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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杜江波先生，現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總法律顧問、首席合規官，大連仲裁委員會/大連國際仲裁院仲裁員，大連能源與礦業仲裁院專業委員會成員。以下為其于2024年9月28日在大連舉辦的“雙碳目標下涉碳爭議非訴解決機制論壇”上的發言內容，全文整理如下：

DIAC

2024/9/28

前言：

常言道，股市是經濟活躍程度的晴雨表。換個角度，充分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糾紛解決方式－仲裁，又何嘗不是經濟活躍程度的晴雨表。切換視角，以分析當前的能源經濟的發展趨勢為切入，有助于仲裁機構和仲裁員跳出仲裁看經濟；同時通過對能源領域爭議特點的分析，也有助于企業經營管理者跳出經濟看仲裁。

一、傳統能源仍然是全球能源供應和保障的基本盤，合同和債權爭議仍然是傳統能源爭議的基本面

隨著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的不斷推進，特別是COP26、COP27、COP28，世界各國都在加速推進傳統能源向新能源轉型和結構調整，但煤炭、石油、天然氣三大能源在未來20—30年仍然是人類社會的一次性能源消費基石；作為清潔能源，天然氣將快速超越煤炭和石油成為一次性能源中的第一大化石能源。另一重大趨勢是，西歐、北歐部分國家在上個世紀已經實現碳達峰，現在非化石能源迅猛發展已經成為荷蘭、挪威、瑞典等國家的第一大能源來源。在今年的8月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3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的消費比重要提高到25%。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圍內能源格局將從煤炭、石油、天然氣三足鼎立，轉變為天然氣、煤炭、石油和非化石能源四分天下的格局。正是因為傳統能源仍然發揮著基石性的作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前美國、俄羅斯、沙特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油氣生產國家，這三個國家每天的石油、天然氣的產量超過1000萬桶，發揮著巨大的經濟、金融和政治作用。以美國為例，美國曾經是世界最大油氣消費國，憑借20多年來的頁巖油氣革命，一舉成為世界最大油氣生產國之一，生產的油氣不僅能滿足國內消費，而且成為油氣凈出口國，擺脫了對中東油氣的依賴，強大的能源保供能力為維護其世界霸主地位發揮著重要支撐作用。自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2022年俄烏沖突以來，雖然歐盟及其伙伴國對俄羅斯原油出口和銷售實施不得高于60美元/桶的限價措施，但俄羅斯仍保持世界油氣生產大國地位，抗拒著來自美國、歐盟、北約的極限制裁。沙特作為傳統的油氣生產大國，憑著豐富的油氣收益，制定了沙特2030愿景加速向現代化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轉型。正是因為傳統能源在世界范圍仍將是現在和未來幾十年人類能源供應的主力，煤炭、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發、煉制、管輸、航運及相關的大型成套設備制造、大型建設工程、海洋石油工程、長距離油氣管線建設、遠洋油輪和LNG船舶建造等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仍將發展。反映在傳統能源領域的投資、融資、合作、并購等交易仍將活躍，這些交易的合同金額大、期限長、法律關系復雜。傳統能源領域合同產生的爭議糾紛，數量雖然不多，但單筆金額巨大。而且傳統能源領域的涉外爭議，大多數會選擇以國際仲裁的方式解決。

二、新能源正以人們想象不到的速度加速向社會經濟滲透，與新能源相關聯的爭議呈多發、散發的趨勢

至2023年，我國制造業已經連續14年規模超過世界的30%；500多個工業品種中的40%以上的產能和產量在中國，這一數據位居世界第一；聯合國公布的工業大類41個、中類207個、小類666個我國已全部擁有；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全產業鏈條的工業體系國家和世界工廠。與此同時，我國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國家。隨著COP28達成了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共識，國際能源署也提出了2050凈零排放的愿景。我們國家也提出要自主實現“3060”雙碳目標，為此我們提出力爭2060年前，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因此我國的風、光、氫、水電、地熱、核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在能源供給中的數量和結構在不斷增加和優化，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速度規模，我國在新能源領域都是全球領先。這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而實施的重大舉措，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破解能源資源“卡脖子”、保障能源安全而采取的戰略選擇。富煤、貧油、少氣是我國能源的資源稟賦。雖然通過“增儲上產七年計劃”，近幾年來我國原油產量突破了2億噸/年、天然氣突破了2300億方米/年，但是能源供應和結構仍存在短板，原油對外依存度仍然超過7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40%。從能源通道來看，我們仍然存在供應鏈上的安全問題，無論是來自英國北海地區還是來自俄羅斯出產運輸的原油，都要通過地中海、馬六甲海峽，我們來自非洲、巴西的原油都要通過這些世界上的一些戰略要道，所以說能源安全受到嚴重的制約。同時隨著美元利率和匯率的變化，極大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原油按每年進口5億噸計算，油價上漲或降低1美元/桶，將影響采購金額35億-40億美元，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上漲或者下降0.1元人民幣，將影響采購金額300億元人民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實現能源領域的“四個革命、一個合作”。2021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了中國石化的勝利油田，2023年10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中國石化的九江石化，提出“要把能源的飯碗、制造業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為此我們在加快傳統能源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新能源的發展。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超過15億千瓦，歷史性超過火電；清潔能源發電量約3.8萬億千瓦時，占總發電量將近40%。雖然當前歐盟和美國不斷地對我國的新能源汽車加增關稅，但是仍然阻擋不住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的生產國、銷售額和出口國。新能源汽車的滲透率從2021年的10%到今年8月份已經達到了50%，預測到2025年將達到60%，到2035年將達到90%。所謂的滲透力是指，每銷售100輛汽車中新能源汽車的數量占比，今年8月份每銷售的100輛汽車里面有50輛以上都是新能源汽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國新能源的替代速度之快。新能源汽車、新能源電池、光伏發電組件也成為我們國家取代了洗衣機、電冰箱、空調“老三樣”的“新三樣”，成為我們國家的出口主力。目前全世界已經有2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完整的碳市場，反映出以新能源相關的所謂的綠色經濟和碳經濟的發展趨勢。2022年歐盟的碳排放配額（ETS）交易已突破7514億歐元，價格已達到85歐元/噸左右。歐盟碳邊境稅（CBAM）于2023年10月1日正式生效，過渡期為2023年10月1日—2025年12月31日，要求進口商每季度提交進口商品CBAM報告，報告碳足跡情況。2026年1月1日后向歐盟出口的鋼鐵、鋁、電力、水泥、化肥、氫商品要繳納碳關稅，執行歐盟碳排放配額（ETS）的價格。對我國而言，現在已經推出了碳排放配額（CEA）和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這兩套體系將成為我們過渡期的碳排放市場主力。2024年7月國務院正式發布《加快構建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工作方案》，決定自“十五五”規劃，即自2026年起，實施以碳排放強度控制為主、碳排放總量控制為輔的“碳排放雙控制度”，不再將能源消耗強度和總量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約束性指標，這也將給我們的綠色經濟帶來巨大的變化。隨著新能源和綠色經濟的發展，新能源的開發、制造、儲存、配網、消納各個領域的投資、合作、并購等交易將會日趨活躍，相關領域的爭議及糾紛勢必隨之而來。由于新能源和綠色經濟現階段尚不具備傳統能源的規模優勢，新能源和綠色經濟領域的爭議也將呈現多點、散發的場景，爭議類型多，案件多，但平均單筆標的額會小于傳統能源領域的案件，所以我們要高度關注合同能源管理（EMC）、碳排放配額交易（CEA）、核證自愿減排交易（CCER）及相關聯的新型爭議及其仲裁解決方式。

三、能源領域爭議的熱點焦點及應當重點把握的問題

1.傳統能源領域爭議仍然集中在礦權交易（探礦權和采礦權出讓和轉讓）、能源礦業資產和股權并購、大宗能源商品買賣和運輸、能源建設工程及相關的籌融資、抵押擔保等。就目前現狀而言，交易活動所產生的爭議，在法律關系上仍是合同關系，即股權交易合同、買賣合同、建設工程合同、運輸合同、貸款合同、金融租賃合同、擔保合同等。涉及到的趨勢和焦點來看，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將“推進水、能源、交通領域價格改革，優化居民階梯水價、電價、氣價制度，完成成品油定價機制”。目前，在我國電力、成品油、天然氣仍屬于國家（國家發改委和地方政府實施）指導價。對價格的理解往往成為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如天然氣價中的“門站價”和“基礎門站價”不同理解，就會引發當事人歧義，訴諸仲裁。油氣買賣合同中特有的“照付不議”（Take or Pay）條款，是合同履行中供貨和收貨數量、收付款、履行期最常見爭議焦點。

2.在能源領域爭議解決中，從實體法上看，“不可抗力”和“情勢變更”規則會越來越多被運用。傳統能源項目建設周期長、投資金額大，商業周期往往要10年、20年甚至更多年限，不管是建設、運營所需的投資融資合同，還是買賣、運輸合同，都會簽訂和履行“長約”合同。以LNG長約合同為例，有10年、15年、20年期，目前已知最長的LNG買賣合同為我國某大型能源企業與中東天然氣生產大國之間的長約合同，長達27年。國際政治、經濟、技術、法律的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價格、利率、匯率的變化，都會給合同雙方帶來重大影響。合同雙方當事人均會以“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為由，主張減輕、免除己方的合同義務，或以此對對方的主張進行抗辯。當事人在采取調解、仲裁，還是訴訟方式上往往形成僵局，程序方面就要耗費數年或更長時間和大量費用。以LNG為例，現行正在履行的LNG買賣長約合同，多數是十多年前簽訂的。雖然合同中考慮了景氣周期等因素，設置了價格公式（按一定斜率掛靠原油價格）和“價格復議”（Price Review）條款。但多數約定：如果價格復議達不成一致，仍按原合同履行；沒有約定達不成一致的情況下，是否采取專家裁決、調解、仲裁等方式的內容。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LNG長約合同因價格復議形成的爭議，當事人在采取調解、仲裁，還是訴訟方式上往往形成僵局，在程序方面就要耗費數年或更長的時間和大量的費用。近年來，第一輪國際采購高潮（2010年前后）簽訂的長約紛紛面臨價格復議觸發時點，此類爭議和仲裁將會呈現多發態勢。

3.新能源爭議要關注法律法規變化對爭議形成和解決的關聯關系。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新能源的發展都高度依賴政府政策的驅動和支持。歐洲部分國家出現因政府對新能源激勵政策的變化（減少稅收優惠和價格補貼）導致投資者依據政府激勵政策實施的投資決策，在經濟評價、投資回報上嚴重偏離投資初衷和可研批復，引發投資者與政府爭議案件（ISDS）。我國新能源和綠色經濟發展，政府政策驅動作用更為明顯。地方政府為環保達標，加大清潔能源（天然氣）和新能源（氫能）供應保障力度，建立政府基金、統籌地方國企參與新能源項目，或者直接對新能源（如氫能）實施財政補貼。隨著經濟速度放緩，地方財政壓力加大，對新能源的支持力度也有所下降。基于地方政府各種政策支持、驅動的新能源項目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合作、運營及建設工程、設備采購等合同糾紛將會增加。

4.高度關注新能源和綠色經濟領域因合規問題引發的合同爭議。在碳交易領域，我國CEA運行只有兩年多的時間，范圍僅局限在國家重點控制的發電企業，其中又以國有發電企業和國有企業自備電廠為主體。2023年又有CCER的加入，但由于其尚處在初創階段，CCER的披露、認證、評估、交易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近年來，國內部分企業為獲取不當、非法利益，以不真實的碳足跡證明、核證自愿減排證明、已向項目所在國清繳完排放費用證明等“漂綠”方式進入歐盟市場，以獲取歐盟CBAM豁免、補貼、變現，由此引發相關合同爭議中的欺詐、顯失公平等情形，引發歐盟對我國企業大范圍的“漂綠”合規調查。因此新能源和綠色經濟不合規問題引發的下游關聯的合同爭議，將成為新能源領域的爭議的一個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