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天》)
“女性主義城市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實驗,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樣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
?作者 |謝無忌
?編輯 | 譚山山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對城市生活的體驗,可能因為性別不同而有著天壤之別?
城市設施并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舉個最日常的例子:在公共場所,我們常常看到女廁大排長龍,男廁則不存在這個問題。而當我們成為母親之后,就更容易注意到,推著嬰兒車出行的媽媽越來越少——很難找到母嬰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時候嬰兒車因為占用了空間而被亂推、亂擠;梯道和高架橋讓人望而卻步,在人行道上也可能會遇上障礙。
安全感則是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最為關注的問題。聯合國曾發布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有90%的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間會產生不安全感。有多少女性從小就被教導,不要獨自在夜晚幽暗的巷道行走?與朋友聚會散場,“到家了給我發短信”成了女性友誼的慣用暗號。
女性總被教導,夜晚不要獨自在巷道行走。(圖/Unsplash)
女性獨居的不安全感,滲透在生活細節當中。在打車、接受上門服務等場景中,女性與男司機、男維修工共處,會感覺不安,有種壓迫感。女性專用車廂、專用停車位也在提醒女性,那種緊繃感和危機感,似乎只能通過物理空間的區隔來達到某種程度的緩解。
城市規劃過程中是否存在女性思維的缺乏,導致城市空間無法滿足女性的需求?我們的性別身份,為什么會帶來迥異的行走經驗?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提到,城市就是記憶、欲望、一種言語符號的整體。一方面,相較于安定、乏味,被傳統秩序覆蓋的農村或郊區,城市的不可預測和無序,指向包容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城市規劃中內置的不平等,讓建筑規劃師、學者們意識到,應該引入性別平等視角,建設一個所有人共享的文明社會。
加拿大女性主義地理學家萊斯莉·克恩在《女性主義城市》一書中,拋開理論、政策或城市設計的視角,回歸女性如何在城市中行走的自身具象經驗,從歷史淵源出發梳理城市空間中隱藏的性別偏見,探究女性在城市行走當中的不適和恐懼如何形成,以及,設想一座真正的“女性主義城市”。
在她看來,一座女性主義城市,代表著一種“可能性之城”的愿景——“女性主義城市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實驗,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樣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
《女性主義城市》
[加] 萊斯莉·克恩 著,尹曉冬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7
從歷史中消失的女性
關于城市的起源,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寫了一則關于城市與欲望的寓言——不同民族的男人做了同一個夢,夢見在一座夜色中的陌生城市,一個長發女子赤裸地奔跑著。男人們都在夢中追趕她,然而最終失去了她的蹤影。
醒來后,所有人都去尋找夢中之城,由于尋而不得,決定建造佐貝伊德——一座月光下的白色城市。在這里,街道像線團一樣互相纏繞,為的是讓夢中女子再也沒法逃脫。
卡爾維諾將男性對女性的欲望投射于城市之中。他在《看不見的城市》里講述的55座城市,就以不同女子的姓名來命名。這似乎點破了城市隱藏的性別前置——“男性的城市”。
如果穿越歷史隧道回到過去,我們會發現,盡管女性同樣向往城市生活,但在大街上,很難找到行走的女性漫游者。
女性城市漫游者在歷史上很難見到。(圖/Unsplash)
萊斯莉·克恩在《女性主義城市》中引用了出自法國作家勞倫·埃爾金的“漫游女子”概念——2021年,勞倫·埃爾金在著作《漫游女子》中梳理了不同歷史時期女性漫游者的故事。
“漫游者”(flaneur)一詞最早被提及是在1585年,有論者指出,它可能借用自斯堪的納維亞語中的“flana”(漫游的人)。起初,“漫游者”并沒有特指男性,等到它在19世紀流行起來之時,已經被性別化了。
勞倫·埃爾金認為,女性在大街上既受到高度的注目,同時又是隱而不見的。在城市中行走對女人來說意味著什么?那是一次次出走與冒險——她們試圖跨越“界限”,闖入本不該屬于她們的“另一種生活”。當我們認為漫游女子已經能在城市自由行走的時候,她們依然在努力爭取成為可見的存在。
城市生活的構建,背后隱藏著社會規范和階層屬性所塑造的秩序。尤其在公共領域,為女性開辟空間,往往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變革。女性在公眾空間出現,意味著她們打破了狹隘的性別規范——勞倫·埃爾金認為,像波德萊爾、本雅明、齊美爾這樣的男性不愿意想象漫游女子,她們的行為舉止不符合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女性走出家庭,才有可能參與社會、開拓政治視野。
《漫游女子》
[法] 勞倫·埃爾金 著,管弦 譯
商務印書館,2021-5
建筑師視而不見的女性
誰在書寫城市?萊斯莉·克恩指出,許多建筑和空間是由男性設計,而且是為男性設計的,即便如此,男性主體也只限于少數:“通常是白人、中產階級父親、養家糊口的人、工人、身體健全的人、異性戀者等等。”
在《女性主義城市》中,她以最自然的身體經驗、最直觀的地理感受,回顧了自己的經歷:在多倫多的童年,前往紐約的家庭旅行,在倫敦成為新媽媽,以及在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薩克維爾的學術生涯。
她發現,成為母親,就像跨過一道分水嶺,從此有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體驗——“女性仍經由身體的、社會的、經濟的和象征意義上的一系列壁壘來體驗城市,這些壁壘以深刻的(雖然不只是)性別化的方式塑造了她們的日常生活。”
城市中隱藏的性別偏見,或許比我們想的更復雜。多倫多城市總設計師洛娜·戴發現,該市的風效應指南,假定了一個“標準的人”,而這個人的身高、體重和表面積,與一個成年男性相當。2015年,倫敦的一項交通調查報告顯示,女性對人行道的滿意度遠遠低于男性。因為,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推著嬰兒車前行,往往要花上比原計劃多兩三倍的時間。
倫敦,一個推著嬰兒車的媽媽。(圖/babycantravel.com)
萊斯莉·克恩發現,懷孕和養育孩子喚醒了自己的女性主義城市意識。一旦“落入”母親、照顧者、妻子的傳統角色,城市對女性需求的支持,就會大大減少。作為母親的具身性,讓她在城市當中舉步維艱,她必須想方設法將育兒跟有償工作結合。
但這本應是城市政策和基礎設施關懷的一部分——“女性承擔社會再生產、有償工作、學校教育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角色,城市難道不應該是最能平衡她們雙重或者多重生活需求的地方嗎?”
在城市規劃中引入更多女性視角,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20世紀90年代至今,維也納致力于打造一個包容的性別中立目的地。為實現這一目標,這座城市采用了被稱為“性別主流化”的策略。
其中最成功的項目,是解決了公園使用的不平等問題。兩位維也納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發現,很多女孩在9歲之后就不再出現在公園里,這可能是因為公園的大部分面積被足球場占據,其他設施則很少;而如果男孩和女孩爭奪公園空間,男孩更有機會獲勝。于是,她們呼吁,改進公園設計,相應舉措有:將用于足球場的大片區域劃分成不同場地,設置排球場和羽毛球場;確保公園的道路有足夠的照明,不會離灌木叢太近;等等。
此外,維也納還創建了女性主義設計師所構想的住宅開發項目——“女性工作城市”(Women-Work-City)。社區在建筑群內設有幼兒園、醫院和藥房,附近還有通往學校和工作場所的公共交通系統。
維也納的“女性工作城市”試驗區。(圖/Unsplash)
困在心理地圖中的女性
國內首個提出“女性友好型城市”理念的是長沙。2021年,長沙發布《關于大力發展“她經濟”的若干意見》,提出“建設女性友好型城市”的目標。比如,在公共設施方面,增加女廁位;發展“她經濟”,打造女性主題購物中心、購物街;等等。
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沈洋認為:“過去的城市建設更多是圍繞男性需求進行,在對女性的包容度、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尚有一定的改進空間。”舉例來說,道路的夜間照明因考慮節能,會顯得昏暗,忽視了女性安全體驗;大面積的草坪,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人行道空間,減少了公園游憩面積,對帶娃出行的母親并不友好。
近年來,國際上對女性友好城市的理解,早已不局限于“關懷女性視角”,而更偏向于城市人性化的愿景。所謂“女性友好”,并非只是物理空間的簡單區隔。目前的“女性專用”區域,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仍停留在“關懷女性”層面,反而強化了性別標簽。這里面有個悖論:出于保護女性而設的專用車廂,可能反而帶來了女性被冒犯和其他新問題。
維也納地鐵上的座位標識。(圖/Unsplash)
“為什么女性恐懼在社會和文化上如此地根深蒂固?”萊斯莉·克恩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由于長期以來社會規范和性別歧視對女性行動的限制,已經讓女性的恐懼成了一種社會化現象。
女性從小就被告誡,夜間出行要小心警惕,避開某些危險區域。我們有了自己的恐懼地圖,真正能做到獨自在城市各個角落漫游的,通常不是女性——“這種社會化是如此的強大和深刻,以至于‘女性的恐懼’本身就被認為是女孩和女人的一種先天的特征。”萊斯莉·克恩寫道。
BBC曾推出女性獨白短劇《她說:女性人生瞬間》,其中有一集談到40年前在英國備受爭議的、針對女性的宵禁。面對女性安全問題時,公眾輿論通常會從保護女性的角度,告誡女性減少夜間出行,如果有問題發生,女性甚至會被看成“不完美的受害者”。
劇中,獨白者伊娃質疑道:“9點過后,我不該在街上遇到任何沒有女人陪護、擔保的男人。如果你不想被看作殺人犯,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
(圖/《她說:女性人生瞬間》)
在城市規劃上為女性劃分專用區域,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城市空間,為女性打造專屬和共有公寓,意味著安全成了某種可以出售的附加商品。這些舉措,都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城市愿景。
在理想的女性主義城市里,居民之間的關系是交叉、相融的。當一座城市的居民考慮以新的方式來組織有償工作、保育工作和社會再生產,承認女性的自主權,也注重建立自己與朋友、社區的聯系,這座城市或許就開始有了“女性友好城市”的樣貌。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座城市:女性借助友誼關系,擺脫家庭囹圄,與社會建立連接;在城市空間里,她們不再害怕獨自一人,也不必鼓足勇氣才能走出大門。一座城市能給女性帶來什么?讓女性免于恐懼,盡情享受夜晚漫游城市的自由——能做到這一步,已經足夠了。
(圖/《她說:女性人生瞬間》)
對話萊斯莉·克恩
“沒有哪座城市真正實現‘女性主義城市’愿景”
《新周刊》: 你的身份是女性主義地理學家。 何謂“女性主義地理學”“女性主義地理學家”?
萊斯莉·克恩:女性主義地理學探究如何通過建成環境——包括我們的城市、住宅、社區等——表達性別和性別角色觀念。女性主義地理學家關注的是,在空間的組織和使用方式中,權力和不平等現象如何體現,在這當中誰被納入或者被排除。
《新周刊》:你的書寫方式,偏向于直覺的、私人的。你是出于自身經驗的觸動而寫這本書的嗎?
萊斯莉·克恩:我寫這本書,立足于長期的女性主義傳統,以個人的、經驗的、身體性等角度進入。女性主義者發現,在理論、政策和發展計劃中,女性的存在及影響力沒有得到體現。因此,她們從自身的存在出發,去探索新理論、新政策和新計劃。
我的工作延續了這一傳統。我相信,作者分享個人經歷,是一種與讀者建立聯系,并讓他們借此反思自己的方式——有些經驗是我們共有的,有些經驗則完全不同。就我而言,身體和城市環境的交集,促使我轉向女性主義地理學和城市女性生活研究。
萊斯莉·克恩。(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你在多倫多長大,在倫敦成為媽媽,在薩克維爾展開學術生涯。這三座城市,是否存在邊緣化女性的一面?
萊斯莉·克恩:像多倫多、倫敦這樣的大城市,在住宅、規劃、政策和公共建筑方面存在排斥女性的歷史問題。在這些城市的物理空間里,女性視角沒有或者很少得到體現。公共設施如公共交通系統的設計,側重關注男性的出行需求和模式,而忽視了女性的出行模式、安全性,以及她們與兒童一起出行的需求。
長期以來,女性的安全問題沒有得到認真對待。在很多城市公共空間,女性仍然感到恐懼、不適。雖然薩克維爾是一個非常小的鄉村社區,但也存在類似問題,與女性長期未能參與社區建設有關。
《新周刊》:如今,不少國家面臨少子化、老齡化的沖擊,韓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禁孩區”(No Kid Zones),網上也有不少關于公共設施是否應該設置女性專用區域的討論。對此,你怎么看?維也納的“性別主流化”策略對其他城市是否有借鑒之處?
萊斯莉·克恩:母親們會經常感受到城市給她們帶來的敵意,帶著孩子出門實在太難了。她們在一些公共場所不受歡迎,很難找到住房,也沒有足夠的支持進行照護工作。我認為,“禁孩區”是城市日益成為“年輕新貴的游樂場”的副產品。在士紳化街區,有孩子的家庭無力承擔那里的生活支出,而且受到排斥。
維也納的阿斯彭區是一個著名的“性別主流化”案例。在那里,基于對女性的需求和關注點的研究,進行了相應的規劃,以確保她們在住房、公共服務和公共空間得到良好支持。
多倫多的高樓大廈很多,但城市規劃存在缺失女性視角的歷史問題。(圖/pexels)
《新周刊》:書中提及的“友誼之城”,讓我看到了將友誼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樣本。這也是當下不少女性憧憬的未來養老模式。女性友誼是不是一種被很多人低估的精神力量?
萊斯莉·克恩:好想法!現在很多人都在嘗試這樣一種生活模式——和朋友一起生活,和他們一起養孩子、合資買下房子。這可能不太容易,因為許多地方的法規并不支持這種非婚戀的同居關系,但人們仍然這樣做。
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趨勢,它表明,我們需要新的住房類型、新的法規,同時容納多元化的家庭形式。城市是這些新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地,因為城市對差異有更多的包容度。
《新周刊》:女性安全的商業社區,還有越來越多見的女性專用停車位、女性專用車廂等,你怎么看?對于維護女性人身安全的城市設施規劃,有建議嗎?
萊斯莉·克恩:女性專屬場所作為一種臨時方案,可以緩解女性的恐懼,保障她們的安全。然而,這一做法的局限在于,社會并沒有要求男性改變他們的行為,或者消滅暴力的根源。我在書里提到的政策和規劃建議,旨在增強女性的安全感、獨立性:她們及其家庭負擔得起的住房,滿足基本生活條件的收入,兒童保育,免費教育,免費醫保,法律公正,負擔得起的公共交通,良好的護理基礎設施,等等。
日本的女性專用車廂。(圖/Unsplash)
《新周刊》:書中提及的女性主義城市愿景,你認為哪座城市有可能實現?
萊斯莉·克恩:我認為沒有哪座城市能真正達到這個目標,不過,很多城市正在努力。巴塞羅那有一個性別規劃愿景,他們的“超級街區”計劃旨在讓城市變得更人性化,使其更安全、更環保。
《新周刊》:真正的“女性主義城市”應該是什么樣的?它是否難以成為現實?
萊斯莉·克恩:有很多方法可以讓“女性主義城市”名副其實。有些城市實施了“性別主流化”策略,在性別平等方面劃撥預算,關注性別意識;有些城市正在通過女性主政者的介入,正視女性的需求。
要實現這一切,并不困難。女性主義政策的實施,改善的將不僅僅是女性的生活,很多弱勢群體也將受益。畢竟,我們都想要安全、宜居、交通便利,有著安全的公園、足夠的兒童空間等因素的城市。
巴塞羅那的“超級街區”計劃。(圖/Unsplash)
《新周刊》:你希望讀者從這本書得到什么啟發?
萊斯莉·克恩:許多讀者告訴我,這本書讓他們看到了自己的經歷,或者幫助他們以新的方式理解城市。他們注意到了以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比如,在地鐵站,看到有人推著嬰兒車,他們會想:“哦,這個人能乘坐這趟車嗎?她怎么到達下一個目的地?最近的公共衛生間在哪里?”
我希望居住在城市、關心城市的人讀到這本書,包括規劃師、建筑師、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我的目標是讓讀者行動起來,讓自己的城市更加友好、公正和公平。
· END ·
作者丨謝無忌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
今 日 話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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