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唐朝出現藩鎮割據，部分節度使擁兵自重，影響中央控制。唐憲宗繼位后決心裁制藩鎮，先后收復多州。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憲宗被宦官毒死，兒子唐穆宗繼位，唐穆宗好宴樂“不留意天下之務”。

任用宰相無遠見，認為藩鎮已平，應當消兵。令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在100人中限八人或逃或死，消其兵籍。

被取消兵籍的軍士無處可去，又無法從事他業，只好藏于山林。不久河朔三鎮復叛，躲藏的軍士紛紛歸附三鎮。

原文賞析：

自肅宗以來，大盜內訌，夷蠻外擾，郊圻之間，釁孽屢作。 及憲宗嗣位，強梗少弭。 未幾，而河朔三鎮又復叛亂。
史略：自安、史之亂，南詔遂據有云南地，而吐蕃乘間蠶食，鳳翔以西，邠州以北，悉被其患。 廣德初入大震關，隴右、河西諸州，悉皆陷沒，遂入涇州，趨邠州，自奉天、武功直抵便橋。 上倉卒幸陜州，吐蕃遂入長安，郭子儀拒卻之。

【譯文】自唐肅宗李亨以來，大盜在內部作亂，夷蠻從外部騷擾，全國上下戰事和禍亂屢屢發生。

到唐憲宗李純繼位，強大的對手才稍微平息，可是沒多久，河朔三鎮又再次叛亂。

《史略》記載：自從安史之亂，南詔占據了云南地區，而吐蕃趁機蠶食，鳳翔以西和邠州以北，都遭受吐蕃之患。

廣德初年（763年）吐蕃進入大震關，隴右、河西各州，全部被吐蕃占據，吐蕃進入涇州，逼近邠州，從奉天、武功直逼渭水便橋。

唐代宗李豫倉促地躲到陜州，吐蕃占領首都長安十五日，郭子儀率軍擊退了吐蕃。

二年，仆固懷恩以朔方軍叛，引回紇、吐蕃入寇，犯邠州，逼奉天。 其明年，復引回紇、吐蕃及諸夷入寇，分道趨奉天、同州及盩厔，進圍涇陽，子儀皆拒卻之。 自是邠、原、岐、隴皆成邊鎮，而山南、劍南諸邊州亦往往沒于吐蕃。 又河北及淄青、淮西相率悖命。

【譯文】廣德二年（764年），仆固懷恩率領朔方軍叛亂，勾引回紇、吐蕃入侵，侵犯邠州，進逼奉天。

到了第二年，又勾引回紇、吐蕃以及各少數民族入侵，分路進攻奉天、同州以及盩厔，進軍包圍涇陽，郭子儀也把他們一一擊退。

從此邠州、原州、岐州、隴州都成為邊防重鎮，而山南、劍南各邊防州往往被吐蕃所占據。河北及淄青、淮西相繼背叛了唐朝。

建中四年，朱泚作亂，李懷光復起， 李晟等翦除二孽，奠安畿輔。 迄于元和，淮西、淄青狂狡益甚，帝方發憤有為。 元和十二年淮西平，于是河北三鎮皆順命。 十四年進討淄青，其將劉悟殺李師道以降。

【譯文】建中四年（783），朱泚作亂，李懷光起兵反叛朝廷，李晟等人消滅朱泚、李懷光這兩個叛賊，安定京師地區。

到元和（806-820）年間，淮西、淄青的狂悖之人更加兇惡，唐憲宗發憤圖強。

元和十二年（817）淮西被平定，河北三鎮都服從朝廷（史稱元和中興）。

元和十四年（819）唐軍進攻討伐淄青，其將領劉悟殺掉李師道投降。

初帝欲革河北世襲之弊，議先伐成德。 李絳以為：河北諸鎮，互相表里，若潛相構扇，則兵連禍結，為慮非輕。 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逼近畿甸，宜早廓清，愿舍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 」帝卒用其言，河北果皆革面。 長慶初朱克融復據盧龍以叛， 王庭湊亦據成德， 史獻誠亦據魏博， 而河北復制化外矣。

【譯文】當初唐憲宗打算革除河北世襲的弊端，討論先討伐成德。

李絳認為：”河北各鎮，互相呼應，如果暗中勾結煽動起來，那么兵禍戰亂就會接連不斷，這將是很大的憂慮。

淮西四面都是國家管轄的州縣，接近京師地區，應該早日清除干凈，希望皇上放棄治理恒冀兩州的困難計策，實行申蔡兩州的容易計劃。”

皇上最終采納了他的意見，河北果然都服從朝廷。

長慶初年（821年）朱克融又占據盧龍背叛朝廷，王庭湊也占據成德反叛朝廷，史獻誠也占據魏博反叛朝廷，于是河北地區重新出現割據現象。

端倪解析：

唐朝的唐憲宗在位時（805年至820年）因為治國有方，國家政治一度回到正軌，被視為中興之局。

唐憲宗是一個奮發有為的皇帝，他即位后，把“太宗之創業”、“玄宗之治理”，都當作效法的榜樣。

為了糾正朝廷權力日益削弱、藩鎮權力膨脹的局面，他提高了宰相的權威，平定藩鎮叛亂，使得“中外咸理，紀律再張”，的盛況。

在元和年間，政府財政有所好轉，同時吐蕃勢衰。各地藩鎮在戰亂中，實力也有所削弱，借助這大好形勢，憲宗出手干預了。

唐廷“以法度裁制藩鎮”，陷于強藩多年的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區，又歸中央政府管轄，唐王朝短暫的復歸于統一，史稱“元和中興”。

盡管唐憲宗在位期間取得了這些成就，但他并未能從根本上消除造成割據的根源，藩鎮割據依在，還被迫增添了許多節度使。

憲宗末年，由于過分信賴長生不老之術，長期服用丹藥，導致憲宗脾氣暴躁，后宮奢華，無人愿意為國家大事擔憂。

以宦官王守澄為首的一干宦官謀殺了憲宗，幫助太子繼位，也順勢把國家大權轉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憲宗死后，各藩鎮重新變亂且不稟朝命，唐廷形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面。因此“元和中興”只是唐朝中期政治的曇花一現罷了。

唐朝這時的中央政府兵權分離、官兵混編，兵制分為京營兵和地方兵，京營兵由宦官看管，而地方兵則由軍方大員負責。這種制度安排進一步助長了宦官權威。

政治腐敗、兵士流亡、戰亂頻繁等問題導致了唐朝社會矛盾加劇，人民訴求難以得到滿足，加速了唐王朝的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