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琪在家中

文 | 林洋，作者授權首發

“對一個從來沒有喝過咖啡的人，你們可以用語言向他形容咖啡是什么味道的嗎？”

（2018年）11月26日，71歲的陳家琪教授到汕頭大學講課。這是他第五年來汕頭大學了。在這門課上，他向學生介紹很多基本的哲學概念：秩序、事實、判斷、語言......

他面對的學生，大部分并未受過專業的哲學訓練。“哲學就是每個字你都認識，但是連成一句話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了。”有學生這么說道。

陳家琪總是想辦法把艱澀的哲學概念講得淺顯易懂，舉日常生活的例子，盡可能引起學生思考和討論的興趣。“我早上在食堂吃粿條，這個‘粿條’究竟是語言上的‘粿條’，還是指食物的那個‘粿條’呢？”。“粿條”是潮汕地區一種米制的食物，關于“粿條”的命名，馬上引起了同學的興趣。

陳家琪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的教授，長期從事政治哲學與法哲學、德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的研究，名義上已經退休了，但仍然還在給博士生授課。

他著有《人生天地間》、《浪漫與幽默》、《哲學的基本設想與理想國》等十余本書，1988年寫成的《浪漫與幽默》，讓不少學者感到吃驚，因為“其中包括了幾乎所有90年代才逐漸呈現的話題”；而《沉默的視野》一書，因其奇妙的語言和構思，讓很多哲學的門外漢也讀得津津有味。

很多汕大學生并不知道這位教授的來歷。在他們眼里，陳家琪更像是一個好奇、可愛的老爺爺，他對校園里天馬行空的涂鴉墻欣喜不已，對食堂里潮汕特有的“粿條”感興趣。在這里生活學習的學生，反倒很少留意這些司空見慣的事物；涂鴉墻出現了哪些新作，陳家琪甚至比學生們還要清楚。

他在課堂上常常教導學生要學會追問，保有好奇。有些學生卻對這些抽象知識并不好奇，蜷縮在教室的后排，做著自己的事情。

“哎呀你們坐得太靠后了，快往前來，坐這么后怎么聽得見呢？”每次上課，這句話他總要重復多遍，近乎是央求同學們往前坐，很是焦急和無奈。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來汕大之前，他剛剛在青海西寧給全國五百多位幼兒園園長講課。除了幼兒園，他還經常到各地的中學給教師做報告。在講授基本的哲學概念的同時，他總是向各地的老師強調，要保有孩子的天性和好奇心。

“我已經這么大年紀了，我的很多老同學都去世了，或者癡呆、殘疾了，我覺得我應該趕快盡自己的責任，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完。”

他至今堅持寫作，在學術期刊、媒體上發表文章，內容涉及時政、文化、藝術等公共話題。

他的好奇，讓他對周遭世界保持敏感和關心，充滿感情。電視新聞上報道的悲劇事件，即使與他個人毫不相干，也常讓他感傷流淚，一夜無眠。

陳家琪最近在寫一本書，《五十年間有與無》，記錄1968年到2018年的個人經歷和思考，他已經完成了前十年的寫作。2008年，他應邀為《新京報》寫作專欄，以“說小事”的形式敘述自己從1978年到2008年的經歷，后集結出版成《三十年間有與無》（2009年，復旦大學出版社）。

他寫作這個專欄時，中國在30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住在上海，抬頭向浦東望去，那里高樓林立，其密集程度與形狀之各異，只是過去想象中的西方社會最發達地區才會有的景象。（《三十年間有與無》自序）”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變化仍在繼續。

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有其冷靜、謹慎的一面，陳家琪始終對這種變化保持著思考和自省。“‘有’也就是我們看到了什么，‘無’自然意味著我們沒有得到的是什么，而且這始終未得到的東西又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說是這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東西。（《三十年間有與無》自序）”

他對未來并不是盲目樂觀的。WG時，陳家琪是個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勞苦大眾奮斗的革命青年，而現在，他自稱是個悲觀的黑格爾主義者，對于黑格爾提出的“歷史的進步”，他還不能完全確信。

五十年間有與無，陳家琪始終致力于將歷史敘事與哲學思考、感性經驗與概念把握結合在一起，將自己的人生歷程融入學術研究本身。“我覺得我這輩子要做的，就是把我們這代人的經歷和反思寫下來，盡可能傳給下一代人。”

（陳家琪在汕頭大學講授《社會政治秩序的倫理基礎》一課。2018年12月21日，這門課程結課，陳家琪與部分學生合影。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一切都靜悄悄的家庭環境

1947年3月，陳家琪出生于西安市南柳巷12號。

他從小跟隨著母親住在姥姥家。母親一家是天津人，抗戰時天津淪陷，撤離到西安。

在陳家琪的印象里，家里的長輩是很有文化和教養的人，在解放前是有地位的大戶人家。姥爺在郵電局工作40多年，從未遲到。他做事極其踏實、認真，即使生病感冒，也一定要到單位請假后再回來。在他身上不可能出現“犯規”的事，也不會拉關系、走后門，“為了喝一碗豆漿要在凌晨五時左右趕到東亞飯店去排一兩個小時的隊，但也從未有過一句怨言。”姥姥操持著一家，精明能干；一家人在WG中未受太大沖擊，與姥姥的里外周旋和家里人的不事聲張有很大的關系。

在這樣“規矩”的家庭環境里，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他們對過去所有的事情都是閉口不談的，他們希望你不要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是最保險的。”

陳家琪的家離西安二府街的法院不遠，他幼小的記憶里，法院門前的一棵樹曾吊過一個女人的頭，血往下滴著，頭發披散下來遮住半邊臉。“母親當時抱住我，竭力想把我的頭扭向一邊，我卻永遠地記住了這恐怖的一幕。”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押送犯人的卡車讓他印象深刻，“每個人的背后插個木牌，上寫地痞流氓、惡霸土匪、妓女奸商之類的字，軍人的鋼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他記得有一次吃飯，不記得是哪個姨姨說，小時候她們在天津上學時，日本人看到學生走過來時，會向她們鞠躬，很有禮貌的樣子。這時姥爺姥姥馬上止住了，再不準她們說下去。但這“不小心”說出來的話頭讓陳家琪至今印象深刻，他很是吃驚，因為這與自己在電影、書本里看到的日本人的形象非常不一樣。

WG時開始抄家，大人們討論什么東西應該燒毀，都是等小孩子睡下了才開始小聲商量。

“那時候所有人都是不能交流的，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原子，人與人之間不敢交心，不敢說心里話，因為這很可能會帶來災難。大家都生活在一種非常恐懼、緊張的氣氛中。”

家里的管教很苛刻，聽不到笑聲和吵鬧，吃飯、做事、睡覺都嚴守時間，很少破例。吃飯的時候不能晃腿，嘴巴不能吧唧吧唧響；晚上九點就要準時入睡。后來陳家琪在農村插隊時，看到農民家庭關系的親密，一家人吃飯的時候有說有笑的，很是羨慕。

在這樣的環境中，陳家琪常常感到壓抑，他渴望的是走出家庭，投身社會生活之流。“我是那種充滿革命理想的人，總是爬山，郊游，幫農民收糧食，成天到晚參加這些社會活動，不喜歡在家里呆著。”

（1948年在西安的全家福。當時陳家琪才一歲，被母親抱在膝上，母親身后站著父親。右邊坐著的是外婆，外婆身后站著外公。其余站立者就是陳家琪的四個姨姨。來源：《澎湃新聞》）

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

開始上學之后，陳家琪便積極參加到集體活動中去。

大躍進時期大煉鋼鐵，陳家琪把家里的鍋、鏟子、鎖等都拿到學校的高爐里去；除四害活動，他也積極參加。“蒼蠅和蚊子還比較好消滅，我們一人拿一個火柴盒，打死一只蒼蠅就夾起來放進去，每天早上到學校，老師就數你打死了多少只蒼蠅，在你名字后面寫個數字，孩子們那個高興啊。”

為了消滅麻雀，當時的人們幾乎不生產也不上課，都站在屋頂上、樹上敲鑼打鼓，揮舞著紅旗，“屋頂上都是人，麻雀沒地方停，飛著飛著就累死了，掉到地上了。我們撿了就帶到學校去。”

“在WG前，學生是沒有課業負擔的。你不能學習很好，學習很好就是走白專道路，想成名成家，這些思想都是要批判的。沒有人敢說自己的理想是想上大學。”

由于課業輕松，陳家琪也就有時間大量閱讀，他幾乎把中西方的名著都讀完了，平時寫日記、游記、詩歌，被班上的同學稱為“文瘋子”。

1966年，由于西安疏散城市人口數量，陳家琪隨母親遷往距離西安約一百公里的華縣。縣城貧窮落后，“全是黑漆漆一片”，打破了他原來對于農村的浪漫想象，“我看的電影和小說，農村里都是一片歌舞升平......”

離開西安的這一天，5月16日，北京通過“五一六通知”，標志著“WG”全面爆發。

這場運動在當時的陳家琪看來是正義的，他也幾乎毫不猶豫地加入到“造反派”的隊伍中去。以往在學校受過的教育、看過的電影、海報上各式各樣的宣傳，讓那一代的人心中充滿了諸如革命、解放、英雄、獻身之類的詞匯。“在我初中畢業前后，就很想像王二小或劉文學那樣光榮犧牲，這種渴望折磨了我很長時間，一直到WG的奮不顧身。”

“今天想起來是有點可怕，因為這種對待自己生命的態度也可能反過來轉變成對待別人生命的態度，而且更可怕的，在于對待生命的的態度作為對自己和他人進行道德判斷的最終尺度，這就像打賭‘看誰不怕死’時壓倒了對方一樣，往往能獲得一種道德上自我認同的優越感。”他在《沉默的視野》（201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如此反思。

（上世紀50年代在西安。后排左二為陳家琪。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1966年,“中央WG”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這期間，各地成立“紅衛兵接待站”，為串聯師生提供免費的食宿。

陳家琪和幾個朋友從西安出發，翻過秦嶺，到漢中，走四川，到成都，一直走了三個多月。他們原本計劃走到瑞金，再到延安，走一遍紅軍走過的路。沿途他們發傳單，宣傳毛主席思想，晚上也不睡覺，刻鋼板，印傳單，第二天給老百姓散發。“我們天天走，鞋子已經完全爛了，衣服也沒有換，但大家都充滿著革命豪情壯志，想著都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勞苦人民。”路上有司機想順路載他們一程，他們仍堅持步行，“為的是把毛主席的思想宣傳到每一個偏僻的角落，為的是考驗自己能否自覺自愿地吃苦受罪。”直到串聯活動被叫停，他們才被迫返程。

在農村插隊時，他一心想的是改變農村樣貌，教育農民。他開始給農民講小說，卻發現他們根本不感興趣。

1969年，中蘇交惡，兩國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和新疆的鐵列克提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因為要跟蘇聯打仗，這給了我一個機會，剛好我學的是俄語，我就教他們喊‘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農民就亂發音，跟著你亂喊，大家都半真半假，都笑。但你還是覺得作為知識分子發揮作用了。”

革命的豪情壯志之下，他也有遲疑的時候。

1968年，大規模的武斗爆發。在兩派“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下，他看到了混亂、流血、甚至死亡，他清楚地記得“一個吊在屋梁上因毒打過度，使得渾身的肌肉已經像濃汁一樣往下流淌著的孩子”。

“我心里覺得有點不對，但是不愿意說。因為一旦變成群眾運動，你是不能做主的，你不能表現得跟別人不一樣，否則兩邊都會覺得你是叛徒。你沒辦法，只好跟著他們搖旗吶喊。”

有一次，紅衛兵去抄一個中學同學的家，這個同學的家里有大量的書籍，陳家琪上學時很喜歡到他家里去看書。紅衛兵把這些書全都搬出來燒，當時他也在現場。燒著燒著，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從書堆里掉了出來，落在他身邊。

“我很想把它撿起來，可是我沒有那么做，因為我知道這是會犯錯誤的——我很喜歡托爾斯泰，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只能違心地把他的書踢回火堆里，故意裝出一片忠心的樣子。我的內心很痛苦，看著心愛的書籍被火光吞噬，化為灰燼。我想把它撿起來，據為己有，卻又不敢，只能跟著別人高喊口號……”

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人們在標語、口號、熱血的裹挾中，成為“烏合之眾”。

（陳家琪的中學同學在塑毛主席像。來源：《澎湃新聞》）

與父親見面要像同志那樣握手

成長過程中，陳家琪很少看到父親的身影。父親是浙江紹興人，但在1981年父親去世之前，陳家琪一直以為他是北京人。現在，父親的身世對他來說是個永遠無法得知的謎。

1943年，父母親在河南營口結婚，當時父親是個小郵電局局長，從京津一帶向西安轉移。由于抗日時期的民用電信事業一律轉為軍用，所以這段時間也就構成他日后“歷史反革命”的證據。姥爺姥姥為了在兵荒馬亂的年代給母親找個依靠，就包辦了這場婚姻。

新婚之夜，父親和他幾個同事在外面喝酒，沒有回去，母親一個人點著蠟燭在家里等待。這些都是1993年陳家琪的母親去世后，他在母親的記事本上知道的。“這件事足以讓我媽媽記恨他一輩子，這是不可原諒的。”

母親的記事本里寫著這樣一段話：“自1943年10月與陳結婚到1968年10月總共二十五年，我與他只在一起生活過四十個月。”這四十個月幾乎是一天一天加起來的。

陳家琪長大后才得知，父親在1949年后便因為“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驅逐出西安，并被分配到西安市東邊的華縣物資局工作。父母關系不好，常年分居。

“我與父親的關系是很奇特的：當他接觸我時，我已是‘十足’的大人；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沒有他，他也不知道我有過童年。”

每次陳家琪和父親見面時，要像同志一樣握手，然后讓座、倒茶，接著談一些需要辦的事情，比如拆洗被子、搬運蜂窩煤。父親有可觀的工資，“他有錢，但不給我媽媽，也不給我們小孩子，就自己享受。”父親愛吃罐頭，辦公桌和床底下都是罐頭；平生最大的兩個愛好就是下象棋和唱京戲。陳家琪曾經在革命公園里看見父親，一個人站在角落里看公開的象棋比賽；去世時，父親留下的是床底的三大箱棋譜和墻上掛著的京胡。

“我父親身上有當時國民黨小官員常見的作風，就是比較享樂，唱戲、下棋、喝點小酒，是個享樂主義者。”

WG期間，父親被關押起來了，母親曾經擬過一份離婚申請，但因為所有政府機構都癱瘓了，民政局被打倒了，最終這件事就沒有辦成。

“在父親被關押的日子里，我未曾去看過他一次，也不知他被關押在哪里，關押了多久；母親這一生心里一直很苦，我也未曾與她好好地談過一次話，既未說過寬慰的話，也未表示過心靈與感情上的溝通或理解......”

1981年，父親因高血壓引起偏癱痛苦不已，陳家琪趕回去時，父親只剩下最后再看兒子一眼的時間；1993年，母親因心臟病猝死在自己破舊的小屋里，身邊沒有一個人。

“我今天想起來特別后悔。”

他在《沉默的視野》一書中回憶起和父母的關系時寫道：“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給自己的戰友而不是父母或子女，把最后的感情奉獻給毛主席而不是自己的親人，離自己越‘遠’、概念上越抽象的東西也就越實在、越重要，我們誰不是這樣？”

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陳家琪曾說，“我就成長于這樣一個家庭，由盛而衰，最后，父母二人都死在了各自的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內。說小，真是小事，再普通不過的小人物小事件。”

WG中，陳家琪親眼看到人們批斗XZ勛和尚小云的場景，大卡車拉著他們游街，寒風凜冽，兩個人的鼻涕都流得很長；他也見到那些人從西安鼓樓上卸下了非常古老的“聲聞于天”、“文武盛地”兩塊匾額，然后砸得粉碎。

“與這些事比起來，我覺得自己真沒有什么可說的。但生命、情感，內心的凄楚、無奈與委屈，該對誰說？這委屈是父母包辦婚姻造成的？是他們的歷史造成的？是我爸爸這個人造成的？還是1949年后的一切變故造成的？誰知道？誰又能說清楚？”

（上世紀70年代，陳家琪與妻子李少華。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點著煤油燈看《哥達綱領批判》

《哥達綱領批判》是馬克思在1875年寫的對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哥達會議上提出的黨的綱領草案的批評意見。

WG時，陳家琪與一群人在西安的西北局門口抗議，聽到門前兩位大學生的辯論，其中一個念毛主席語錄，另一個則引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當時我就很疑惑，大家都在說毛主席語錄，為什么他在說哥達綱領批判，《哥達綱領批判》是什么書，就特別好奇。”

于是他想方設法把這本書找來看。在農村插隊時，白天干活，晚上就苦讀《哥達綱領批判》。“我點著一個小煤油燈，兩個鼻孔都熏黑了，看不懂也拼命看，然后就開始看馬克思全集，我對理論問題很感興趣，很想知道他是怎么解釋這些問題的。”通過馬克思，他也知道了康德、黑格爾等大哲學家的名字。1978年，當他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研究生，這些哲學家開始伴隨并影響他的一生。但這時的他，還從未想過WG會結束，也從未想過有一天會恢復高考。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對陳家琪來說是思想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林彪反革命集團叛逃墜機，讓他開始對原來堅信的一切有所懷疑。

“那個時候開始思考國家的宣傳和教育是不是有問題，開始獨立思考，開始想自己的事情，不再那么盲從。”

1972年底，陳家琪被招進陜西省第二勞改支隊做教員。一開始他是想當司機的，但領導很快發現他出色的文字功底，于是委派他寫公文。被退回幾次后，他很快就掌握了寫這種公文的技巧。

在這之前，他插隊時寫的劇本《春華秋實》已經出版，由此改編的秦腔也多次演出。劇本里全是當時的口號和豪言壯語，“今天已經沒法看了”。

在勞改隊一呆就是七年。

監獄里關押著許多政治犯，多是因為偷聽敵臺、給境外寫信而入獄的。“他們只是偶爾聽了幾句‘敵臺’或別人的傳言，便信以為真地給美國、臺灣或香港寫信，想以此騙些財務度日，結果一判就是二十年。”

在監獄工作的七年，他感受到一種話語的強勢。對犯人們進行教育和改造時，有著固定的和重復的說辭，“好像自己真在舞臺上扮演一個角色，每句臺詞都得背著說，決不能說錯。”這樣的話語權勢背后是以國家的專政機器為后盾，讓人感到威風凜凜，手握大權。

這樣的生活有不對頭的地方嗎？

“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才意識到離開了這一后盾，我將變得不會說話，甚至不知道我在代表誰、對誰和為誰說話......人被訓練得要永遠正確，在改造犯人的同時，我也在朝著這個方向進行著自我改造。”

命運讓他走上了另外的方向。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單位為了留住他，幾次阻攔，他最終沒能報考本科生考試。“當時心里很難受，覺得這是個機會，覺得自己一定能考上。后來我就直接去考研究生。”當時人們對研究生沒有多少概念，單位領導也不相信他能考上，就讓他去了。結果他“意外地”，成為1978屆武漢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

直到現在，回想起上山下鄉時堅持讀書的經歷，陳家琪經常在課堂上教導自己的學生，“你們得一直努力——因為你不知道機遇會在什么時候來臨。考試可以僥幸，可是人生是不能僥幸的啊！”

（在武漢大學讀研究生期間。前排左起：黃克劍、易中天、鄧曉芒，后排：程亞林、陳家琪。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

1978年后，中國開始悄然發生變化。

城市里開始出現小買賣，路上有人賣烤紅薯、修皮鞋和鋼筆；人口開始流動，社會開始活起來了。

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開始多了。北京的研究生來到武漢大學，大家一起沒日沒夜地討論問題，討論怎樣看待WG，怎樣看待中國社會的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

（上世紀90年代和好友在九寨溝。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1980年，《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讀者來信《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在社會上引起了大討論。曾經的充滿革命理想的青年，在各種運動中看到人性、官僚體制的黑暗，這種幻滅帶來巨大的落差感，讓他們迷茫：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

彼時33歲的陳家琪也參與了這場討論。“我理想的幻滅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開始的，但那時并沒有去想這一生應該怎么過。我們看了那么多的小說，都是別人的生活和故事，卻從未想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是怎么回事，自己想過什么生活。”

這場討論的意義，使“人開始有了自我意識”。

陳家琪開始想清楚，自己這輩子就是從事哲學研究、當老師。“我一直有一個啟蒙意識，把自己的觀念、經歷講給現在的人，不要歌頌苦難，不要歌頌、懷念知青下鄉。我覺得我這輩子要做的，就是把我們這代人的經歷和反思寫下來，盡可能傳給下一代人。”

1983年秋天，全國性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運動波及到他當時任職所在的華中工學院（現在的華中科技大學）。因為談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他和另一位老師黃克劍被點名為清污的對象。后來縮小了范圍，清污對象只剩下黃克劍。黃的文章中說“四人幫”搞的是假社會主義，而清污工作組認為這是錯誤的，應該是“反社會主義”，圍繞著是“假”還是“反”批判了很長時間。在一次批判會上，陳家琪拿出《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在其中多處用了“假”而不是“反”；他當場念了出來。“記得當時我哭得一塌糊涂，那種委屈、憤怒、不齒，簡直無法言說，我說，這不是又要WG了嗎，為什么要批斗我們的老師，難道在座的各位在WG期間都沒有被批斗過嗎？”

隨著中央叫停了這場運動，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他常常在言談中提及“抵制遺忘”。每年的5月16日，WG爆發的日期，他總要和三五好友，靜靜地坐上一會。

他至今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即使在WG期間也沒有間斷。本子上會記錄著每天發生的事情、自己的感受或看法，或者摘抄在媒體上看到的“有意思”的內容。他記下了每一年學術會議爭論的焦點和精彩的發言；1981年中國女排贏得世界杯時整座研究生宿舍的激動狂歡；崔健的演唱會上全場的尖叫狂熱，“一無所有”這樣的歌詞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哲學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

在《三十年間有與無》一書中，陳家琪提到WG對其個人走上哲學之路的非凡意義，首要的一點就是“它使我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與人類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關心天下大事，生命中充滿了政治激情，也正是這種政治激情賦予生命以意義”。

正是對社會的關心，對底層民眾的關心，讓他早在二十年前，就背離了學者的道路，走上思想者的道路。“我不再拘泥于研究康德、黑格爾單個的哲學家，而是把他們的觀念吸收后整理為我個人的經驗，然后對時代有所把握，對當下的現實、對中國的問題有所認識。”

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活力、思想解放曾讓他欣喜不已，但隨之而來的道德滑坡、拜金主義、對理論問題的封閉與厭惡更讓他憂心忡忡。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我們的概念框架已經失效了，我們已經無法用原有的概念系統來表述、整理現有的經驗。”

康德告訴人們，只有先天的觀念才能把經驗轉化為知識，如果沒有一套既有的概念框架，就無法整理經驗，外在的信息與經驗再多也無濟于事；黑格爾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就是這種觀念的對象化，觀念顯現為世界；觀念發生進步，歷史就是進步的。

新的時代里，欲望、生命、自由、平等這些概念的產生，人們用這些概念整理經驗，于是有了新的概念框架，這些概念框架在邏輯上有著新舊之分和日漸完備的體現，于是有了新的人生觀念，而觀念又改變著世界。

但與之相反的還有歷史的斷裂感、年輕一代對過往的無知與不感興趣、人性中善良天使的墮落、技術進步下的倫理問題......

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嗎？已經71歲的陳家琪還不能確信。

他所能確信的是，他可以在這個時代里做些什么。

“康德曾說過，在任何時候，人變得開化總要比變得道德快得多；而我們，卻依舊把開化理解為道德，因為我們封閉得太久太久。”

他致力于論證社會的政治秩序、倫理秩序及其背后的觀念秩序的重要性，并以之解釋諸如“什么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力量？”、“市場經濟是否一定導致道德滑坡？”等問題。

“市場經濟的道德力量是講人性，認清人性中有其魔鬼的一面，人可能會更保守一點。”陳家琪在WG中見過太多人性的惡，他知道口號下也許隱藏著一些危險的東西，因此對新生事物諸如基因編輯嬰兒、人工智能的態度也更保守。“人性中總有惡的、貪婪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下你要守住一個什么。消極自由比積極自由更可貴，要守住自己的底線。”

他努力尋找一種普遍性的超越性價值、呼吁道德重建，試圖對權力的本質有所認識和厘清政治與道德的關系。

（2018年，與臺灣大學前校長孫震先生。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他要做的是對這些問題的重新闡釋和不斷傳播，以及在闡述與傳播中意識到文化、歷史、語言與哲學的關系所提供的真理。

他在《歷史的斷裂，亦或是最后的喪失》一文中寫道：“‘改革開放’是一個早被人們說膩了的詞，但‘開放’要比‘改革’重要得多。‘改革’在任何時代都有，只是深淺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只有‘開放’才標志著空間關系的改變，首先是國門的開放，其次是人與人的心靈的開放。也正是這種改變，才使得思想的‘原創’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它必須是某種具有‘開放性’的一般原則：我們以此原則來為我們的信念辯護，來解釋被納入我們視野中的一切變化；而哲學，說到底不過就是為著這樣的一般原則而展開的辯論，它主要是邏輯上的自洽，一種形式上的要求，但又必須是時代精神的體現。”

他在《三十年間有與無》（2008年）的自序中，期許一個“公共空間或集市”的到來，人們在這其中可以自由地討論公共利益、公共幸福的問題。陳家琪覺得，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和生活還沒有到來。未來，他的期許會到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