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tlassian

利維坦按：

文中提到的“二分心智假說”很有意思，按照朱利安·杰恩斯的觀點，人類一直到3000年前，大腦都一直處于這種分裂的狀態，其體驗外部世界的方式，與其說他們在遇到新奇或意外狀況下能夠有意識地做出評估，不如說會產生幻聽，或是幻想“神”給出了建議或命令，然后無條件服從這些幻覺。

換言之，他們根本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思維過程本身。這種“指令性幻覺”經常會指揮患有精神分裂癥主要癥狀的患者，而杰恩斯的假說為“指令性幻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杰恩斯在分析了《伊利亞特》、《舊約》后認為，其中沒有提到任何一種認知過程 （例如內省） ，也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作者具有自我覺察。他由此認為，早期人類的心靈狀態與我們十分不同。 他還指出，現代精神病理學所提及的精神分裂癥就是人類早期二分心智所遺留的痕跡 （當然，這也是他遭到諸多批評的所在） 。

快問快答：你是右腦型還是左腦型？

你可能會很快回答出這個問題。如果你是富有創造力和直覺的人，喜歡音樂、圖像和其他形式的藝術，那么你就是右腦型。反之，如果你更善于分析和邏輯，喜歡數學和模式識別，那么你就是左腦型。如果你還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種，網絡上有無數的在線測試，幫助你確定、加強和最大限度地發揮你固有的認知優勢。

事實上，左右腦理論已經滲透到各種行業——尤其是商業領域，許多公司雇傭右腦員工擔任更具創造性的角色，左腦型員工擔任管理職位。鑒于其被廣泛接受和使用，這一理論一定是基于最新的神經科學，對嗎？

抱歉，這種觀點并不準確。

就像認為我們只使用了大腦10%的說法一樣，左腦/右腦理論也是一個持久的流行心理學神話——這種說法就像許多性格測試（包括著名的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測試）一樣，其預測能力和占星術也差不了多少。不過，像許多現代科學神話一樣，左-右腦二分法是基于某種事實的內核。某些大腦功能的確集中在不同的半球，但這種側化（即功能分布于不同半球的現象）比流行心理學所呈現的簡單模型要復雜得多。

那么，這個現代神話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完全虛構的呢？

? Wikimedia Commons

從外部看，大腦似乎是完全對稱的。底部是后腦，由兩個結構組成：腦干，它控制自主功能，如呼吸和消化；以及邊緣系統，它控制更復雜的基本功能，如記憶處理、情緒和動機。后腦下方是小腦，它負責感官處理和運動協調；而包裹著它的是前腦，負責更高級的認知功能。大腦沿中線分為兩個半球，每個半球又進一步分為四個葉：額葉、頂葉、顳葉和枕葉。小腦也分為對稱的兩個半球，而大腦半球通過稱為胼胝體（corpus callosum）的一束神經纖維相互連接。

不過，早在19世紀60年代，證據就開始表明大腦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對稱。1861年，法國醫生兼解剖學家保羅·布羅卡（Paul Broca）遇到了兩位有顯著語言障礙的病人。第一位病人，路易·維克多·勒博涅（Louis Victor Leborgne），幾乎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只能發出一個詞：“temps” [發音為“tan”或“tahn”]——即法語中的“時間”。奇怪的是，他的其他認知能力——包括閱讀、寫作和理解口語的能力——并未受損。

勒博涅的大腦，由布羅卡存放于巴黎迪皮特朗博物館（Dupuytren museum）。? Neurosciences and History

第二位病人，拉扎爾·勒隆（Lazare Lelong），也有類似的障礙，他只能說出五個詞：“是”、“否”、“三”、“總是”和“lelo”——對自己姓氏的錯誤發音。在兩位病人去世后，布羅卡對他們的大腦進行了尸檢，發現兩人都患有神經梅毒（neurosyphilis），導致他們大腦的同一區域出現了損傷：左半球額葉第三回。

這些發現使布羅卡在1865年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語言在左側額葉第三回的定位》（Localization of Speech in the Third Left Frontal Cultivation）[1]，他在論文中推測，言語生產集中在這個區域，現在被稱為布羅卡區（Broca’s Area）。

十年后，1874年，德國醫生兼解剖學家卡爾·韋尼克（Karl Wernicke）描述了一種類似但又不盡相同的失語癥，患者能夠流利地發音，但所說的句子是缺乏結構和意義的無意義語句——今天被稱為“語詞沙拉”（word salad）。奇怪的是，這些句子保留了普通語音的節奏和句法，而患者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語言存在任何紊亂。他們對語言的理解能力，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通常也受到損害。和布羅卡一樣，韋尼克發現，這種損害是由大腦中一個特定區域的損傷引起的：這個區域位于左后側額葉，現在被稱為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

這些觀察使韋尼克將失語癥分為兩種基本類型：布羅卡的或稱為運動性失語癥（Motor aphasia），和韋尼克的感覺性失語癥（Receptive aphasia）。

布羅卡和韋尼克的發現讓心理學家得出結論，語言的產生和理解完全集中在大腦的左半球。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真正開始理解大腦側化的程度。20世紀60年代初，神經外科醫生開始實施一種全新的激進手術，幫助嚴重癲癇的患者。

這種手術稱為胼胝體切斷術，涉及切斷胼胝體的神經纖維，以防止癲癇信號從一個半球傳導到另一個半球。最初，人們認為這項手術沒有副作用，但隨著對患者的長期觀察，他們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奇怪。他們在執行日常任務時開始偏愛使用右側身體，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左側的任何刺激。例如，如果有什么東西碰到了左臂，他們不會注意到；如果一個物體放在他們的左手里，他們會否認其存在。

羅杰·斯佩里（1913-1994）。?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出于對這種奇怪行為的興趣，1962年，加州理工學院神經生理學家羅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的研究生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開始了一系列開創性的實驗，試圖弄清這些裂腦患者的腦中到底發生了什么。他們的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人類大腦的理解。

雖然胼胝體以前被認為是一個功能不大的結構，心理學家卡爾·拉什利（Karl Lashley）甚至曾推測它的作用不過是“防止兩個半球下垂”，但斯佩里和加扎尼加很快發現了它在大腦功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由于脊椎動物進化過程中的一個奇怪現象，我們的神經系統是交叉控制的，這意味著每個半球主要接收來自身體另一側的信息。例如，視神經將來自眼睛的視覺信息傳遞給我們的枕葉，這些神經在視交叉處交叉，這意味著來自右眼的信息傳遞到左半球，反之亦然。同樣，每個半球控制身體的另一側，例如左半球中風會導致身體右側癱瘓，反之亦然。通常，這種看似反直覺的安排可以很好地工作，因為信息會立即通過胼胝體傳遞到正確的半球。但在裂腦患者中，這種溝通通道不再存在，這意味著傳遞到特定半球的信息會停留在那個半球中。此時，事情變得奇怪了起來。

斯佩里和加扎尼加通過刺激身體的另一側來分別探測患者的半球功能——例如，通過給右眼呈現一個圖像來刺激左半球。在一項早期實驗中[2]，他們在患者的視野中閃現了一系列燈光。當被要求報告看到燈光的時間時，患者只報告了右側的燈光。但當被要求在看到燈光時用手指示出來時，他們成功地報告了兩側的燈光。

? Knowing Neurons

接下來，斯佩里和加扎尼加投射了單詞“HEART”，使得字母“HE”出現在患者的左側視野中，字母“ART”出現在右側視野中。當被要求報告他們看到了什么時，患者口頭回答“ART”；但當被要求用左手指向他們看到的單詞時，他們指向了“HE”。類似地，如果一個物體放在患者的右手中，他們可以輕松地說出它的名稱，但當被要求用右手指向相同物體的圖像時，他們卻無法做到。當側向反轉時，患者可以輕松地指向物體，但令他們感到困惑的是，無法說出其名稱。這些實驗證實了語言處理能力幾乎完全局限于左半球，而右半球則專門負責視覺感知任務，例如識別面部和情緒以及發現物體之間的差異。

盡管這些差異已足夠令人費解，生活在“裂腦”狀態下的患者的體驗有時更加離奇，患者會感到自己確實有兩個獨立的大腦——這些大腦常常彼此沖突。例如，患者曾報告他們用一只手系扣子，而另一只手卻會自發地解開這些扣子，或者用一只手把物品放進購物車，而另一只手卻會把它們放回架子上。許多患者甚至能夠用雙手同時繪制兩幅不同的圖像，但由于右半球在空間推理能力上的優勢，左手在這一任務上通常優于右手。

《奇愛博士》中的異手綜合癥：左右腦互搏下，左手控制不住右手行納粹禮。? Pinterest

在極少數情況下，這種現象甚至會表現為“異手綜合征”（Alien hand syndrome），患者的一只手似乎有自己的獨立意志，有時甚至試圖勒住患者自己或他人。這種現象也有時被稱為“奇愛博士綜合癥”（Dr. Strangelove Syndrome），以斯坦利·庫布里克1964年電影中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的角色命名，該角色就表現出了類似的癥狀。 不幸的是，除了讓“作亂的手”忙于其他任務或在夜間限制其活動以防止傷害外，沒有治愈該病的方法。

斯佩里在1974年發表的一篇開創性論文中總結了他的研究成果，這篇論文最終為他贏得了1981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他總結道：

“……[每個半球]確實是一個獨立的意識系統，它在感知、思考、記憶、推理、意愿和情感方面都以人類特有的水平運行……左半球和右半球可以同時在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心理體驗中保持意識，這些體驗平行進行。”

斯佩里特別得出結論，左半球專長于邏輯、排序、線性思維、數學、硬性事實和文字思維。相比之下，右半球處理“柔性”任務，如想象、整體思維、直覺、視覺空間處理、面部識別以及解讀非語言社交線索。

事實上，根據斯佩里的實驗，數學思維的這種側化幾乎已經完成：

“……通過非語言輸出以及將感官輸入限制在左視野或左手上的次半球的數學測試表明……次半球的計算能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通過操控彈珠或木棒，觀察左視野閃爍的燈光點，并用左手指示……（裂腦）患者可以成功地匹配數字，或者將一個數字加到小于10的數字上，但當要求他們加減兩個或以上的數字時，以及在最簡單的乘除運算時，他們都失敗了。”

后來，斯佩里觀察到，右半球實際上可以進行小于20的加法運算——這是左半球對數學思維完全主導地位的唯一例外。

? Vinmec

后來的觀察似乎證實了斯佩里的發現，神經學家得出結論，原發性計算失能（Primary acalculia），即根本無法理解和進行數學運算，僅在大腦左頂葉受損時才會發生[3]。相比之下，由右半球受損引起的繼發性計算失能（Secondary acalculia），影響的是大腦通過感官接收數學信息或通過語言表達這些信息的能力，但不會影響大腦理解和處理這些信息的基本能力。

侵入性較小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大腦的任務偏側化。1973年，舊金山蘭利波特神經精神病研究所的羅伯特·奧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博士和戴維·加林（David Galin）博士要求受試者在腦電圖（EEG）監測他們各自半球活動的情況下進行各種認知任務[4]。當要求他們進行心算、思考寫信或執行語言練習（如列出以字母R開頭的動詞）時，受試者的左半球產生了表明注意力和活動的快速腦電波，而他們的右半球則產生了表明放松的低頻α波，這表明在這些任務中右半球基本上處于關閉狀態。然而，當受試者被要求用彩色積木拼圖、記住音樂音符的順序或使用畫板繪圖時，情況正好相反，右半球產生了快速腦電波，左半球則產生了α波。

奧恩斯坦和加林總結道：

“我們的看法是，在大多數日常活動中，我們只是交替使用不同的認知模式，而不是將它們整合在一起。這些模式相輔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

然而，盡管斯佩里曾警告說：

“……右左認知風格的實驗性極性這一理念非常容易被泛化。”

……但已經為時過晚。在1973年《紐約時報雜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討論奧恩斯坦和加林實驗的文章中[5]，兩位科學家表示，不同的人一側半球占主導地位，塑造了他們的天賦和能力：

“理想情況下，我們應該能夠根據任務需要激活相應的半球，關閉另一側半球。但事實上我們并不能總是做到這一點。‘許多人被一種或另一種模式所支配，’奧恩斯坦博士指出。‘他們要么難以應對手工藝和身體動作，要么難以處理語言。’文化顯然對此有很大影響。來自貧窮黑人社區的孩子通常更多地使用他們的右半球——例如，在不完整圖形的模式識別測試中，他們的得分高于白人，但在語言任務上表現不佳。其他已經學會用言語表達一切的孩子發現，在模仿網球發球或學習舞步時，這種方法是一種障礙。用言語分析這些動作只會減慢他們的速度，并干擾通過右半球的直接學習。”

“我們沒有應有的靈活性，”奧恩斯坦說，“我們幻想自己擁有比實際更多的控制權。”在人生早期，許多人似乎就被塑造成“左半球類型”，主要在語言世界中運作，或者“右半球類型”，更多依賴非語言表達方式。這是兩種基本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文章進一步指出：

“奧恩斯坦和加林博士認為，當總是習慣性地使用同一側大腦變得過于明顯時，它會限制一個人的個性。這兩位研究人員目前正在研究一種測試，可能幫助他們判斷一個人長期偏愛哪一側大腦，并且這種習慣是否妨礙了在必要時將主導權轉移到另一側。他們計劃在那些真正專精于某種領域的人身上進行測試，比如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一個沒有任何興趣愛好的左半球類型）和右腦占主導地位的陶藝家、舞蹈家和雕塑家（‘最好是那些在語言方面有困難的人’）。他們預計會在這兩組人之間發現顯著差異。這將為他們提供一個工具，用以引導孩子或成年人發現自己新的層面，開放他們體驗。”

由此，一個持久的流行心理學迷思誕生了，各類出版物包括《時代》雜志、《哈佛商業評論》和《今日心理學》很快也加入了“左腦/右腦”的行列。這個理論通過貝蒂·艾德華（Betty Edwards）在1979年出版的《用右腦繪畫》（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一書進一步得到了普及。

該書中，作者提出了各種技巧，幫助人們繞過“分析性”的左腦，從而讓視覺創造力蓬勃發展。如今，左腦/右腦理論催生了大量的在線測試、研討會和其他材料，旨在幫助人們確定哪一側大腦占主導地位，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潛能，甚至加強大腦中非主導的那一側。這種觀念甚至滲透到了商業領域，一些公司試圖雇傭右腦型員工來從事更具創造性的角色，而左腦型員工則擔任管理職位。

但正如我們在研究人類心智時常常遇到的情況一樣，事情遠不像流行心理學讓我們相信的那樣簡單。

? Cornell University

雖然斯佩里、奧恩斯坦等人的發現似乎表明右半球在數學思維和語言處理方面幾乎沒有作用，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斯佩里觀察到，右半球在所謂的左腦任務中也發揮了活躍的作用。例如，當一位患者通過左眼看到他女友的照片時，雖然他無法說出她的名字，但卻能夠用拼字游戲的字母拼出她的名字。

他們還發現，盡管左腦擅長直接的詞匯聯想，但右腦在識別更微妙的關系和暗示上表現更好。例如，當左腦看到單詞“foot”時，它更擅長從詞匯列表中挑出相關詞匯如“heel”。但是，當右腦看到兩個額外的詞“cry”和“glass”時，它更容易找出連接詞——在這種情況下是“cut”。

右腦在數學思維中也扮演了比預期更大的角色。伊利諾伊大學心理學教授卡拉·費德梅（Kara Federmeier）解釋道：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同意‘邏輯’和‘創造力’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讓我們考慮一個（相對來說）更明確的例子：數學能力，這通常被認為是‘邏輯’左腦擅長的部分。

數學能力有很多種，從能夠估算兩個集合中哪個物品數量更多，到計數，到各種類型的計算。研究表明，總的來說，數學能力的形成來自于兩個半球的處理（特別是每個半球中的一個叫做頂內溝的腦區），而且任何一個半球受損都會導致數學能力的困難。左腦在數學中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如計數和背誦乘法表這樣的任務上，這些任務依賴于大量記憶的語言信息（因此，這與我們通常認為的‘邏輯’并不完全一致！）。而在一些數學相關任務中，右腦也有優勢，尤其是在估算物體數量時。這種模式，即兩側大腦都對大多數認知技能作出關鍵貢獻，普遍存在。要做到邏輯或富有創造力，需要兩個半球共同作用。”

確實，按照人們對左腦/右腦分工的普遍認識，我們以為那些右腦受損的人會變得冷酷無情，但卻是超理性的計算和決策機器，就像《星際迷航》中的瓦肯人一樣。然而，現實中，這些人甚至連做基本的決策或計劃都有困難，因為他們缺乏直覺和情感功能，無法構想出整體大局并將邏輯轉化為實際行動。邏輯和情感并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彼此對立；要在現實世界中有效運作，兩者都是必需的。

最近的研究表明[6]，許多認知功能實際上是由兩個半球平均分配的，包括處理視覺和聽覺刺激、空間操控、面部識別、藝術能力、數值估計和比較。即使是布羅卡、韋尼克等人確定的核心語言能力的左側化也并不總是正確的。

例如，雖然布羅卡區和韋尼克區通常位于左半球，但在5%的右撇子和30%的左撇子（記住，他們的慣用手由另一半球控制）中，布羅卡區和韋尼克區卻位于右半球[7]。事實上，不同認知功能的側化在個體之間差異很大，因此神經外科醫生在進行腫瘤切除等侵入性腦外科手術之前，通常會進行特殊測試來查明這些認知位置。該檢查被稱為頸動脈內注射戊巴比妥鈉或Wada-Milner測試[8]，其涉及向一個半球或另一個半球注射巴比妥類鎮靜劑以使其失效，并要求患者執行各種認知任務。

威廉（William）的大腦在子宮內發育異常。2005年7月12日出生后，他每天要經歷多達80次癲癇和痙攣，他的父母決定為其實施一項激進的腦半球切除手術。手術前，醫生警告他，手術可能會讓他失去行走能力。但手術后的八年，這個四年級學生不僅能跑，還能投籃和得分。? Indianapolis Monthly

大腦側化的普遍觀念也無法解釋“神經可塑性現象”——大腦適應物理損傷的驚人能力。因癌癥或其他疾病導致一整個大腦半球被切除的兒童，仍然能夠過上完全正常的生活，大腦通過重組來使用僅存的半球執行所有必要功能[9]。在經歷類似手術或遭受創傷性腦損傷的成年人身上，也觀察到了這種神經可塑性，盡管程度較輕。

好吧，所以大腦比流行文化讓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其功能也比我們預期的分布得更均勻。但不同的人肯定會偏向使用大腦的一側吧？畢竟，如何解釋有些人更具邏輯性和分析性，而另一些人則更具創造性和藝術性？

不幸的是，科學并不支持這一觀點。

2013年，猶他大學賈里德·尼爾森（Jared Nielsen）和同事們進行了一項研究[10]，分析了1011名年齡在7到29歲之間的個體在執行各種認知任務時的神經活動，使用的是靜息態功能連接磁共振成像（RS-FCM-MRI）設備。研究發現：

“確定了9個左側化和11個右側化的樞紐……[作為]顯著側化的連接。左側化樞紐包括默認模式網絡中的區域……而右側化樞紐包括注意控制網絡中的區域……左側化和右側化樞紐形成了兩組可分離的相互側化區域網絡。僅涉及左側化或僅涉及右側化樞紐的連接在受試者中顯示出正相關，但僅限于共享節點的連接。腦連接的側化似乎是局部而非全球性的大腦網絡屬性，我們的數據與個體間更‘左腦’或更‘右腦’網絡強度的整體大腦表型不一致。隨著年齡的增加，側化的增加很小，但未觀察到性別差異……[我們還發現]不同個體的側化連接是相互獨立的，大多數功能側化在7歲之前就已經發生。”

換句話說，雖然各種認知功能的定位在個體之間有所不同，但總體上沒有哪一側半球在顯著程度上占據主導地位。實際上，許多技能和才能不是來自某一半球的更多工作，而是來自于兩半球更高效的合作。例如，被認為在數學或音樂方面有天賦的兒童往往表現出兩個半球之間的更好交流，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結合邏輯/分析和創造/直覺的能力。相反，那些在某些任務上掙扎的人，不一定是因為大腦某一半球較弱，往往是因為一半球為執行通常由另一半球處理的任務而發展起來的。正如幾乎所有的認知任務一樣，即使是最薄弱的技能也可以通過練習逐漸得到加強。

盡管有超過50年的研究駁斥了這種觀點，但估計仍有超過68%的人相信左腦/右腦的迷思。這是為什么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人類喜歡思考自己，并想出各種系統將自己和他人劃分為整齊的類別。

像星座和許多性格測試一樣，用來確定左腦或右腦占主導地位的測試利用了一種被稱為巴納姆效應（Barnum effect）的心理現象——即，人們傾向于相信那些看似專門為他們量身定制的描述，實際上這些描述足夠模糊，以至于可以適用于任何人。

這個效應常被占星師、通靈者和其他騙子利用，最著名的例子是舞臺魔術師、超自然現象揭秘者詹姆斯·蘭迪（James Randi），他向一群學生發放了個性化的星座運勢，并要求他們評估描述的準確性。幾乎毫無例外，學生們都認為這些星座運勢非常準確。然后蘭迪要求學生們交換星座運勢，這時他們才發現實際上都收到了相同的內容！

? Sam Brinson

左腦/右腦的謬誤，驗證了我們日常觀察中一些人似乎更具邏輯性和分析性，另一些人則更具創造性和直覺性，并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它也讓我們能夠為自己的不足找到借口：我數學不好，不是我的錯，你看，我天生就是右腦型的！但實際上，我們的認知技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基因、成長環境、心態以及訓練和教育——這些都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右腦型”或“左腦型”。

盡管認知功能的側化可能對我們的個性或天生技能沒有顯著影響，但它仍然對大腦的運作方式有深遠的影響。例如，盡管每個半球接收到和處理的信息通常通過胼胝體與另一半球共享，但這種共享并非總是可能的。正如心理學家拉·費德梅解釋的那樣：

“每個半球內部的處理依賴于一個豐富、密集的連接網絡。連接兩個半球的胼胝體對于纖維束來說很大，但與每個半球內部的連接網絡相比，它非常小。因此，從物理上講，讓兩個半球完全共享信息或以完全統一的方式運行似乎并不可行。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讓兩半球各自獨立運行其實是更聰明的選擇。將任務分開并允許兩半球獨立工作并以不同的方式處理同一問題，似乎是大腦的一種良好策略。

我最喜歡的一個發現來自于一項實驗，我們用形容詞改變了同一個名詞的含義。例如，詞語‘green book’（綠皮書）指的是一個具體的東西——也就是說，一個很容易在腦海中形成圖像的東西。然而，給出‘interesting book’（有趣的書）時，人們通常會想到書的內容，而不是其物理形式，因此同一個詞變得更加‘抽象’了。

我們想看看，對于完全相同的詞語，具體性差異是否會出現，以及兩半球是否同樣受到具體性的影響。在這項實驗中，我們發現……左腦對詞語組合的可預測性非常敏感。能與‘green’搭配的名詞比與‘interesting’搭配的要少得多，當這些詞語首先呈現給左腦時，大腦活動反映了這一點。

然而，令我們驚訝的是，與‘interesting book’相比，右腦對‘green book’表現出更多與圖像相關的大腦活動。因此，盡管左腦在語言處理方面顯然非常重要，但右腦可能在創造伴隨語言理解的豐富感官體驗方面發揮了特殊作用……這也是閱讀如此令人愉快的原因。”

換句話說，即使我們的大腦胼胝體完好無損，有時大腦仍然會表現得像是兩個獨立的實體——就像斯佩里的裂腦患者一樣。

更奇怪的是，直到人類歷史上相對較近的時期，這種擁有‘兩個意識’的狀態可能在字面意義上是真實存在的。

據說《二分心智的崩潰與意識的起源》是大衛·鮑伊最喜愛的書籍之一。? The Bowie Book Club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在他1976年的著作《二分心智的崩潰與意識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中提出，距今約3000年，地中海青銅文明以前的時代，人類的正常心靈曾經以“二分心智”的方式普遍存在。兩個半球作為獨立的實體運作，“主導”的左腦產生想法并傳達給“從屬”的右腦，后者則服從并執行這些指令。

? Science | HowStuffWorks

根據杰恩斯的說法，這種二分心智解釋了古代人類將思想和靈感歸因于繆斯或眾神的觀念。由于他們無法意識到這些想法是來自他們自己大腦內部的，他們會將這些思想體驗為聽覺幻覺，并將其來源歸因于外部——通常是超自然的來源。這種體驗類似于患有精神分裂癥的人，他們將內部產生的思想表現為聽覺幻覺。

實際上，精神分裂癥、自閉癥和許多情緒障礙（包括抑郁和躁郁癥）都與認知功能的不對稱性顯著變化有關[11][12]。例如，左腦更多與積極情緒相關，右腦更多與消極情緒相關，抑郁癥患者往往左腦活動過多。而精神分裂癥則與兩半球活動的對稱性減少相關。

? STLPR

不過，杰恩斯的理論并不意味著人類大腦曾經物理上分裂過；古代人類的神經結構與我們完全相同——包括胼胝體等結構。古人的心理圖式使他們能夠對情況做出反應、產生想法并采取行動，而無需內省能力來反思這些想法并了解其內部起源。

換言之，人類缺乏元意識或自我意識。杰恩斯認為，這種心理模式是古代人類更簡單的群體生活條件的產物，這些條件不需要一個自省的、統一的心智來運作。只有當人們開始生活在更復雜的社會中，如城市國家，并開始發展書寫時，大腦的兩半才開始融合，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知的統一的、自省的意識。

在杰恩斯理論的基礎上，英國精神病理學家、哲學家伊恩·麥克吉爾奇斯特（Iain McGilchrist）更進一步，他認為大腦的統一化和側化已經過于偏向了一個方向——這對現代西方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 CBC

在他2009年出版的《主人與使者：分裂的大腦與西方世界的形成》（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 the Divided Bra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Western World）一書中，麥克吉爾奇斯特認為，不僅兩個半球功能不同，它們還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并推動不同的倫理與價值觀。比如，左腦傾向于將復雜、微妙的主題，如倫理學，簡化為簡單的規則和標準，而右腦則能夠更全面地將世界視為互相聯系的系統。麥克吉爾奇斯特指出，自古希臘以來，西方文明越來越受到左腦思維的支配，這種思維推動了一種狹隘的、還原主義的宇宙觀，這導致了我們許多現代全球性問題。

盡管杰恩斯和麥克吉爾奇斯特的觀點影響深遠且廣受歡迎，但它們也招致了大量批評，許多神經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這些理論和左腦/右腦的流行心理學觀念一樣，過于簡化并扭曲了大腦側化這一復雜而微妙的事實，并且基于不可靠的歷史證據。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正如蘇格蘭生物學家約翰·伯頓·桑德森·霍爾丹（J.B.S. Haldane）所言，人類的大腦不僅比我們想象的更奇怪，而且很可能比我們能夠想象的更奇怪。

參考文獻：

[1]pubmed.ncbi.nlm.nih.gov/3530216/

[2]www.jstor.org/stable/24926082

[3]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476153/

[4]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0028393274900529

[5]www.nytimes.com/1973/09/09/archives/we-are-leftbrained-or-rightbrained-two-astonishingly-different.html

[6]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300231/

[7]www.nature.com/scitable/blog/student-voices/lefthand_man/

[8]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117406/

[9]www.indianapolismonthly.com/longform/boy-with-half-brain-william-buttars/

[10]pubmed.ncbi.nlm.nih.gov/23967180/

[1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218831/

[12]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931527/

文/Gilles Messier

譯/tim

校對/tamiya2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4/09/are-people-actually-right-or-left-brained/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im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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