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述弢
原載｜《南方都市報》
刊期｜2010-07-15

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溘然長逝。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亦稱“秘密報告”，首次公開披露駭人聽聞的斯大林屠戮行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以至全世界引起軒然大波。
一
這個報告在中國是嚴加保密的，只有行政十三級以上的黨內高級干部方可聽到內部傳達。據作家黃秋耘回憶，作協十三級干部以上內部傳達“秘密報告”時，是在一個密室里關起門來念，一個字也不能差。出門后不許交談，不許議論，更不許對外人（包括家人）泄露。那天下午從兩點開始，聽了兩三個鐘頭。聽了傳達，一個個失魂落魄，十分震動，臉色都變了，沒想到斯大林時代殺人會如此慘烈。
韋君宜家與黃秋耘家住對過，當天晚上，韋君宜哭得很厲害，很激動，不住地說：“這是事實嗎？是真的還是假的？我過去從來沒有想到過，在（蘇聯）共產黨內部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她的《思痛錄》里，專辟一節“當代人的悲劇”來講述她與丈夫楊述這一代革命家的信仰悲劇，即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以對領袖的信仰來代替對主義的信仰，堅信列寧、斯大林所說的一切，認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里面了。然而，殘酷的真相迫使自己對這種宗教似的信仰產生了疑問，最起碼，這部“秘密報告”是讓她“付出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的”。
在北京市委的討論會上，韋君宜親耳聽見彭真說：“這個報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產黨自由思想了。”韋君宜相信他說的話，她在市委討論會發言說：“我是黨員，我聽黨的話。既然斯大林犯了這樣大的罪惡，對不起（蘇聯）黨和人民，盡管過去我非常相信他，現在我就不相信他了。”
在作協討論會上，韋君宜又同大家一道驚訝地討論，怎么可能對伏羅希洛夫安裝竊聽器呢？怎么可能那樣對待黨的中央委員？然后同大家一道感到慶幸：幸虧中共黨內沒有出過這樣的事情！

二
當時的保密工作做得很成功，普通百姓只曉得有個《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至于具體內容，則一概不知。倒也平安無事。可是偏偏就有一些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悍然”積極傳播“秘密報告”。他們后來為此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無一幸免。
1957年春天，北京大學校園里熱鬧非凡，大字報琳瑯滿目。北京大學圖書館訂有一份英國的《工人日報》，上面刊登了“秘密報告”的英語譯文。數學系任大熊1955年畢業留校當助教，他可以進入外文期刊閱覽室。發現這篇報告后，他便逐段譯出，抄在稿紙上，每過幾天在閱報欄內貼出一頁。圍觀者眾。
因報告的篇幅很長，數學系女助教陶懋頎和學生陳奉孝也參與進來。大家分頭翻譯。他們又認識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林希翎（程海果）。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講中提到“秘密報告”。林的男友曹孟飛乃胡耀邦的秘書，胡耀邦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中共中央委員。林希翎答應可以搞到報告的中文譯本。后來，他們就根據林希翎借來的這份文件，對“秘密報告”的譯稿進行校對。
原打算將“秘密報告”放在油印刊物《廣場》的第二期發表。后因反右派斗爭的開展，《廣場》也難以為繼，刊印“秘密報告”一事就此告吹。
這幾個膽大妄為的年輕人，他們后來的命運如何呢？
任大熊被劃為“右派分子”，判處無期徒刑。1970年3月，山西省大同市公安軍管會宣布查獲“反革命暴力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認定“主犯”之一為任大熊，任大熊被處極刑，時年38歲。
數學系助教陶懋頎和任大熊原是同班同學，她被劃為“右派分子”，留校察看，工資降為32元，只有同輩同學的一半不到。改正后去北京計算中心工作。2000年因肺癌去世。
參加翻譯的數學系學生陳奉孝被劃為“右派分子”，并判處15年徒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僅在黑龍江的興凱湖農場關“小號”，就長達5個月之久。“小號”長1米，寬80厘米，高150厘米，他身高1.63米，既站不起來，腿也伸不直，下面僅鋪了20厘米左右厚的稻草，每天只給三兩八錢的玉米面窩窩頭或者一點稀粥吃，身上還戴著腳鐐手銬，能活著出來算是“命大”的了。
林希翎在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演講迅速反映到高層，后劃為“極右分子”，終以“反革命罪”判處15年徒刑。曹孟飛以“泄密罪”被判處7年徒刑。
此外，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也因曾摘譯“秘密報告”供同學們傳閱并與他人議論，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學籍，發配至北京郊區勞動教養。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的九篇歷史學論文受到學界黎澍、劉大年等人贊賞，調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四篇論文，其中兩篇由《人民日報》破例轉載，引起史學界轟動。但好景不長，因有人向高層告狀，最終沈元被剝奪了研究歷史的資格。“文革”中受到連續批斗和陪斗，并被掃地出門，居無定所，走投無路，無以為生，最終鋌而走險，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裝成黑人，欲混入外國大使館。后以“叛國罪”被處極刑，時年32歲。
三
法學界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也曾因“秘密報告”罹禍。
他于1951年入選新中國首批留蘇學生，進入喀山大學和莫斯科大學攻讀法律，擔任中國學生會工作期間，曾與負責學生團委工作的戈爾巴喬夫一起共事。1956年以全優成績獲得畢業文憑，提前回國在北京政法學院民法教研室任教。
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江平被劃為“右派分子”，時年27歲。罪狀之一就同“秘密報告”有關。原來“秘密報告”在蘇聯早已公開，他聽過傳達報告，回國后講過一些，還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江平落難后，留學期間相愛的新婚妻子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離他而去，勞動改造中又因事故失去了一條腿。此后二十余年始終與法律無緣。
1979年以后江平才回到本行，曾先后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原北京政法學院）副校長、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法大的眾弟子稱他為“永遠的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