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秋、國慶調休都把網友們搞懵了，連著5周調休，搞出了5套調休算法！不少網友調侃道，真是精猴子拿算盤，沒你會算。很多人總感覺，這個長假是越放越累，越放越虧。央視財經評論員馬光遠就說：“調休制度讓大家都很難受，真得換個模式了。”

那么我的調休制度，究竟是怎么來的呢？

現在大家一說放假調休就很暴躁，總覺得是專家一拍腦子想出來的專門坑打工人的，但其實調休制度曾經也是一步好棋，做了不少的貢獻。早在1949年12月，我們的法定節假日的基本框架就已經形成了，像元旦、春節、五一、國慶等節點都成了法定節假日，全國都放假過節平時的話沿用的還是民國時期那套單休的模式，也就是一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大家每天想的不是怎么放假，而是多掙點公分、多拿點工資畢竟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很多人反而不太想休假。

等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讓更多外資來中國設廠，于是我們的休假模式也一步步和國際接軌。最早施行過“單雙周輪休休息”的模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小周，1994年3月1日開始算第一周雙休第二周單休，全國都按這個時間開始循環，搞了一段時間給大家折騰完了，經常一到禮拜三就開始在那合計這周到底是單休還是雙休，主管部門了解情況后馬上做了新的調整1994年5月1開始大小周不搞了，直接進入“雙休”模式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時，周末兩天全都休息。

有了雙休的打底，調休模式很快就來了。1999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了亞洲經濟，中國就得拉動經濟內循環來提振信心，而旅游消費就非常適合拿來當突破口，于是為了讓大家有時間出去感受一下詩和遠方；調休便孕育而生，從1999年春節、五一、國慶三大節日調來了前后雙休日拼成了長假，于是第一個國慶黃金周調休的效果就直接拉滿，當時全國旅游人數達到2800萬人次，旅游人數超過140億。

而隨著2008年清明、端午和中秋小長假的出現，調休變得更加頻繁，問題也變得更加嚴重了。打工人平時上班又忙又累好不容易放假了，想換個環境出去旅游放松一下，結果到了地方才發現大家都只能這時候出來玩，景區爆滿、酒店翻倍漲價，所謂的換個環境出去旅游放松一下變成了“花錢買罪受”玩又沒玩好假期就這么過了，由于調休又得連上六七天班。這種“集中放假”和“集中上班”模式，讓人一直疲于奔命，最終假也沒放好，上班也沒狀態。

時代在發展也在變化，現在用調休拉動經濟的邊際效應已經基本沒有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更講究休假的體驗感、松弛感，不想為了湊個長假犧牲掉平時能好好休息的周末雙休，就拿今年的“中秋小長假”來說，今年9月原本應上班21天，中秋小長假放假3天，前后周末各調休2天，于是在經過2次調休和一個中秋小長假后，我們還是有21天的工作日，雖然工作日一天沒少，但事可不少，一到放長假，相信不少公司又是放假通知函，又是要求員工手機在線等等一套套的，但這長假本來就是犧牲周末正常的休息時間才換來的，工作日一天沒少，要求和事反而還增多了，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很多人經常舉歐美日韓的例子，說人家放假就不調休，其實從每年法定節假日總數來說大家大差不差，中、美、法、新加坡都是11天英國少一點只有10天，稍微多一些的是日韓，韓國有15天、日本有16天；但只有中國才有調休這個特有的模式，其他國家不怎么搞調休，他們假期在哪天就放哪天，代價就是放假時間給出碎片化基本上連不到一起。

調休制度現在可以說是罵聲一片，那么當初提出這個制度是故意使壞嗎？倒也不是，由于調休制度的預期是利用帶薪年假延長假期的方式取代長假，可惜當年的人可能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那就是帶薪年假可能只是一個量子概念。

如上所述我們的公共假期有11天，在全國190個國家里排80多，客觀上來說也算中上游水平，但要說帶薪年假那就幽默了，工作滿一年5天、滿10年10天、20年15天，反向領先世界，可謂遙遙領先；關鍵是絕大多數人連這5天年假都沒有掌控權，要么不能休、要么不讓你休，導致很多人休年假的動機都不是為了休息，而是因為有事情要處理又不想扣工資，所以被迫休一兩天年假，更不要說很多靈活的職業和崗位干脆就默認沒有帶薪年假。所以指望大家用帶薪年假來延長公共假期約等于在做夢。

這時候有人就要說了，怎么調休這么有執行力，普及帶薪年假就這么難嗎？再不濟普及個雙休也行啊。

因為說到底，休息的反生產的，但是調休，既保證了生產力又保證了假期經濟。韓國社會學家張慶燮提出一個概念叫“壓縮的現代性”，是指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在時間與空間維度被高度壓縮，處于不同階段的歷史文化因素在同一個社會中共存的現象。東亞三國就是經典的“壓縮性現代社會”，就是通過壓縮時間和空間來換取經濟發展從而提前進入先進國家的行列。

壓縮的現代性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極大地節約了社會生產成本，同時也打造出了超前的工業規模、完善的基礎設施、體面的生活服務；但壞處也非常明顯，用幾十年走完幾百年的路，就讓原本在幾百年里逐一出現的社會矛盾在短短幾十年里接踵而至。

結果就是整個社會都傾向于追求功利、注重效率和指標，只關注結果而非過程，所以住房是壓縮的，高人口密度換來了高生產效率而且節約了土地，但也導致普通人的個人空間嚴重不足；教育是壓縮的，學習的目的從獲取知識變成了獲得文憑，用來證明在競爭和內卷中獲得的勝利，但也因為邊際效應的存在導致學歷快速貶值；工作是壓縮的，“加班、超時勞動”成為普遍現象，“錢有沒有給夠”賦予了勞動法的靈活解讀的空間，但也造成了就業市場混亂不堪、社會崗位供不應求、失業率連年飆升；婚育是壓縮的，為了實現人的利益最大化，18歲之前禁止與異性接觸，18歲之后盡早戀愛結婚，搭子型親密關系充斥著婚戀市場，人被異化成了生產工具生育從選擇變成了負擔。

所以現如今，東亞三國都在面對壓縮性現代性的代價，比如：社會退縮、被迫遷徙、普遍延遲、否認婚姻、老齡化、少子化問題愈發嚴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只能不斷優化調整，日韓的方案是降低就業壓力、控制工作時長、爭取4天工作制度等等，而作為東亞老大哥我們并沒有照搬二弟三弟的思路，而是選擇了調休這種特色方案，不僅達到了同樣的效果而且并未降低產能，在壓縮的基礎上進一步壓縮，以毒攻毒，也是這就是中國式假期調休越休越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