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蘇聯時代早已化為塵土，連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許多偉大心靈，不過那自有其跨越時空限度的價值，因為那種在黑暗中默默堅守的形象，已越來越成為現代知識分子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標志，戰后蘇聯時期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極端的截面。

身為一個出生于俄國的猶太人，以賽亞?伯林一生從未間斷過思考、閱讀、聆聽、談論、寫作與俄國有關的問題，《俄國思想家》可能是給他帶來學術聲譽最多的一部著作。其他自由主義哲學家幾乎從不涉及俄國思想史的問題——不過，他自己也并未自視為哲學家，確實這么說也更準確一些：他自稱是觀念史學家，一生研究的領域幾乎從未離開過近代以來啟蒙、進步主義等一元論思想這個主題，而蘇聯正是一個一元論試驗的巨大實驗場。他想要對“蘇聯的心靈”有所了解和闡釋，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更何況，蘇聯當時好幾個一流作家，他都還有私交，因而得以觸及到其他西方人所無法達到的心靈深度——在冷戰的背景下，這委實是一件困難的事。 《蘇聯的心靈》一書 的特點和缺點之一也在此： 得到最突出描寫的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三人都是俄國白銀時代作家，且屬于同一個詩歌流派阿克梅派。

伯林在事先并沒有一個詳細周密的規劃來寫這本書，而是在幾十年里斷斷續續記錄下對當時蘇聯文化人的心靈狀態，并謹慎地只突出寫了自己最熟悉和了解的那些人物，固然他們都屬當時最杰出的俄國作家行列，但顯而易見的一個問題是： 他們是否足以代表“蘇聯的心靈”。

這本書中沒有提到戰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法捷耶夫和馬雅可夫斯基則只是在批評的時候才順便提上兩句——當然，伯林和這些人恐怕也很難進行對話，因為他們幾乎是另外一類“蘇聯的心靈”。

然而即使是他所熟悉的帕斯捷爾納克，在某些方面仍是他感到陌生的。帕斯捷爾納克是個自尊而深沉的作家，雖然常因為作品不具備足夠的宣傳價值而受到猜疑和鄙夷，但他內心從未動搖過對俄國的感情。他反復強調對俄羅斯偉大復興抱有希望，懷著一種扎根于俄國土地的近乎癡迷的情懷，為此他甚至對自己的猶太血統反感。

阿赫瑪托娃

至于阿赫瑪托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伯林形容她的尊榮和舉止像是“悲劇中的女王”，曾被日丹諾夫惡毒地攻擊為“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邊賣淫一邊樹貞節牌坊。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完全遠離了人民大眾”，但她卻也同樣深深地扎根在俄羅斯，一如伯林所言：“無論有什么在俄國等著她，她都會回去。蘇聯政體只不過是她的祖國的現行體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長眠于此。作為一個俄國人就應如此。”

這種感情對西方人來說是陌生的，甚至對伯林來說，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他能尊重這一點，但并不代表他認同和理解這一點。他將之歸結為俄羅斯歷史上的相對隔絕，以至于造成一個非常獨特的文藝界和知識分子心態。

這種對俄國的深沉感情，確實是俄國思想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赫爾岑曾被迫流亡西歐，灰心地認為“俄國的過去是一片空白，現在暗無天日，將來也毫無希望”，但當一個德國人卡爾?舒爾茨問他何不前往美國獲取自由，他答：“非常簡單，從前有一個正直的德國人曾懷著獨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國王’，現在我也可以這么說：‘我在俄羅斯有自己的人民！’”

不論如何，正如伯林在書中所言，蘇聯時期識字率的大幅提高和文學經典的大量出版，造就了一個對任何作家來說極為重要的公共文藝群體。像阿赫瑪托娃這樣的詩人經常收到大量信件，當他們當眾誦讀詩歌時，偶爾停頓，就總有幾十人馬上說出他們的詩句來提示他們。

伯林公正地評論道：“他們的反響乃是西方的作家和劇作家所羨慕不已的”，“沒有哪位作家不會為此所感動，沒有哪位作家不能從這種真正的敬意中獲得創作的力量”。

確實，如果說在蘇聯最壞是那種對好奇心本身和個人獨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的壓制，那么，在西方最壞的則是公眾對娛樂之外的文化的漠不關心——當然，更壞的則是這兩者的結合。

1946年，原籍匈牙利的約翰?盧卡奇來到美國，發現這里政府管得很少，警察局簡直無事可干，生活得很自由，但讓他失落的是：“當地人對你不聞不問，有時候讓人覺得非常遺憾，因為他們對你手頭做的事毫無興趣。”

事實上，原蘇聯東歐的反對派知識分子，一旦進入到能夠自由發表言論的社會，即便他們原來知名度很高，往往都迅速變得無聲無息。這也造就了一個吊詭的現象：在自由創作的環境中，現代俄羅斯文化人物的知名度和作品深度反倒遠不如蘇聯時期，雖然伯林在1990年還寄望于擁有無窮創造力的俄羅斯人一旦獲得自由后，“說不準他們會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驚喜呢”。

在前些年出版的《美國心靈》中，謝爾頓?沃林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觀點：“如今，在對私人生活的過度控制方面，私有形式的權力集中和政府機構一樣難以對付。”知識分子實際上處于一個兩難的時代。

在此，也許仍有必要回顧一下伯林的忠告：“決不要太熱情”——當歷史看起來正朝正確的、進步的方向前進時，切莫過分熱情或絕對肯定。如今已日漸明顯，蘇聯的崩潰與其說是“歷史的終結”，不如說是另一段歷史的開始，在這個新的時期里，知識分子并不是無事可干了，恰恰相反，他們面對的是全新的、甚至是更艱難的處境。

決不要太熱情，也沒必要太低沉。當一切流逝，真正恒久為人所記憶的，仍是那些堅守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