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咸豐九年二月，第二次大沽口之戰的炮聲響起之前，第二次鴉片戰爭進入《天津條約》簽訂后的換約階段，咸豐皇帝心中焦慮萬分，他極力避免英法聯軍以勝利者的姿態開進北京城進行換約，然而，英法聯軍卻堅持要在北京這一龍脈之地完成換約儀式。

1859年3月27日，這一天紫禁城的紅墻綠瓦間，四份沉甸甸的密詔如同四道緊箍咒，通過官府郵政的驛站系統，穿越北京至天津的漫長道路，最終悄然落入身經百戰的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手中。四份密詔的核心就是“能不打就不打”，就是一個“忍”字。

據《大清歷朝實錄》之二百七十七卷《咸豐九年·己未·二月·壬戌（3月27日）》詳細記載，咸豐皇帝在四次給僧格林沁的密詔中，反復告誡：“天津之地，關乎國家全局，且南漕北上，正值關鍵時期，切不可輕易言戰。若夷船逼近，宜先以禮相待，迎至攔江沙外，與之和談，勸其前往上海互換和約。若其回心轉意，則可避免戰事；若其執意闖入內河，再相機而動，此策甚為穩妥。”

又如：“若夷船突然而至，當選派能言善辯之士，耐心開導，勿使其騷擾百姓，同時速將情況上報，不得擅自用兵。”

這些話語如同暮鼓晨鐘，在僧格林沁心中回蕩，讓他深切感受到皇帝的無奈與深沉的憂慮。對于僧格林沁這位鐵血武將而言，密詔的“忍”字，如同一道無形的枷鎖，緊緊束縛住了他那顆渴望沖鋒陷陣為國殺敵的心。

咸豐皇帝深知僧格林沁的豪情壯志與戰斗意志，但在這危急關頭，他更需要一位能夠穩定大局的智者。于是，他將目光轉向了44歲的怡親王載垣，這位在朝中德高望重、智慧超群的鐵帽子王。

年僅29歲的咸豐皇帝向侄子輩的載垣敞開了心扉，傾訴了朝廷面臨的艱難困境，諸如英法聯軍的軍事壓力、太平天國的兵戎威脅、財政危機的現實困境以及國際法的約束、地理環境的限制等等，并強調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深遠策略。

在談話中，咸豐皇帝突然問載垣：“你還記得福康安被臨時工盤剝的故事嗎？”載垣聞言一愣，面露疑惑。咸豐皇帝便緩緩講起了那段往事：67年前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將軍收復西藏失地，使廓爾喀俯首稱臣，其輝煌戰績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乾隆皇帝龍顏大悅，賜予了福康安豐厚的獎賞。

然而，當福康安凱旋而歸，前往戶部報銷軍費時，卻意外收到了一封戶部書吏的名帖，索要萬金賄賂。

彼時的福康安已是一等公，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與重用，而那位戶部書吏，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文書職員，既無官銜，又不在編制之內，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臨時工。他竟敢向福康安伸手要錢。理由是，若不給錢，報銷軍費需要核對，將拖沓數年之久。皇上定會責問下來，輿論若趁機起哄，必將引發一場軒然大波。這是為了大人前程著想啊！并非為了我們這些小吏的私利。

福康安聽后，非但沒有動怒，反而心生感激與贊賞。他隨即命令“糧臺以二百萬予之”。這一事件后來被道光年間的舉人歐陽兆熊在其筆記《水窗春囈》中詳細記載了下來。

咸豐皇帝講完這個故事后，感慨道：從中不難窺見“臨時工”在體制內的巨大能量與影響力。這次也應該發揮他們的作用。

接著，咸豐皇帝悄悄地對載垣說：“你去天津給朕傳口諭給僧格林沁，這么這么辦……”載垣聽后，連說：“高，就是高，皇上圣明！”

1859年的4月，春風尚未吹綠江南岸，戰火卻已在北方大沽口悄然蔓延。載垣懷揣著皇帝的口諭，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疾馳天津與僧格林沁共商大計。他帶來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派往上海的使團與外夷的談判已經徹底破裂，入京換約已成定局，但天津的防御絕不能松懈。同時，他傳達了咸豐皇帝的口諭：“若夷人入境不守規矩，可暗中出擊，但務必聲稱此乃鄉勇所為。”

鄉勇，就是游離于編制之外的“臨時工”，咸豐皇帝也打算借助這股力量。咸豐深知，一旦清軍正式宣戰，必將面臨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與外交指責。而利用鄉勇進行偷襲有其合理性，因為鄉勇作為非正式編制人員，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對地方的深入了解。這種特性使得他們在行動時能夠更隱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戰爭的性質與邊界，減輕國際法的束縛與壓力。

只是咸豐沒有想到，這個看起來完美的臨時工計劃，立即被僧格林沁的謀士給點破，請看下文。本文是《帝王的決策壓力》系列文章第二篇，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