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郭沫若這個人，我寫過很多次，但寫的基本都是點糟心事，比如說非要拆北京古城墻，強行要開皇陵造成重大歷史損失，以及他的個人私生活。說實話，真不是為了黑他，每次我都要承認其在歷史方面的研究造詣，以及在詩歌方面的成就，但有才華是一回事，恃才傲物，甚至將這份才華變為糟蹋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的工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的新思想新科技源源不斷傳入我國，不少文人意識到了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弊端，想要快速跟上世界的發展步伐，就必須革除掉一些弊端。

但文化的發展得在繼承中發展，如果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本，那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短短的8個字看似簡單，卻迷住了當時很多一心求快的文人的雙眼，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

想要振興民族，最迫切的是什么？是讓大眾都能夠接受教育，通過教育知榮辱，開民智，培養基層人才，因此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已經有大批學者提出文字改革，甚至要求廢除漢字，全盤接受羅馬文字等。

當然這種提議是肯定不能通過的，漢字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是我們文化最直觀的傳承；但新中國成立后"掃盲"任務又勢在必行，那該怎么辦？只能進行漢字簡化。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是采用的文言文，并且有很多非常復雜的字樣，讀寫都很困難，百姓一時間難以學會。為了快速讓百姓掌握一些基礎詞匯，至少能夠通過文字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常識，簡化漢字勢在必行。

1956年，國務院通過并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196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出版《簡化字總表》，這就是我們俗稱的"一簡字"，也就是我們現在用的簡體字。但是漢字是簡化了，可很多地名老百姓卻認不全，為什么？

當時的很多地名都是從古代沿用至今的，其中有不少復雜地名，尤其是陜西那塊自古就是中心地區，地名也復雜得不行，因此在1964年的時候，郭沫若特地發表了一篇《日本的漢字改革和文字機械化》的文章。

文中表示我們可以學習日本在改革漢字上面的經驗，文字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我們可以從地名入手，將一些復雜的地名改得更加通俗易懂，讓老百姓們方便學習。這種思路是對的，但卻忘記考慮這些古地名背后的歷史意義。

但不論我們如今怎么看待這件事，至少在當時郭沫若這篇文章一出，沒幾個月陜西就發布了《關于更改盩厔等13個縣和商雒專署名稱的通知》，直接將陜西14處延續千年的古地名給更改了。

其中商雒改名為商洛，這個商雒可能一些人不知道，但如果說商鞅你們肯定就懂了。當初衛鞅率軍大破魏國，秦王一開始就封其商于十五邑。春秋時期習慣以封邑為氏，這衛鞅就成了商鞅。

剩余的那些縣城也都改成了更方便讀寫的地名，盩厔縣改為周至縣，郿縣改為眉縣，郃陽縣改為合陽縣，鄠縣改為戶縣，雒南縣改為洛南縣，邠縣改為彬縣，鄜縣改為富縣，葭縣改為佳縣，沔縣改為勉縣，栒邑縣改為旬邑縣，洵陽縣改為旬陽縣，汧陽縣改為千陽縣，醴泉縣改為禮泉縣，一共14處古地名全部更改。

可惜嗎？可惜，雖然這些地名方便讀寫了，但那些歷史痕跡也被抹去了，就像優美的"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中的金陵成了南京，"長治久安"的長安成了西安，"廬州月"成了"合肥月"，"蘭陵美酒郁金香"成了"棗莊美酒郁金香"，這些蘊藏在地名中的優美都灰飛煙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