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主導中國革命的德國人李德，長征后去了哪里？

李德（1900年～1974年），奧地利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國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筆名華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后，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紅軍長征開始時，是軍事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之一。

李德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國慕尼黑。1932年春被蘇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將經費交付佐爾格。奧托·布勞恩是在當年秋天到達上海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工作。由于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所以 “從第一天起”，奧托·布勞恩“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

33歲的李德精力旺盛，表現出比東方人更強烈的求偶欲望。陳士榘上將后來回憶說：“李德剛來到部隊，提出一個在我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在中國尤其是在紅軍，就顯得有點可笑。”博古雖然對李德言聽計從，但在這件事上他還是顧及影響，暫時沒有照辦。

1938年，李德又與從上海來延安的女歌唱演員李麗蓮結婚。1939年8月27日，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忽然接到通知，搭乘周恩來去蘇聯醫治手臂跌傷的飛機，返回蘇聯。“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忙向李麗蓮告別，她是周末從藝術學院回來的……”由于飛機推遲起飛，李麗蓮趕到機場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組織批準，只得留下來。見[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版，第358頁。后來，蕭月華、李麗蓮都重新建立了家庭，并且終生都不愿意提起與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李德紅軍長征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為一名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不僅同中國紅軍一起親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更是這一歷史壯舉的重要決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揮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錯誤指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并在長征初期付出慘重代價。

李德來到蘇區，雖然懷有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錯誤的干預、指揮卻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重大損失。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和只有街壘巷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不顧戰爭實際情況，僅憑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圖指揮戰斗，結果導致反“圍剿”作戰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而他本身只指揮過一個騎兵旅,使紅軍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

長征初期，李德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成員之一，他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面在退卻中采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深刻分析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李德神情沮喪，拒不接受批評。遵義會議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而正式結束了李德、博古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此后的長征路上，李德雖然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但仍然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在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德明確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

他本人其實并沒有什么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有一些軍事知識也主要來自于蘇聯軍事學院的課堂上和教材中。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政治家，也談不上是什么戰略家。但是，就是這么一個人物，卻于1932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擔任軍事顧問。雖然說是顧問，可是由于其身份的特殊，當時的李德儼然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因為他本身的水平有限，又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指揮一支兵力有限的軍隊同另一支相當強大的軍隊作戰，加之他過于盲目自信，使得他給中國革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1939年，李德離開了延安，也徹底離開了中國，去到了蘇聯。1949年，再由蘇聯回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回到了故鄉的李德，開始了一些翻譯工作，直到1974年，在柏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