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賀敏學是賀子珍、賀怡的兄長，賀子珍、賀怡姐妹分別嫁給了毛澤東、毛澤覃兄弟。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來，賀敏學親歷了影響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后來成為紅軍的優秀指揮員，新四軍、華野和三野的杰出將領，并在渡江戰役時親臨作戰一線指揮戰斗。

1954年6月的一個星期天，外甥女嬌嬌（李敏）到北京飯店看望進京參加全國建筑工程局長會議的舅舅賀敏學，舅舅利用會議空閑陪她玩了半天。

毛澤東得知賀敏學來北京了，而且身體很好，特別高興，就讓女兒轉告舅舅，請他于翌日晚7點鐘來豐澤園做客，還囑咐衛士長李銀橋派車去接賀敏學。

賀敏學在嬌嬌陪同下來到豐澤園菊香書屋時，毛澤東已在會客室里等候了。這是賀敏學同毛澤東自中央蘇區分別20年后的第一次會面。作為戰友和親屬，他們的交談自然、親切而坦率。

毛澤東關切地詢問賀敏學這些年的工作狀況。賀敏學向毛澤東談了自中央蘇區分別后的個人經歷，在部隊中擔任的職務和所參加的重大戰役。毛澤東仔細地傾聽著，很少打斷他的話。其間，毛澤東曾稱贊他有“三個第一”：武裝暴動第一，上井岡山第一，渡長江第一。

這其中，武裝暴動第一，指的是賀敏學在1927年7月參與領導的永新暴動。暴動后，賀敏學即率暴動隊上了井岡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黨政軍高級干部和開國將帥中，賀敏學當之無愧是第一個上井岡山的人。

渡長江第一，是指賀敏學親自指揮二十七軍八十師二三八團，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無為縣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毛澤東說：“你們部隊是全軍最早過江的部隊。”

賀敏學為毛澤東穿針引線，深入了解袁文才、王佐

談到井岡山時期的斗爭，毛澤東情不自禁地主動提到了袁文才、王佐。毛澤東表示：“是啊，我們不能忘記袁、王，他們這個武裝過去對我們是有作用的。”賀敏學告訴毛澤東：“袁、王我了解，他們是信任主席，堅持要跟主席走的。”

對袁、王被殺問題，早在1930年夏秋之交，原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陳正人就曾先后向毛澤東匯報了事件經過，使毛澤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到延安后，毛澤東對何長工講：殺袁、王是不對的。1950年前后，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又向毛澤東談及袁、王被錯殺之事，毛澤東更是明確表示：殺袁、王是個錯誤，要平反！

早在1927年，為了尋找上級黨組織、了解井岡山周邊及永新的情況，賀敏學與胡波等人潛下井岡山來，打探到小江山和萬年山仍有永新地下黨的活動，還擁有一定數量的農民自衛軍武裝，心中自是欣喜萬分，在這兩地分別停留了些時日，檢查指導工作。

1927年11月初，在賀敏學的聯絡下，分散埋伏的三縣黨組織負責人接二連三上了山，毛澤東先是一縣一縣分別談話，待三縣負責人基本到齊后，再聚在一起，開始聯席會議。由于要負責穿針引線工作，賀敏學最后一天才到會。

毛澤東首先向大家詳談了大革命失敗后的嚴峻形勢，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湘贛邊界秋收暴動及革命軍受挫的情況，委婉地批評了黨內存在的一些急于求勝的情緒和悲觀論調。

他指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城市及其周圍的暴動勢必難以成功，即使暫時取勝，也難堅持下去，為此，革命的重點必須進行戰略的轉移，從敵人力量集中的城市轉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創造工農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

接著，毛澤東結合這些天詳細了解到的各縣黨組織狀況，提出了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方案。他叮囑各縣負責人，回去迅速行動起來，恢復、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款等，并要鞏固和發展地方農民自衛軍。鑒于永新的黨組織遭敵破壞嚴重，毛澤東指定劉真任永新縣委書記，重建縣委。

象山庵這次會議議題，除恢復縣委外，還開了調查研究會，并成立了三縣暴動委員會，賀敏學擔任縣委委員和三縣暴動委員等職。

在商討如何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大家基本達成一致意見，認為應首先在九隴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然后以此為依托，沿禾山、鐵境山、天龍山、桃花山、柳樹山、萬年山等地發展，逐漸擴大革命勢力。

賀敏學的主要任務是，與劉作述回縣組織暴動隊（赤衛隊），以九隴山為依托進行游擊活動，并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掀起打擊土豪劣紳的工農暴動。

后排中間-賀敏學

藍圖定下后，縣委負責人紛紛回原地領導斗爭。賀敏學卻被毛澤東暫時留了下來，以便詳細了解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岡山的有關情況。

賀敏學為毛澤東分析了老友袁文才的內心世界：袁文才入黨雖有一年了，手下也有黨員，但農民自衛軍里卻壓根沒有黨組織，因此他只能算是個掛名黨員，或是特殊黨員，他受黨的教育比較少，長年居住于深山，難以見到有關黨的理論、政策的書刊，對黨的認識比較膚淺，因此也就談不上執行黨的決議和任務。

他還說，袁文才腦子里裝的主要還是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和俠客的劫富濟貧思想，對人對事往往只重感情、講義氣，愛憎多從個人恩怨出發。

他無比坦率地告訴毛澤東，“我和袁文才是同學，我的話他還能聽一聽”，但袁文才對自己的信任，多半還是從上述那種感情出發的。

關于王佐，他走過的路很坎坷。從家窮學藝到投綠林辦團防，再到現在搞農民武裝，吃過很多苦頭，也受過不少騙。

賀敏學告訴毛澤東，王佐和袁文才一樣，重義氣、講情面，但自尊心強、戒心重，和他們相處，說話、做事要講策略，既要靈活又要坦率。

王佐有兩個死對頭，一是遂川縣保衛團團長肖家璧，另一個是永新關背拿山的尹道一。尹先前同王佐還有交情，當了五縣聯防總指揮后，曾花言巧語“招安”王佐的部隊，卻伺機“清剿”，后來干脆反目，追殺王佐。這兩個死對頭，尤其是尹道一，是王佐的一塊心病。

他曾立下血誓：“尹道一這個賊牯不除，我王佐死不瞑目！”賀敏學認為，如果工農革命軍能把尹道一除掉，不要說是讓王佐參加革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愿意干。

除掉尹道一、肖家璧這兩個井岡山下的大惡霸，還可為民除害，并對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長駐和發展有極大的幫助。

賀敏學的介紹有條有理，中心突出。毛澤東認真地傾聽，并認為這些分析很對，對他也很信任。數月后，毛澤東布置部隊不僅打垮了肖家璧，還殺了尹道一，把所繳槍支全部留給了王佐。王佐極為高興，表示要堅決與工農革命軍合作，并主動提出讓工農革命軍開進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茨坪。

賀敏學來回穿梭在毛澤東與袁文才兩邊，不經意地了解到一些使他頗感后怕的事。其一，工農革命軍在當初討論對袁、王部隊的方針時，有人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還說他們是土匪，只有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

后排左一為賀敏學

毛澤東反對，說我們共產黨不能采取大魚吃小魚的吞并政策，歷史上有誰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都消滅掉？三山五岳的朋友聯合起來就是大隊伍。

不能只看到他們只有那么些人那么些槍，這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動武，要積極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變成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其二，袁文才雖經龍超清、賀子珍等做工作，已答應在大倉會見毛澤東，但仍抱高度戒心，暗中埋伏下武裝，一旦發現毛澤東率大隊人馬前來談判，便視為欲圖侵吞而予以槍殺。

幸好毛澤東只帶了數位隨從，以從容談吐、真誠幫助博得袁文才的信任，并得以躲過此劫。這兩件欲發未發之秘事，后經知情者道來，猶使賀敏學唏噓不已。

有賀敏學在兩頭得心應手地穿針引線，毛、袁之間的關系得以進一步升溫。毛澤東很快就答應了袁文才的邀情，搬到八角樓居住。

八角樓離袁文才家只有百來步路，來往方便，且前后都有個小院子，院子里卵石鋪地，竹木參差，幾株菊花暗香氤氳。毛澤東一下子喜歡上了這個幽靜的所在。他在八角樓住的那間房子，就是原先賀敏學住過的。

賀子珍因瘧疾未愈，未隨永新的共產黨員一起回去，此時仍住袁家。一來二往，毛澤東與生性活潑的賀子珍也便熟了起來。毛澤東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熟悉當地地形、環境和人員。

賀敏學陪同毛澤東走村串戶、召開貧苦農民座談會，深深了解到毛澤東那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體察民情的工作作風，和循循善誘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講話鼓動性大，比喻通俗，生動具體，讓人容易理解、領會和掌握，本身就是一種直接的政治思想教育。賀敏學和戰士、群眾都喜歡聽。

11月下旬，賀敏學奉命趕到九隴山，參與籌建永新縣委、組織工農暴動隊、發展地方武裝等工作。不久，又接到進入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受訓的命令。

1928年2月初，國民黨朱培德部5個團向井岡山進犯，賀敏學所在的教導隊受命轉移，隨即于中旬參加了毛澤東親自指揮的攻打寧岡新城之戰。

戰斗開始后，賀敏學和教導隊150多名學員協同剛成立的二團（即袁文才、王佐部）一營作戰，在西門外的土坎上埋伏。賀敏學在實戰鍛煉中，深深領會了毛澤東用兵打仗的軍事指揮藝術，為他日后的軍事指揮，開了一個好頭。

賀敏學接任新四軍“聯抗”部隊參謀長

1941年7月，奉新四軍軍部之命，除留少部堅持原地抗日斗爭外，大部北上集中軍部整訓。為加強聯抗部隊軍事領導力量，1941年6月，賀敏學即被任命為新四軍聯抗部隊參謀長。

10月，賀敏學隨聯抗部隊返回蘇中興東泰地區。聯抗部隊利用戰爭空隙抓緊軍事、政治建設。賀敏學主抓軍事訓練，并親任軍事教官。他制定出一套詳細具體的軍事訓練方案，嚴加施行。

由于聯抗領導人分工明確，軍政首長團結一致，以靜制動、動靜結合，有理有節地開展斗爭，不僅一次次挫敗了敵人的陰謀，而且動搖、瓦解了敵之營壘，局勢逐漸有利起來。

賀敏學重視部隊的訓練和擴建工作。他向黃逸峰提議招兵買馬，擴充部隊，黃逸峰欣表同意。9月，賀敏學協助黃逸峰領導聯抗部隊開展軍政大練兵。他還在彭柏山的幫助下，主持辦起了軍事政治干部輪訓班。

賀敏學是有政治頭腦、實戰經驗豐富的指揮員，又是才堪勝任的軍事教官。他的講課特點，是既講軍事理論，又講軍事實踐，而且還能結合政治。講到軍事和政治的關系時，他明確指出，不懂政治就不懂軍事。

他以陳毅為例，說：為什么陳軍長軍事修養好，指揮作戰總能打勝仗？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陳軍長政治上很強，不僅馬列主義水平高，而且對毛主席軍事思想也學到了家。

聯抗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為策反偽軍反正奠定了必要的基礎。1942年9月，蘇北地方武裝實力派李明揚親臨聯抗訪問，黃逸峰、賀敏學等領導人熱情接待，歡敘舊誼。此時聯抗部隊正開展軍政大練兵，應李明揚要求，賀敏學還專門陪同他視察了部隊。

聯抗部隊的精神面貌，給了李明揚極大的震動，他慨然表示要堅持民族氣節，拒不降敵。李明揚還和聯抗達成“團結友好、相互支持、一致對外、抗戰到底”的口頭協議。

1942年底，賀敏學擔任地委委員，分管軍事，他肩上便多了一項幫助建立并指導地方抗日武裝的任務。

賀敏學由衷地感慨，群眾的創造無窮無盡，“日偽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他教育部隊一定要注意搞好軍民關系、軍政關系，開展擁政愛民活動，只有兵民一家親，才能無敵天下。

渡江先遣大隊

1949年3月，賀敏學擔任二十七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準備協助上級率軍渡江。

二十七軍隸屬三野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委郭化若），軍長聶鳳智，政委劉浩天。二十七軍擔負作為中路集團渡江作戰的任務以來，馬上投入緊張有序的渡江準備。

抗戰中曾在江南、江北指揮部有過渡江作戰經驗的賀敏學，認為這場即將發起的空前規模的渡江戰役，不僅要重視渡江前的戰斗動員、思想整頓、適應性訓練準備，以及熟悉地形和水性特點、征集船只等工作，還應特別重視對敵情的偵察了解。

他可以先派一支精干善戰的偵察小分隊先遣渡江，鉆到敵占區，詳盡細致地掌握可靠的敵情資料，并里應外合，策應渡江部隊。

聶鳳智、賀敏學向章塵和慕思榮面授了先遣渡江偵察的任務：摸清敵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裝備、工事結構及部隊番號，配合解放大軍渡江作戰。

4月6日晚，偵察部隊在安徽無為縣石板洲實施行動。他們迅速打掉敵人的地堡，越過江邊防線，然后避開荻港附近老虎頭的敵據點，向銅陵、繁昌交界的獅子山轉移，在敵心腹地帶展開偵察活動和游擊戰。

他們在江南敵后有聲有色的活動和卓有成效的偵察，為百萬雄師過大江做出了獨特貢獻，誠如聶鳳智所指那樣，“盡管他們根本稱不上什么大部隊，在敵人心目中卻無疑是共產黨派到江南來的第一支‘正規軍’，攪得鎮守江邊的敵人寢食不安，草木皆兵。對敵人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到的震懾作用，甚至超過了這一行動直接的軍事意義”。

二十七軍先遣渡江大隊的行動，使震驚中外、威武雄壯的渡江戰役，平添了一組驚心動魄、精彩紛呈的畫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這一事件被藝術家們拍成一部風靡全國的電影——《渡江偵察記》。電影拍出后，這支部隊的領導拜訪賀敏學時，曾由衷地說：“沒有賀老，就沒有《渡江偵察記》。”

4月20日下午，南京國民黨政府最后拒絕在“和平協議”上簽字，毛澤東和朱德簽發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根據中央軍委和總前委的決定，包括二十七軍在內的三野中路集團先于全軍一步，于4月20日開始渡江。

當晚7時，二十七軍下轄的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師趁著夜色，面向對岸魯港至荻港成一線擺開，幾百條渡船隱蔽拖至起渡線，指戰員們紛紛登船執槳，待命而發。一個來小時后，隨著突擊過江的命令下達，大小渡船千帆競發，萬槳擊水，如離弦之箭一齊向南岸突進。

賀敏學迅速從軍前指深入到八十師行動，以便直接掌握情況，實施強有力的指揮。

長江激流中，炮火映紅夜空。賀敏學就像一座鐵塔，屹立在汽艇前頭，指揮部隊冒著敵人的炮火奮槳急進，繞過黑沙洲，直取南岸。經過半個來小時的激烈戰斗，賀敏學所在的八十師師指和二三八團勝利登陸。

突破并占領敵人灘頭陣地后，賀敏學命部隊面朝對岸挑起一盞盞紅燈，作為信號向北岸的聶鳳智報告登陸成功的信息，通知聶鳳智率第二梯隊渡江。

登陸部隊以挑燈為信號，先遣渡江大隊也按預定計劃，切斷敵人電話線，在敵人重要據點周圍燃起火堆，指示炮兵射擊目標。

先遣渡江大隊與登陸部隊勝利會師后，賀敏學握住章塵和慕思榮的手，既認真又不失幽默地說：“你們辛苦了，像鉆進了鐵扇公主肚子的孫悟空，搞得敵人更辛苦，暈頭轉向，驚恐萬狀，你們為百萬雄師勝利渡江立了頭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