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宮石函外部情況天宮石函內(nèi)部文物情況

從遼代朝陽北塔天宮中的

戲犬銅人說起

老趙遼金銅人考古札記之二

作者：老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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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繼續(xù)遼金銅人考古札記系列。

1、緣分：封閉天宮中的銅人

朝陽北塔遼代天宮位于第十二層塔檐中部，塔心室頂蓋上方，1988年11月上旬清拆第十三層檐后即予發(fā)現(xiàn)。由此考古人員對天宮進行了搶救性清理。在封閉環(huán)境中出土精美遼代銅人一枚。意義重大。

天宮由門道、甬道與宮室組成。經(jīng)塔內(nèi)置的第三重金筒上鐫刻有上京僧錄宣演大師蘊珪的題記，證明該座經(jīng)塔安置于大遼重熙十二年（1043年）四月八日。天宮曾遭雷擊火燒，可燃物化為灰燼，加之底板斷裂，部分小件遺物掉入塔心室后遺失，因此宮內(nèi)遺物缺失、壞損、散落、移位現(xiàn)象嚴重。盡管如此，在面積約1平方米的宮室及甬道各處仍有眾多珍貴的佛教文物面世。

另外，天宮曾遭受雷擊，所幸未受到人為擾動。其中文物除少部分毀于天火，大部分都得以保存。

在天宮宮室內(nèi)置有一方形石函（遼人稱 “石匣”）。石函雖狹小，但隨葬物品卻很豐富。見下圖所示文物分布狀態(tài)：

其放置情況大致為：后部正中置木胎銀棺，棺內(nèi)裝舍利金塔，“七寶”裝飾而成的寶蓋罩在銀棺四周，棺前供養(yǎng)經(jīng)塔，前部近門處有鎏金銀塔，其它遺物如銀菩提樹、香爐、玻璃瓶、瓷凈瓶、盤、碟等均置于經(jīng)塔和鎏金銀塔兩側(cè)，因石函狹小，許多文物分層重迭放置。這種以存放于金舍利塔中的佛舍利為核心，據(jù)學者分析，天宮的整體設計，包括器物的空間分布與圖像配置方式，表現(xiàn)為密教金剛界曼荼羅的佛教藝術(shù)。朝陽北塔本身呈現(xiàn)的是一個完整的密宗曼荼羅。北塔塔體外的磚雕的內(nèi)容及布局、天宮中重要供奉物如金舍利塔、鎏金銀塔、金銀經(jīng)塔的制作和安放均是按照密宗曼荼羅儀軌制成。

學者認為，天宮石函內(nèi)，以鎏金銀塔、經(jīng)塔和盛藏銀棺、金塔、瑪瑙舍利罐的七寶塔等為主位南北排列，兩側(cè)放置各式供奉器物，應是嚴格按照一定的佛教儀軌進行布置。

在封閉的雖遭天火而失序但幸無人為擾動的天宮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件十分珍貴的銅人。依《朝陽北塔考古發(fā)掘與維修工程報告》（文物出版社）介紹，本銅人在天宮出土文物的第19序號。文字介紹如下：

“銅戲犬童子像，1件，鑄制。為一童子戲二狗形象。童子胖圓臉，頭蓄發(fā)三綹，穿窄袖長衫，陰刻衣紋。站在仰蓮圓座上，雙手撫摸狗頸部，二小狗抬頭翹尾，二嘴相咬，前腿按在球上，作嬉戲之狀，造型生動自然，生活氣息濃厚，通座高4厘米”。

既然朝陽北塔天宮重葬于遼重熙十二年，則此銅人下限即為遼代中期。此在遼代時限，在遼代轄區(qū)之內(nèi)的準確出土文物，具有標準器的作用。具有考古意義。

2、朝陽北塔所在霸州的佛緣

朝陽北塔所屬遼代霸州乃節(jié)度州，號彰武軍（非河北霸州）。遼早期因戰(zhàn)爭，遷移燕地民眾至霸州者甚眾，這也是遼人將外族遷移充實強化契丹中心地區(qū)的一貫做法。一方面，為了懷柔漢人，同時，也由于遼代皇室主導，霸州佛事活動頻繁，建寺造塔盛行。而遼代建佛寺之始的后唐天復二年（902） 開教寺，就在龍化州，而龍化州乃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征服代北，遷移漢民而建。所以，佛教的信仰與漢民的遷移存在非常深刻的關聯(lián)。

自然，作為古燕之龍城，唐之營州，本來就是佛教興盛之地，北魏馮太后氏乃為祭奠先祖弘揚佛法，“立思燕佛圖于龍城，刊石立碑”。“思燕佛圖”成為北魏在東北地區(qū)建造的唯一一座皇家佛寺，之后，朝陽北塔就在此基礎上重建。

天祿元年（947）遼世宗即在霸州鳳凰山敕建華嚴寺。統(tǒng)和二年（984）章武軍管內(nèi)觀察使、霸州刺史姚漢英在佛塔地宮中供養(yǎng)釋迦佛舍利一粒和凈光佛舍利十八粒。開泰六年（1017）遼景宗長女楚國大長公主施財重建朝陽東塔。太平五年（1025）33邑人施游休地建立寺院，太平九年梁氏兄弟建造靈感寺和靈感寺釋迦佛舍利塔等等。大遼霸州佛事延綿。

遼興宗重熙十年（1043）霸州升格為興中府，本區(qū)名寺延昌寺（朝陽北塔所在）得到重修，期間曾舉辦兩次由遼上京僧錄宣演大師蘊珪主持的佛事儀式，絕大多數(shù)霸州官員都參加了活動。遼興宗朝對朝陽北塔的重修，由此造就了今日朝陽北塔大遼寶藏重見天日的前提。

遼制，五京之下，地方設有二府，分別是隸屬東京的黃龍府和隸屬中京的興中府。府的行政、戰(zhàn)略地位次于京、高于州，與現(xiàn)在的特區(qū)類似。興中府位于今朝陽市。朝陽在十六國時稱龍城，曾為前燕都城，唐朝稱營州。它位于中京東部大凌河流域經(jīng)濟文化最發(fā)達地區(qū)，遼在興中府設綾錦機構(gòu)，形成了以其為核心的“錦、靈、顯、霸”四州織錦產(chǎn)業(yè)帶，是皇室錦緞用度的供應基地。

遼代至興宗朝，不僅佛法繁盛（興宗之父圣宗在北宋眼中已具“國主奉佛”的評價），興宗同樣奉佛，最著名的事件就是“興宗先有事于菩薩堂及木葉山遼河神，然后行拜山儀”。興宗將佛教引入國家信仰，將“詣菩薩堂”放在了首位。興宗本身也皈依受戒，鑄造銀佛像，編刻大藏經(jīng)，多奉佛事，常常飯僧。召名僧宮廷說法，優(yōu)遇賜爵。時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達二十人。

興宗不僅奉佛，而且以華夏自居的意識也日漸隆盛，重熙七年，興宗“以有傳國璽者為正統(tǒng)，賦試進士”。興宗以前，每次朝廷的活動，“北面臣僚并國服，皇帝南面臣僚并漢服。干亨五年，圣宗冊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自是大禮，雖北面三晶以上亦漢服。”興宗重熙五年，“冊禮皇帝服龍袞，北南面臣僚并朝服。自是以后，大禮并從漢服矣。今先列國服，而以漢服次于后焉。”

興宗不僅模仿中原王朝的傳國玉璽，大漢禮服，還模仿中原王朝給前代諸帝封號。重熙十三年，罕嘉努上疏言：“先世約尼斡汗之后，國祚中絕，自額爾奇木雅里立蘇爾威，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樸，未有尊稱。臣以為，三皇禮文未備，正與約尼氏同。后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chuàng)立先廟，尊四世為帝。昔我太祖代約尼即位，乃制文字、備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nèi)。厥后累圣相承，自額爾奇木呼哩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額爾奇木達魯猶以名呼，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為皇帝，則鴻業(yè)有光，墜典復舉矣。”興宗允準。重熙二十一年七月，“追尊太祖之祖考妣為帝后，九月追上諸帝后謚”。興宗依唐典追封契丹四祖，即是以華夏自居的呈現(xiàn)。

可見，日漸以華夏自居的遼興宗，重修延昌寺，除了弘揚佛法，鞏固政權(quán)，也可能存在籠絡北地漢人、整合各族的意圖。事實是，遼代以朝陽北塔大重修為契機，朝陽地區(qū)興起建造八大靈塔的熱潮。

3、重修朝陽北塔的國家動機

朝陽北塔是在遼代佛教最為隆盛的遼興宗時所重修。佛塔天宮內(nèi)安置的木胎銀盒四面都刻有線圖，盒子側(cè)面刻著一幅說法圖，圖中有聽佛說法的帝王，身穿長袍，雙手捧笏，頭戴冕旒冠，據(jù)說冠中刻“王”字，這位帝王有人認為是現(xiàn)實中的遼興宗耶律宗真。而考古報告中則指稱為作帝王狀的梵王與貴婦。見下圖所示 ：

遼興宗于景福元年（1031）登基，重熙三年因政見沖突，將其生母法天太后放逐于慶州七括宮幽禁。其后興宗聽講《報恩經(jīng)》時不忍感悟，重熙八年遣使迎母回宮，在此前一年的十一月臨寺受菩薩戒，明確表明自己是佛門弟子。也有學者認為，興宗修塔，有尊佛奉母之意。

朝陽北塔天宮發(fā)現(xiàn)“延昌寺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記”題記，另在經(jīng)塔第三重金筒鏨刻圖像上有題記云：“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時葬， 像法只八年。提點上京僧錄宣演大師賜紫沙門蘊性記。”

那么，天宮中題記中的“再葬舍利”是什么意思呢？

朝陽地宮一塊題記磚上刻寫：“霸州邑眾諸官，同共齊心結(jié)緣，弟三度重修。所有寶安法師，奉隨文帝敕葬舍利”；可見，所謂的再葬舍利，就是再葬隋（通隨）文帝敕葬舍利。

隋文帝楊堅時，毀于火災的北魏“思燕佛圖”得到重建，史載隋文帝與佛法淵源頗深，其母于馮翊般若寺生下他，又因算命之說自小在寺廟中長大。傳說梵僧曾送他一包佛身舍利，楊堅稱帝后，將舍利分賜天下113個州。于是，時營州（今朝陽）官民僧俗奉詔在燒毀的思燕佛圖基礎上，重新建塔安葬。北塔地宮中遼代再葬時的題記碑文清楚地記載了此事：“霸州邑眾諸官，同共齊心結(jié)緣，弟三度重修。所有寶安法師奉隨文帝敕葬舍利，未獲，請后知委。”此即所謂的朝陽北塔的“第三世”。

那么，遼興宗為什么要再葬隋文帝舍利呢？

因為舍利作為宗教圣物，在世俗政權(quán)面前具有神圣權(quán)利的呈現(xiàn)作用。所以從唐代至隋代的迎請舍利的象征性儀式，就具有在大眾公共空間宣示政權(quán)神祐的意味。隋代文帝仁壽年間的三次頒送舍利的官方活動，其實就是隋文帝借“轉(zhuǎn)輪圣王”名義，在圣物舍利與神授王權(quán)之間，構(gòu)建了關聯(lián)性。

比如，定州是隋文帝仁壽元年第一次分送舍利的三十個州之一。（隋文帝三次頒送舍利有共有113座舍利塔），河北定州靜志寺隋代大業(yè)二年瘞埋舍利供養(yǎng)，其中，舍利容器鎏金銅函四周有銘文，其中說明，仁壽三年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前代舍利。

巧了，遼代霸州在隋朝為營州，隋文帝于仁壽二年(602)正月二十三日頒舍利于天下五十三州，營州即為其中之一。而更為巧合的是，這次遼興宗要修建佛塔，也與隋文帝一樣，意欲“發(fā)現(xiàn)”前朝舍利。隋文帝發(fā)現(xiàn)了拓跋氏“大代興安二年”的舍利函，而遼興宗則努力去發(fā)現(xiàn)隋文帝的舍利。正是思路一致，傳承有序。

朝陽北塔的佛緣一直深厚延續(xù)，十六國三燕時期，前燕慕容皝筑龍城，即建和龍宮。其宮殿夯土臺基即今朝陽北塔塔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始建木塔于三燕宮殿臺基之上，時名思燕佛圖。后毀于火災。隋仁壽二年，營州官民僧俗得到隋文帝頒賜的一顆佛舍利，因而奉詔在燒毀的思燕佛圖基礎上，重新建塔，隋文帝賜名“梵幢寺塔”。唐天寶年間李隆基下旨令營州刺史安祿山修繕佛塔，在各層塔檐束腰處飾以仿木構(gòu)建筑彩繪，并更名為“開元寺塔”。遼初年，開元寺塔維修，后更名為“延昌寺塔”。遼重熙十三年（1044年），延昌寺塔再度維修，并最終定型。

所以，遼代修建北塔再葬隋仁壽舍利是在遼興宗重熙十二年（1043）四月八日，參與此事的有遼提點上京僧錄的高僧賜紫沙門宣演大師蘊性。“四月八日午時”，也正是當年隋文帝第二次敕諸州奉安舍利入石函的時間，遼代重修再葬舍利按照這個時間，具有強烈的君權(quán)神佑與華夏自居的雙重意味。

朝陽北塔天宮石函中的確出土了兩粒舍利。天宮中心位置面南背北安放著木胎銀棺。銀棺中有一座高約十公分的金塔。金塔里有一尊金蓋瑪瑙罐。罐中裝有真身舍利兩顆，一顆乳白色為骨舍利，另一顆紅褐色為血肉舍利。兩顆舍利與五顆鎏金彩珠一起供奉在瑪瑙罐中。

舍利

根據(jù)朝陽北塔第三度重修佛塔題記，遼人曾在佛塔地宮深挖五米，目的大致就是為了尋找所謂的隋文帝仁壽舍利，但是最終未能發(fā)現(xiàn)。后來舍利應該被找到，于是安放在天宮石函之中。可惜的是，地宮沒有天宮那么幸運，大致在民國時期就已經(jīng)慘遭盜掘。

參與遼興宗重新發(fā)現(xiàn)隋文帝舍利的霸州朝陽北塔地宮，出土了八王分舍利的畫像磚。為此做著有趣的佐證。見下圖拓片所示：

據(jù)鎏金銀塔內(nèi)置的銀經(jīng)卷和銅板中的兩則題記，其實重熙十一年已開始準備第一場供養(yǎng)佛事。而絕大多數(shù)霸州官員都參加了這兩場活動，題記上紀錄了主要官員的名錄，霸州官員不僅贊助供養(yǎng)佛事，而且參與舍利莊嚴具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