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受訪者提供）

“要不就，去中國做電影？”2016年夏天，本科畢業的亞歷成為“每五個意大利年輕人中失業的那一個”，決定來中國。

“大家從中國回來，會跟你重復他們去之前就有的刻板印象，其實什么都沒懂……我經常覺得自己能夠幫助不同的人理解彼此。東西方之間的隔絕不是一件好事。”踏上飛往中國的航班之前，亞歷跟友人這樣表示。

來到中國后，隨著中文水平的進步，他漸漸成了別人口中“最中式的白人男性”——“情緒不好，我聽陳粒。想要靜靜，我練寫字。我注冊豆瓣，周末看畢贛的電影。”與此同時，也有了困惑：他感覺自己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國人，被夾在中間的一處灰色地帶，似乎摸不清自己是誰。

寫作是他找回自己的方式之一。在用中文寫作的《我用中文做了場夢》一書里，他“考古”了自己這幾年來的故事。

?作者 |謝無忌

?編輯 | 譚山山

這是意大利人ale（本名Alessandro Ceschi，中文名“亞歷”）與中國產生連接的第十年。

2014年8月，21歲的亞歷作為體育記者，來南京報道第二屆青奧會。那是他第一次來到東方，也是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中國。在短暫的7天時間里，他結識了許多熱情洋溢、充滿活力的志愿者，感受到內心深處探索自己、探索世界、跟世界連接的渴望。此后兩年，于他而言，中國成為一場模糊的夢境。

2016年，亞歷在羅馬讀完傳媒專業本科，在一家牙醫診所上了一個月班，隨即成為“每五個意大利年輕人中失業的那一個”。他一邊陷入對未來的迷茫，一邊又拒絕進入一眼就望到頭的人生。

偶然間，他在《經濟學人》雜志網站上讀到一篇講述中國電影市場蓬勃發展的報道。“要不就，去中國做電影？”于是，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踏上第二次前往中國的航班，從此與這個東方國度深度結緣。

蘇州環秀山莊，傳統寶瓶形洞門前的亞歷。（圖/黃佩姍 攝）

在中國生活的6年，亞歷從零開始學中文，并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中國。他在北京、河北、上海、海口、青島等地待過，也做過形形色色的工作——導演、模特、留學機構老師、劇組群演、翻譯、剪輯助理……2020年，他以ale為名開始用中文寫作，并陸續在豆瓣及一些中文媒體上發表。

前段時間，他用中文寫作的新書《我用中文做了場夢》出版。他試圖呈現這6年時間里自己與這片土地的復雜相處。他覺得，出書就像給自己23歲大學畢業到30歲這段人生做一個交代。“一個賽季結束了。我可以跟這段生活告別，繼續往前，想一想后面的事情怎么安排。”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

［意］亞歷 著

文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4-7

來到中國，成為“自己人”

大多數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或許都懷揣和亞歷相似的目的：一張充滿可能性、可以從零開始書寫的白紙。

在中國，沒人了解亞歷的過去，也沒有多少人真正在意他的未來。“你可以脫下舊身份的負擔，成為一個全新的人。”他寫道。

然而，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獲得一個全新身份，意味著此前亞歷所習得的各種生活常識、經驗、語言和行為習慣，都得推翻、重建。

可以說，亞歷融入得還不錯。他通過看《歡樂頌》學習中文，靠白酒和翻譯軟件交朋友；試著用中文發朋友圈，嘗試用口語表達幽默感；逐漸接受熱水，也跟出租車司機聊意大利足球和房價。

2017年春，亞歷用中文手寫的第一封信。（圖/受訪者提供）

在北京時，他像一個城市中的游蕩者：去朝陽公園踢球，去亮馬橋吃比薩，在胡同里跟人暢聊詩歌和電影，去知春路做按摩，去非營利機構做心理志愿者……他逐漸習慣于在不同環境、不同身份之間不停切換。

在無數可能性中，亞歷也在嘗試著給自己找到更明確的方向。在中國的頭幾年，這個方向是做電影。

2018年，中國電影的快速成長肉眼可見。那也是亞歷在中國電影院觀影體驗最豐富的一年。他相信，中國電影和世界接軌是必然的。

“演戲——外國人在中國的零門檻事業”，亞歷粗略計算，算上學生劇組，自己一共待過幾十個劇組。他曾在北京寒冷的清晨飾演馬可·波羅，也演過海邊的絕癥患者、蘇聯時期的宇航員、抗美援朝時期的美國大兵。此外，他還曾參與CCTV紀錄片頻道某檔意大利語節目的翻譯、剪輯工作。

2019年冬的北京，亞歷參演同學拍攝的MV。（圖/受訪者提供）

學校的電影氛圍也感染了亞歷。他在書中寫出自己的觀察：“想要進入電影行業的年輕人有一種堅強的毅力，還有一套信仰：睡前讀塔可夫斯基、定期去電影資料館、通宵拍片，對他們來說這代表通往好作品的必經之路。”亞歷珍惜這種創作的熱情，以及人人通過努力能決定自己的未來的信念。

這份珍惜背后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電影學院跟同學們一起拍 東西，劇組所有人都在為同一個目標努力，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無論你來自哪里。很多時候，亞歷會覺得，自己屬于這里，是“自己人”。

離開還是留下

決定來中國時，亞歷就認為，自己一生都不會再回意大利。

雖然意大利的文化很豐富、很神圣，但亞歷覺得，它缺乏活力，沒有太多發生變革的可能性，年輕人在其中很難做事。比如電影行業，“每年就拍那么十幾部電影，一些大的資源都是留給那些資歷深的老導演的。在羅馬有很多像我一樣想做電影的同齡人，進入這個行業比較困難，只能跟著這些‘老人’求得一點點生存空間”。

反觀中國電影，它處于一個充滿著探索與可能性的階段。“一切與意大利或者歐洲有關系的東西都屬于過去，我有一種我生活的所有可能只能發生在中國的感覺，因為這里才有變化，才有發展，才有對新事物的包容度。”亞歷說。

亞歷在拍攝工作中的留影。（圖/受訪者提供）

然而，被這片土地全然接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來到中國不久，亞歷很快就意識到：“外國人的生活體驗相當分裂：一會兒享受超國民政策的優待，一會兒連普通消費者都不如，購物出行都有阻礙。”酒店住宿、網購進口商品……生活的種種區別對待都在時刻提醒著他，他不是自己人。中國人賦予他們另一種更為輕松、戲謔的稱呼——“老外”。

外國人的身份，讓亞歷在全國各地都得到了特殊的招待、熱情的問候；但無形的文化和精神隔閡，依然存在。

在頭5年里，幾乎沒人問過他如何過節。在中國過的第一個春節，他沒有任何參與感——北京就像一座空城，他坐公交車到五道口，只找到一家為數不多還在開著的連鎖韓國餐廳。

亞歷說過，在中國，可以靠英語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后者他可以做到，卻難以表達自己的幽默感。有時他會在社交場合中嘗試講笑話，卻造成冷場。談論一些具體問題時，中國朋友會下意識地與他保持距離——“外國人的身份有點太重了，會很難讓對方自然、自在地和你交流，涉及的話題范圍也非常有限”。

2020年夏天，北京國貿一帶。（圖/受訪者提供）

有一次，他跟一個中國女生在地鐵站告別后各回各家，女生給他發來信息：“你好像不是很像個意大利人。“亞歷猜測，或許對方期待告別時來一個擁抱或者吻別。

很多中國人對意大利的印象來自《教父》《我的天才女友》等知名影視劇，覺得意大利人都很熱情，也會對亞歷有類似預設和期待。亞歷說，這些影視劇大多拍攝的是意大利南方，而自己是個北方人。

亞歷也不再是個“純種”意大利人。去年，他時隔4年回到意大利，高中同學說他說的是帶口音的中式意大利語；他也對很多熟悉的東西產生了距離感，“這個距離是我帶著一種中國思維去看待事情（而產生的）”。

他跟一些在意大利生活的中國讀者見面，和高中同學相比，他反而更能體會到這些中國人的微妙感受。“我被夾在中間的一處灰色地帶，似乎摸不清自己是誰了。”

2023年，亞歷拍攝的家鄉帕多瓦街頭一景。（圖/受訪者提供）

5年，是外國人在華生活的分水嶺。每一個在中國待了5年左右的“老外”，都會開始思考自己的去留問題。

為什么是5年？“對于很多人來講，5年相當于讀書三四年，加上工作一兩年，這個時間足夠讓人體驗這里的生活是什么樣子，給予我們充分的做決定的因素。你大概知道，自己是否想要進一步跟它發生更深遠的聯系，是在這里定下來，或者離開。”亞歷說。

2021年春天的亞歷，同樣面臨著這個關口。他的生活陷入某種停滯狀態，在中國認識的很多意大利人紛紛回國；老家的親戚好友也都陸續邁入人生的下一階段。只有他，似乎一無所獲，甚至沒有可靠的收入來源，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走。離開還是留下，這是個問題。

2020年秋，威海，亞歷與在青旅認識的朋友結伴出游。（圖/初悅 攝）

另一種可能

2021年的春天，河北一個小縣城，亞歷正在一個劇組里當群演。

當時，國內新冠疫情趨于穩定，國外則愈加嚴重。他感受到了當地居民對他們這些外國人的不歡迎態度。有一天，他坐在小縣城的麥當勞里，意識到自己二十出頭時預想的那個“所有人相互理解、相互接納”的世界好像并沒有實現。面對著電腦，他突然哭了。

2021年春，亞歷（左三）在劇組當群演。（圖/受訪者提供）

這一次，打撈起他的，是寫作。

2021年8月，出于偶然的機會，他從北京搬到上海。在上海居住的半年時間里，他重新建立起崩塌的生活秩序。幾乎同一時期，他在豆瓣上寫的日記，有了一些反饋。他開始覺得，自己得到了接納，而不僅僅是一個局外人。在記錄當下、與他人形成共鳴及連接的過程中，亞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上海，他發起了一個“寫作俱樂部”活動，地點在他的住處，時間是每周三晚，活動規則只有兩條：“必須帶上自己的作品；沒有作品，帶一瓶酒。”每周三晚上，總有一些朋友來到他家，卸下社會身份的重擔，單純分享自己的作品，以及美食、美酒。

在寫作俱樂部里，來客不一定做自我介紹，也沒人在乎你的社會身份。主人亞歷需要做的，只是給一些可愛的人倒酒，傾聽他們講自己的事情。

2021年秋，每周三晚上，亞歷家里會舉辦一場寫作俱樂部活動。 （圖/卓劉 繪）

上海的城市空間，拉近了人與人之間在地理和心理上的距離。對亞歷而言，寫作俱樂部幫他恢復了一種“失去已久的正常”，給了他莫大的幸福感和歸屬感。

“寫作是我的母語，電影算是外語……前者是幾乎與生俱來的表達習慣，后者是后天學的。”在電影圈的外圍游蕩了一圈，亞歷回到了自己最初的表達方式——寫作。“雖然是用中文，但我好像找到了一個自己的聲音和自己覺得比較自然的表達。”寫作對他來說，是一種回歸。

今年5月，他結束了一年半的各國旅居生活，回到中國。這是他第一次跟別人說“回中國”，以前都是說“去中國”。亞歷說，關于“自己人”還是“局外人”的問題，他更有底氣了，不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他自己知道就行。

在泰國旅居時的亞歷。（圖/受訪者提供）

此時此刻，他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想寫一本書，用一種中文的視角、一個外國人的視角，再次觀察意大利——這個自己曾經最熟悉，如今又變得有點生疏的國家。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一書，按照亞歷來到中國的時間線，分成上下兩部分。很多讀者覺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寫得更精到、更有趣。亞歷解釋道，后半部分對應的時期，他的中文思維已經很成熟，因此他用中文表達對于那段時間的觀察和感受，更熟練、更有深度，表達也更貼切；而前半部分，很多事情他只能用意大利語、英語或者非常簡單的中文去體驗，思維就會有局限。

亞歷用攝影來打比方：圖片像素越高，能捕捉到的細節就越多。“這也是語言的魅力，它讓我們以一種全新的維度體驗世界。書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因為對語言的熟練程度不同，我看到了不同的中國。同樣地，現在我如果用一種中文思維去看待意大利，它會是一個不一樣的意大利，我觀察到的東西絕對是不一樣的。”亞歷說。

2023年，亞歷在新朋友唐先生家過年，之后去了重慶武隆邊上的鄉村，在朋友家感受到了節日的尾聲。（圖/劉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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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謝無忌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