共一百個席位，全美五十個州各自通過普選選出自己的兩位參議員。參議員任期為六年，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的席位。

每個州眾議員的數量則會根據人口來調整，每兩年改選一次。

當下，參議院由民主黨以微弱的人數優勢控制，眾議院則由共和黨略占優勢。而不久后的大選中，兩院的多數派都有翻轉的可能。

因此，無論是誰當選總統，都可能在施政時受到國會制衡。這一次的國會改選，以及兩年后的中期選舉都值得關注。

回到總統選舉。

對于「墮胎權」等重要社會議題，雙方的支持者觀點涇渭分明，反而不需要說太多。

美國民眾當前面對的主要問題非常明顯——極高的通脹率及其帶來的難以負荷的生活成本——對此，兩位參選人有著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

哈里斯主張「政府在支持弱勢群體方面應發揮積極作用」，而川普則更強調「『小政府』和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性」。

• 哈里斯認為，通過擴大政府援助，可以實現社會公平，推動經濟流動性。

在此思路下，她的政策主張延續并擴展現有的援助政策，比如食品、醫療、育兒相關的補貼和稅收抵免等。

對于物價和住房問題，她認為一方面要通過禁令防止價格欺詐、哄抬物價；同時，也要提高對首次購房者的福利——要實現這些福利措施，就需要提高政府收入。

因此，她主張對年收入超過四十萬美元的富人增稅，以確保社會保障資金來源。

• 相比之下，川普承諾不削減現有福利，并力求通過經濟增長來確保這些項目的可持續性。

川普認為，通過減稅政策（包括富豪和大企業）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從而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

同時，他認為政府需要放松監管。他曾大力抨擊拜登的「綠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盡管其并未成為法律），認為對環保的過渡追求會損害美國工業，進而影響經濟和就業。

對于住房問題，他也認為通過減少建筑和土地使用管制，可以增加住房供應、降低購房成本。

而在川普主張的一眾政策中，最引人矚目的，要數他的全面關稅政策。

由于多年來外貿在我國經濟中的重要作用，自 2018 年貿易戰以來，美國的關稅政策在一眾對華政策中，應該是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最直接的。

這一次，川普更是宣稱要對從所有國家進口的商品都要征收至少 10% 的關稅，對中國商品則是 60% 起步。

此前，不少中國商人及原在中國設廠的商人，通過將工廠轉移到墨西哥來避免高關稅；但這一次，川普還聲稱他將對每一輛從墨西哥進口的汽車課 100% 的關稅。

這當然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關稅是由進口商品的美國商人而非外國生產商繳納的，無論他們是選擇繳稅還是換美國本土供貨商都會增加他們的成本，他們也自然會把這多出來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那里去——美國當前的高通脹率與當前關稅政策不無關系。

哈里斯因此將特朗普的關稅稱作加在美國民眾頭上的「消費稅」——預計每家每戶每年要為此多付 4000 美元。

更何況，如果繼續與中國的貿易戰還算是美國人的「共識」，那向所有國家普遍征稅就實在讓人摸不著頭腦了，其他國家也勢必會有反制舉措出臺。

如果川普再次當選，在落實這一條時大概會遇到相當多的阻礙。

隨著選情漸漸對川普有利，不少商人已經暫停生產，以觀望之后落地的具體政策。甚至有不少本支持共和黨的選民因為川普的這些政策而改變了他們的投票。

不過川普也有他的理由——征收的關稅可以大大提高政府收入，這樣各種地方的財政缺口就都可以補上了。

另外，關稅也能逼著各大企業返回美國，創造就業，最起碼也能把它們從中國逼走——來自制造業衰落地區的選民自然會更關注這一點。

他推動的諸如減少監管、減免稅收等經濟舉措也都是在配合這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政策可能帶來的沖擊。

而另一邊，哈里斯畢竟 8 月份才得到正式提名，關于自己的關稅政策說得并不多，我們大概可以把她的政策視作拜登政府政策的延續。

在 2020 年大選過程中，拜登曾承諾去除掉川普設置的關稅。不過，在實際當選執政后，他不僅保留了前任的大部分政策，還在此基礎上額外擴展了不少——拜登政府聲稱這些關稅主要針對戰略相關領域，因此對民生影響有限。

然而事實是，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拜登時期美國政府的關稅收入遠超特朗普時期——這也讓哈里斯對川普關稅政策的抨擊少了幾分底氣。

如果翻看美國憲法，我們會發現，包括關稅在內的所有稅收政策都應該是由國會負責的，為何如今主導關稅的卻是總統呢？

想通過關稅政策來保護本國企業并不新鮮。1929 年，幾場接連的股災標志著「大蕭條」拉開序幕。然而，美國民間卻有很多聲音將經濟衰退歸罪于國際貿易。

在此背景之下，參議員斯姆特與眾議員霍利共同發起提高關稅的保護主義議案，是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

盡管許多經濟學家與商業巨頭都提出反對，胡佛總統對此也不認同，但法案還是得到了通過。貿易抵制活動隨即爆發，各國政府紛紛提高了針對美國產品的稅率。

僅僅一年，美國對出口歐洲下降 67%，進口減少 70%，失業率也翻了三番。美歐之間的貿易規模從 1929 年的歷史高位驟降到 1932 年的歷史低位，整個世界貿易規模縮水了一多半。

這個歷史教訓過于慘痛，也讓美國人意識到，國會實在不適合承擔制定關稅政策的角色。

因此，從 1934 年起，這一責任被大體委托給了美國總統。

雖然從那時起直到川普開始貿易戰，關稅都沒再被當作過武器，但貿易摩擦還是發生過幾次的。

六十年代，西歐各國為了保護本國農業，紛紛對美國雞肉做出限制。

作為反擊，1963 年 12 月，美國總統約翰遜決定向從歐共體進口的工農業產品征收 25% 的高關稅。

隨后，美國國會通過《1962 年貿易擴展法》，授權美國總統面對他國不公平貿易待遇時可以通過關稅政策進行反擊。

幾十年過去，美國雞肉早已不是問題，但歐洲的輕型卡車進入美國依然要繳納高額關稅；《1962 年貿易擴展法》也成了川普貿易戰的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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