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近現代史中的文豪，尤其是能夠用語言文字發人深省的那種，十個中國人里有九個會想起魯迅先生。的確，魯迅先生在喚醒民族精神方面，的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一個“民族脊梁”的評價萬分中肯；但近現代中國文壇有魯迅，卻不是只有魯迅，當時很多文人都在用自己的筆尖去寫些什么，做些什么，林語堂就是其中之一。

林語堂，福建龍溪人，出生的時候還是清朝光緒年間。林語堂家里條件在當時還算不錯，父親是當地教會的牧師，因此比其他人能夠接觸到更多的教育資源，當然，這也得他自己肯學。林語堂自然是肯學的，在1912年考入中國首所全英語授課的學校，上海圣約翰大學。

當然，他這是因為有家庭教育資源做依靠，所以說家教從某些方面來說，的確具有不可比擬的重要性，順便這一年剛好是清政府滅亡的那一年。

清華大學，中國最高等的學府，始創于1911年，擁有百年校史。清華大學的建立是出于美國提供庚子賠款的補償。

庚子賠款這段有些不關注歷史的朋友可能不太懂，簡單來說就是八國聯軍侵華后還無恥簽訂了個《辛丑條約》要求清政府進行大量賠款，后來中國又因山東三十萬勞工被迫卷入一戰，成了戰勝國，因此西方列強開始陸續廢除賠款，并將之前的款額退還。

當然列強不會白白退款，像是美國就說要用這筆錢支援中國的教育事業，實際上則是想將中國頂級人才網羅，并將他們引誘至美國發展自身。

清華大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建立的，不管建立之初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最開始有美國作為依靠，教學資源很是強大，林語堂從圣約翰大學一畢業就能進入清華大學擔任教師，足以證明他在學識方面擁有過人之處。

教了一段時間的書后林語堂覺得自己還有進步的空間，于是他通過美國的庚子賠款去到哈佛大學攻讀文學碩士，沒想到才讀一年書助學金就停了。不得不承認民國時期跟西方列強的差距非常大，獨自在異國他鄉作為一個中國人很難生存下去，但林語堂辦到了。

邊打工邊讀書，林語堂不僅將哈佛大學的碩士拿到手，他還去德國最古老的萊比錫大學讀了個博士。

1923年，林語堂回到北京出任北大教授，同時還擔任了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教務長跟英文系主任；之后他還創辦了很多刊物，并且在新中成立后，于港大編撰了《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在我國近現代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正是教育工作做多了，才讓林語堂深刻意識到了之所以民國時期的國人在面對列強上那般無力的原因，他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一文中點出，當代國人的弱點主要有三個方面，忍耐性、散漫性、以及老猾性。

這些弱點跟中國長期以來的文化所造成的慣于忍耐，忍成習慣后就成了“事不關己”的思想有關，跟大家族之間的的互相“禮讓”有關。面對這些弱點，林語堂在半個世紀前用一句話就點出了中國人想要獲得發展，未來應當如何去做：“必先改變明哲保身的態度。”

林語堂先生當初的原文如下：“所以要中國人民變散慢為團結，化消極為積極，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態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態度，非幾句空言所能濟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會環境，就是給中國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圍之內，可以各開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掃雪，并且管霜。”

1975年，林語堂因《京華煙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可惜的是此時他年事已高，在第二年3月就離開了人世，據諾貝爾十八位終生評委之一，著名漢學家馬悅然透露，如果不是因為林先生的去世，7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當屬他。

此事真假不論，但國際社會對林語堂以及其作品的確非常高，事實也證明了林語堂對于國人未來的評判很中肯，只有每個國人愿意走出自身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不再只以自己的身份，而是以一個族群的身份進行活動，對身邊同胞充滿認同感跟共情，中國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這也是魯迅為何一直喚醒民族精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