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編譯

導語：

當前中美關系正在邁入一個歷史性重要時期，兩國都極其重視中美雙邊關系并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審慎態度。但由于近年來兩國日益在經貿領域、地緣政治等方面發生摩擦，雙邊關系有所降溫。今年正值美國大選年，特朗普與哈里斯兩位候選人誰能上臺，上臺后新任美國總統又將采取怎樣的對華政策牽動著世界的目光。因此，今年10月，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發表了題為《美國對華政策是否需要一個“終極狀態”？》（Does the U.S. Need an ‘End State’ for its China Policy?）的報告，20多位學會專家在報告中以講座討論的形式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論述。本文對這份長篇報告進行了整理，并選擇了其中一篇《美國對華政策的終極目標是避免武力沖突》（The End Goal Should Be Avoiding Conflicts）進行分析和提煉。這篇報告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不是新時代的蘇聯，美國不能采取以“對抗”為基礎的對華戰略；相反，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合作模式可以為當今美國對華政策提供借鑒。美國對華政策的終極目標是避免武力沖突，避免把中國競爭對手變成徹頭徹尾的敵人。

本篇編譯為民智國際研究院推出的《美國智庫涉華關系報告追蹤》特別編譯專欄的第三篇。此編譯專欄旨在搜集、分析并總結美國智庫推出的涉及探討中美關系的相關長文報告，從而探究美國學界對中美關系發展走勢的觀點動向。文章為對原報告的提煉與總結，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20世紀90年底，冷戰以蘇聯解體而告終；而如今，所謂“新冷戰”的陰影似乎又若隱若現，籠罩著美國。美國政策界的一些強硬人士似乎正在主張將“擊垮中國”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最終目標。然而，這種所謂的目標無法為思考國際關系提供有意義的方向和可靠的指導，也無法解釋中美關系的深刻復雜性。

盡管中國的發展壯大讓美國感到壓力與挑戰，但中美之間也建立了一些深厚而富有成效的聯系和紐帶。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被稱為“有節制的競爭”，這讓美國對華政策具有了一定的靈活性——其在一些領域采取了強硬態度，在希望合作的領域則采取務實態度。

中國不是新時代的蘇聯

美國旨在取得所謂“全面勝利”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對歷史的粗略解讀基礎上。從規范性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想法。第一個原因就在于冷戰時期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有根本區別。中國并沒有像冷戰時期的蘇聯那樣，做出將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戰或核戰爭邊緣的行為。美國正在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意圖和行動保持警惕和關注，但在中國和蘇聯之間進行不符合事實的、有選擇性的類比是一種誤導。

▲ 2023 年 11 月 14 日，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支持者聚集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中國代表團下榻的酒店外。

雖然有分析家斷言，蘇聯的解體是由于里根政府的對抗政策，但這種觀點過分簡化了歷史。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和巨額軍費開支確實給蘇聯經濟造成了壓力，里根總統的政策——包括增加國防開支和戰略防御的倡議——也給蘇聯方面帶去了額外壓力。然而，蘇聯的解體是一系列其他復雜事態發展的結果，不能簡化為單一因素。此外，蘇聯與中國構成不同，蘇聯是一個政治疆界與不同種族和民族主義群體重疊的政治實體，這就導致了其單一性的弱點。

世界上有許多反例。例如，朝鮮和古巴盡管受到西方多年的制裁和孤立，但并沒有崩潰。歷史不會重演——美國采取破壞中國穩定的所謂“勝利愿景”實現的可能性很小，而其挑釁性的理由則有可能使美國與中國的沖突升級。其意圖通過“瓦解中國”的想法來制定政策不僅缺乏現實性，而且容易產生許多問題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大體上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取得了恰當的平衡。美國對華政策的總體目標應該是避免沖突，盡管這一目標有時需要采取“強硬”立場，但很多時候需要積極的外交和合作行為。“有節制的競爭 ”不僅是一種審慎的方法，而且是植根于中美關系的復雜性產生的概念，這種復雜性決定了中美關系的性質，而這種復雜性在冷戰時期是完全不存在的。例如，與中國的合作對于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即使在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仍然是美國重要的經濟和貿易伙伴；兩國科學家在重要而有意義的基礎研究項目上相互合作，不僅造福兩國，也造福全人類。卡特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農業研究也是兩國合作富有成果的研究領域之一。

▲ 圖為金融時報統計數據

單一的懲罰性政策可能會對美國產生反作用。與中國的貿易戰就是一個例子——它損害了中國經濟，但也對美國產生了負面影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供應鏈中斷導致美國經歷了一輪通貨膨脹，但與中國的貿易戰進一步限制了供應能力，加劇了短暫的通脹壓力。當然，這并不是說要回到地緣政治上“無約束”的全球化時代，而是說經濟相互依存帶來了特殊的顧及，而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府無需考慮這些顧及。對中國的所謂“勝利”并不能保證是美國的明確勝利，而試圖實現這一“勝利”所付出的代價可能遠遠高于蘇聯解體所帶來的代價。

“有節制的競爭”策略方為上策

事實上，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都在與蘇聯進行“有節制的競爭”。美國對蘇政策既有緩和也有對抗，美蘇兩國在對雙方都有利的領域積極合作。雖然許多對華鷹派，比如如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和莉莉·麥克爾維（Lily McElwee），反對繼續與中國進行學術合作，但必須指出的是，即使在冷戰最焦灼時期，蘇聯和美國仍努力保持著合作。1958 年的《萊西-扎魯賓協議》（Lacy-Zarubin Agreement）是一項文化交流協議，促進了兩國之間學生和學者的流動與合作；此外，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蘇在世界衛生組織的主持下合作開展了根除天花項目，該項目為人類帶來了長遠的利益。

在政策光譜的兩端，一方面是無拘無束的合作和全球化，另一方面是與中國的“全面脫鉤”，這兩種都是看似簡單的選擇。然而，真正負責任的政策方針是在認識到兩國相互依存這一現實后，既保留這種依存帶來的好處，同時又能在此基礎上“有節制的競爭”。

在這方面，可以借鑒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在科技領域的合作方式。其中一項建議是采取一種更有條理、更有組織的方法，類似于冷戰期間的天花聯合項目，兩國政府共同商定并監督課題和研究領域。在這種地緣政治環境下，合作必須確保兩國和參與研究人員的安全。雖然這可能不是首選方法，但在地緣政治緊張和“互不信任”情緒彌漫的時代，這是一種必要且可行的替代方法。

在投資領域，美國可以借鑒中國管理自身全球化進程的方式。目前應對中國資本進入美國的方法傾向于承認問題的復雜性，但在行動上卻將其粗暴簡化為單一的解決方案——限制。美國應充分利用中國資本流入的好處，同時可以建立專門審查和監管相關投資的特別程序和流程。

以“對抗”為基礎的對華戰略不可取

中國是一個與全球緊密相連的經濟體，而蘇聯卻從未如此，中國仍然是一個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至關重要的經濟體。金融資源流動、人力資本交流和研究合作對兩國都十分有利。盡管美國有時會在兩國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方面產生分歧，但必須斷然摒棄以“對抗”為基礎的戰略。相反，美國應尋求創造性和積極主動的方式與中國競爭與合作，平衡兩國關系，在控制風險的同時創造利益。

世界形勢復雜，需要采取細致入微的方法。奉行以“推翻中國”為基礎的政策，有可能將中國變成徹頭徹尾的敵人。肯尼迪總統愿意與蘇聯達成妥協以解決古巴導彈危機、尼克松總統的緩和政策，以及里根總統對蘇聯的挑戰，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冷戰以和平而非核戰爭結束的結果。在從冷戰中汲取經驗時，美國應確保吸取正確的經驗。

編譯：曾玉婷

編務：李 娜

責編：王加特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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