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遠征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

【導讀】2024年，西方國家內部的紊亂仍在持續，通過打壓中國尋求解決內部問題或轉移矛盾的步伐也沒有停止。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依然深陷保守主義、本土主義的逆潮，而處于轉型升級關鍵期的中國則必須尋找新伙伴，開辟全球化的新空間。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一帶一路”倡議，恰是勾勒這一歷史變局的一條線索。二戰后，吸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美國主導建立了強調自由貿易、多邊治理的國際體系，推動世界經濟成為體系性的整體。然而，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經濟金融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建立在“南北差距”的基礎上，天然具有單向性和不包容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將這一體系的弊端暴露得淋漓盡致。

在綿延的危機下，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卻選擇了不同的應對方式：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以保護主義來解決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問題，自此走入去全球化的軌道；中國則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與南方國家共同建設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而在中國形成的規模龐大、門類齊全、極具韌性、與全球各地聯系緊密的供應鏈網絡，正是支撐新型全球化的基礎。

本文為作者為《失衡與重塑——百年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經濟》一書寫的導言，刊于《文化縱橫》2024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當代世界體系的“窮”與“變”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一帶一路”倡議

▍美國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在二戰后的興起與危機

今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八十周年。八十年前，二戰勝利前夕，如何重建戰后國際秩序被提上日程。此前的國際秩序以實力為基礎、以單邊或雙邊為特征的地緣政治經濟關系安排，極易導致“團團伙伙”，團伙之間的競爭策源著戰爭。汲取這一教訓，二戰的戰勝國普遍認為，為爭取長久的和平，國際秩序必須建立在規劃基礎上，形成多邊的治理體系。政治上，便是建立以聯合國為代表的政治秩序安排；經濟上，便是建立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經濟金融國際多邊治理體系。也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將布雷頓森林體系稱為“經濟聯合國”。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世界經濟日益成為一個體系性的整體。國別經濟中，宏觀經濟的內外不均衡是可能的，但世界經濟只能在其內部實現均衡，否則將會通過危機的方式出清。作為一個體系性的整體，它由兩個相輔相成的層面組成。首先，它的運作由市場經濟規律支配。在當代其運行結果使世界經濟日益趨向于更加緊密的一體化。微觀層面表現為企業主導的生產力全球布局，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經濟循環過程橫臥在世界各國之間，此環節在這國，另一環節在其他國家，形成跨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宏觀層面，則是以投資貿易自由化為代表的生產要素全球配置，貨物、服務、資金、技術、思想及勞動力跨國動態流動，帶來包括政策在內的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其次，它還是一套與運行體系相適應的治理體系。在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表現為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細膩化、過程化。

美國主導的當代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形成于二戰后。1945年，在二戰后國際多邊治理共識基礎上，美國憑借其實力地位，順應時代潮流主導構建了新的國際秩序，形成了美國治下的當代國際多邊治理新體系。這一體系主要有三個支柱。首先，在國際政治治理方面，吸取了一戰后國聯的失敗教訓，建立了具有普遍意義的聯合國。這是基于“民族自決”原則，建立在平等民族國家關系基礎上的多邊政治秩序安排。無論國家大小，一國一票，用民主方式協調國際政治、軍事沖突。其中，美國成為維持世界和平的邊際力量。其次，在經濟治理方面，建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過去，國與國之間的惡性競爭，主要體現在對世界市場和原料基地的壟斷上，因此，如何用相互開放的市場取代以鄰為壑、壁壘重重的國家保護主義，如何用公平對等的自由貿易取代恃強凌弱的不平等交換十分重要，其中，減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放在首位。開放美國這一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市場，是維持自由貿易的前提條件。1995年，這一自由化安排進一步擴展到投資方面，形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再次，在貨幣金融方面，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成為唯一具有完全國際清償力的國際貨幣。不僅各國的國際收支順逆差最終表現為對美元收支的順逆差，而且美聯儲也因之成為提供國際流動性、進行國際清償的最后貸款人。

在上述三個支柱中，第三個支柱，即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創新安排，并由此奠定了當代世界經濟體系區別于以往的新特點——以金融為主導。此前，世界經濟體系建立在金本位制上。黃金供給量受自然資源條件約束，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各國為爭取黃金國際收支順差紛紛采取重商主義，帶來了國際經貿的惡性競爭與保護主義泛濫。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的信用本位取代黃金本位，克服金本位制下黃金供給不足的困境，消除了為爭奪國際黃金存量而以鄰為壑的疴疾，奠定了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基礎，但也埋下了世界經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種子。

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雖然維持了世界相對的和平與發展，但它卻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礎上。身處中心的發達國家是治理的主體，外圍的發展中國家是治理的對象，由此導致了國際治理的單向性和不包容性。所謂單向性，是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被固化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圭臬，并被規范化、制度化為國際治理規則和行動指南；同時，這也賦予了美國——這一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主導者——以制定和解釋規則的“教師爺”地位。單向性帶來了不包容性：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偏離了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工業化道路，例如用國家的力量來干預工業化進程，會被視為是“另類現代化”，不僅自己內心不安，而且國際多邊治理體系也認為是“離經叛道”，或規勸，或懲戒，促使其“改邪歸正”。

世界經濟金融治理的單向性和不包容性所引發的問題，突出反映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上。這是因為，一國主權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制度安排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充當國際貨幣的主權貨幣，必須為世界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其必須保證國際收支處于逆差狀態，其他國家的各社會成員才有可能將這一貨幣用于國際支付。另一方面，如果該主權貨幣國家收支長期逆差，則該國的貨幣的內在價值一定趨于貶值，從而動搖其作為國際價值尺度的標準，不僅使國際經濟活動的計價和結算產生困難，而且損害著其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

二戰以來，上述難題一再發生。1973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正式宣布美國不再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這不僅標志著浮動匯率制時代的到來，而且宣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黃金非貨幣化時代從此開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雖然結束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但美元仍然是國際貨幣。隨著1976年牙買加協議的簽署，國際貨幣體系成為所謂的“無體系的體系”。美元依然是“錨貨幣”，是體系的中心，只不過因不受黃金約束，固定匯率制變成了浮動匯率制。浮動匯率制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因黃金非貨幣化了，美元可不受黃金約束自由發行；另一方面，各國的貨幣也不再受捍衛美元與黃金比價關系的約束，可以對美元自由浮動。

自由發行和自由浮動雖然寬松，但也導致了相應的問題。不受黃金約束，意味著美元發行基礎僅依賴于美國的貨幣政策。美元是國際貨幣，但其貨幣政策卻主要是依據國內的宏觀經濟情況制定。國際貨幣的義務和國內貨幣政策的需要之間是有差異的，有時甚至差異巨大。這一差異會導致美元的國際流動性、國際清償力出現大幅波動，甚至急劇的變化，孕育出了國際金融動蕩和危機。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還是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是因美國為應對國內經濟問題收緊貨幣、不斷加息而導致的。

如果說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在黃金的背書下信用與流動性都相對可靠；那么，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在黃金非貨幣化的背景下，其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不過在2008年以前，盡管這一預設前提不可靠，但也尚未出現大問題。無論拉丁美洲債務危機，還是亞洲金融危機，均發生在對美元國際收支的逆差方上，而對美元國際收支具有順差的國家，在不受美元流動性枯竭困擾的同時，還可以用浮動匯率機制對沖國際金融動蕩和危機的外溢影響。然而，最大的不幸還是發生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肇始于美國自身，發生在美元國際流動性提供方上。美國金融市場因自身的問題出現了快速去杠桿，美元流動性突然干枯，造成了“美元荒”。而美元的流動性短缺，極大地損害了美元的清償力，金融危機迅速覆蓋了整個世界。于是，當唯一能補充國際流動性的國家出現了經濟金融問題，即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無計可施，陷入癱瘓狀態。

曹遠征最新力作：在舊秩序衰敗的背景下，揭示世界經濟金融體系重構的可能性

▍美國的去全球化選擇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將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弊端暴露得淋漓盡致，也推動了世界經濟金融治理方式的新一輪變革。一方面，以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主體，新的國際金融機制或機構先后建立，它們在凸顯“全球南方”意識覺醒的同時，也開始建設本地區或自身需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也意識到世界是南北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若缺乏發展中國家參與，很難應對類似金融危機這樣的全球性問題。因此，在法國的倡議下，G20這一新的國際治理平臺在金融危機后成立，其中非傳統北方國家的成員超過一半。在這一新的國際治理平臺上，南北國家不僅第一次開始協調宏觀經濟政策，而且共同提出了結構性改革要求，試圖使國際貨幣體系更加彈性化，由“美元獨霸”向“多元制衡”方向發展。

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通力合作下，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推進，不但金融危機得到了平復，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也有明顯緩解。然而，世界經濟表現并未因此而有顯著改善，反而進入前所未見的世界經濟新常態，即經濟增長持續低于潛在增長率，長期停滯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

更為嚴重的問題或許是全球化這一理念本身遭遇的質疑，去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思潮也走到了國際政治舞臺的聚光燈下。2016年，英國通過全民公投退出歐盟，隨后，特朗普當選為新一任美國總統，自此，去全球化由街頭的非法集會變成了政府的合法政策，并不斷上升為建制性的正式制度安排。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后，特別是俄烏軍事沖突的發生，美西方價值觀至上的傾向開始占據世界經濟的上風，“同誰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日益形成中的“小院高墻”構成了與美西方曾倡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對立和對峙，既使人尷尬，亦令人感嘆。于是，全球化還是去全球化？當代世界對自身提出了質問。

應當看到，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的興起，有其經濟-政治緣由。一方面，發達國家產業尤其制造業受利潤最大化規律支配，在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吸引下，沿著成本最小的路線不斷向海外，尤其向東亞地區轉移，加速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產業尤其制造業向海外的轉移，導致了產業空心化，失業率不斷攀升，藍領工人的收入下降。可以說，全球經濟增長，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高收入和更高收入之間的一維追趕問題，而是真實存在著結構性收入失衡。這種結構性失衡會造成收入追趕過程的間斷，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種間斷持續時間過長會使一國體制和機制發生逆向變化，對全球化形成制度性阻礙。我們看到，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隨著產業在國家間的重新布局，雖然南北差距有所縮小，世界和平發展有所進展，但也給發達國家帶來了新的困擾：就業困難、收入減少，貧困增加以及社會紊亂。凡此種種，推動著發達國家政府為保護本國的利益，采取去全球化的政策。

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雖然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在縮小南北差距意義上推動了全球的平衡增長，但與此同時又帶來了發達國家內部產業和社會的分化，出現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背離、資本與勞動的尖銳對立，產生并加劇了新的不平衡。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的經濟全球化，始終處于否定之否定的矛盾運動中：一方面生產力是無國界的，市場經濟是普適的，兩者本質是全球性的，各國的經濟發展一定會走向全球化；另一方面政府卻是民族國家的，其行為基礎是國家利益。由于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處于全球化風口浪尖上的國家本能地會出現保護主義，并隨著風浪顛簸而愈演愈烈。事實上，中美貿易摩擦就是上述邏輯的現實展現。

就美國而言，經濟全球化直接或間接導致了美國中西部銹帶問題的產生，誘發了美國的社會撕裂問題的惡化，由此奠定了美國社會對經濟全球化的保守立場，促使美國政府采取“美國優先”政策以提振經濟。但是用加征關稅、脫鉤斷鏈，甚至以退出國際組織并另立“小院高墻”的方式進行報復式應對，不僅不恰當，而且有極大的危害。

反觀中國，對待經濟全球化的態度和政策截然不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正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平衡問題，并以自身的發展為基礎努力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國政府提出了“兩個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提出了擴大內需的戰略，并延續至今。

在這一戰略中，擴大內需的核心是擴大消費，而擴大消費的途徑是增加居民收入。統計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基本與GDP增長保持同步，而農民收入增長又快于GDP增長。202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按世界銀行的現行標準，中國已處于高收入社會門檻前。

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結果就是消費的持續擴大。按支出法計算，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由2010年的49.3%上升到2022年的54.5%，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不僅帶動了中國汽車、家電、家具及家裝等耐用消費品的旺銷，而且也帶動了進口，使進口增速持續超過出口。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9.8%下降到2018年的0.4%左右。隨后，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三年間，中國經濟率先復蘇，產品出口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也未超過2%。這表明，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十五年，就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而言，中國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中表現優異。

正是中國的這一優異表現，使我們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理解。一般而論，在世界討論中國經濟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是討論的焦點。按現有年均5%的增長速度，預計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是，這只是故事的一個側面，另一個更重要的側面是中國居民收入45年來的快速增長。尤其值得刮目相看的是，中國在2020年消滅了絕對貧困。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告別了綿延千年的絕對貧困，不僅史無前例，而且為世界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廣闊市場。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共享”，首先就是對外開放中國日益擴大的市場，與世界共享。以此，不僅可以遏制保護主義，還可以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創造就業和居民收入機會，使其搭上中國內需擴大的快車。所謂“共建”，既是與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共同建設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經濟發展條件，也是在中國最落后和最貧困的西部地區架起一條對外開放的橋梁，使其與其他國家一道融入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會導致“共商”，政策溝通、民心相通將會在尊重民意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攜手塑造經濟全球化的新局面。

2016年，在中國杭州召開的G20峰會上，基于對包容性的認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決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并結合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亞的斯亞貝巴協議》和《巴黎協定》來開創全球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時代。以G20杭州峰會為標志，全球的經濟發展再次回到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的中心，從而明顯有別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以世界經濟平衡為中心的治理方式。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發展也不只是重復一種發展模式，而是要尊重自身的國情，實現包容式發展。正是以G20杭州峰會為契機，2017年9月11日聯合國第71屆大會通過了“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決議”第71/327號決議，要求成員國各方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改善全球經濟治理，同時重申“聯合國應本著合作共贏精神，繼續發揮核心作用，尋求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共同之策，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來自中國的“一帶一路”理念及雙向全過程包容性治理建設，得到國際社會，尤其發展中國家的廣泛認同，成為世界經濟金融治理的新理念。

面對世界經濟的新局面，出于自身的實際情況，中國決定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由此出發，第一要務就是必須繼續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要一以貫之地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將從消費和投資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促進形成統一強大的國內市場，全方位促進消費，加快消費提質升級；另一方面以科技高水平自強自立為核心，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間。目前，中國已建立了2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中深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雄安是高質量發展制度體系建設的新區，具有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開放經驗的引領作用。在此基礎上，對標世界最高開放標準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更可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們注意到，在制度性開放的引領下，中國不僅積極參與WTO改革、G20運作、全球南方的協調等國際治理體系的建設，而且在區域經濟上進一步深化了與周邊國家的經貿合作。在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創立和建設的同時，于2021年9月又正式向《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提交了加入申請。中國正通過自身更高水平、更大規模的全方位開放彰顯著捍衛經濟全球化的決心，昭示著與各國一道改善全球治理的信心，這一切都與美國奉行的去全球化態度和行動形成鮮明對照。

▍以“一帶一路”為契機，構建“全球南方”互利共榮的新型全球化

當今世界經濟正處于大動蕩的分化之中。過去那種“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暢想已難以維持，現行的世界經濟體系開始碎片化。然而，世界經濟終究也無法回到閉關鎖國的國別經濟中，畢竟生產力超越國別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各國相互依存決定了經濟全球化仍是大勢所趨。只不過世界正在轉向一種有限的全球化，其主流形式更多呈現為區域性的國際多邊安排，并在此基礎上尋求全球協調。

在這個意義上，當前世界經濟的碎片化并不全都是壞事。它雖然是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重組，但也在重塑國際治理理念和機制，孕育著區域性經貿合作的新規則，展現出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新曙光，為經濟全球化開辟著新前景。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世界——尤其“全球南方”——因此對她寄予厚望。

展望未來，從短期看，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仍在深化，加劇了“脫鉤斷鏈”和“小院高墻”傾向。在傷害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快速推高了全球的物價水平，使各國飽受經濟滯脹之苦。這也促使各國加快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

在發達國家，以能源和消費水平為基礎的核心CPI始終頑固地維持在高位，各國連續大幅度加息也奈何不得，從而不得不加緊梳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例如，美國通過補貼力促產業（尤其是高新科技企業）回流美國；同時，美國又提出了“近岸生產”和“友岸生產”的概念，對那些不能回流美國的產業，要求縮短產業鏈條或集中于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和地區生產，表現在亞太及印度洋地區就是“印太經濟框架”（IPEF）。

滯脹使發展中國家看清了脫鉤斷鏈對自身經濟的傷害，并在俄烏和巴以沖突中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不受發達國家的蠱惑，在呼吁雙方停火、對話談判、和平解決爭端的同時，開始建立對國際局勢的共識，形成了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全球南方。其中，獨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發展振興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使命，公道正義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張。在此基礎上，南方國家加強了合作。在中亞，上海合作組織在擴員的基礎上又增添了中國—中亞峰會，并設立了常設秘書處。在西亞，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與中國建立了新的戰略合作機制，并達成了務實的2023～2027年行動計劃。在東亞，中國作為成員國的RCEP建設不斷提速，以2023年6月菲律賓國會正式批準為標志，所有的15個成員國都履行了加入手續，RCEP自此開始正式運行。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國家經濟合作緊密化，使它們經濟上的比較優勢更加突出。從產業鏈和供應鏈角度看，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代表的中亞、西亞地區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優勢；以RCEP為代表的東亞地區具有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而處于這兩個組織地理中心區的中國，擁有從手工制造到高新技術的完整工業體系，尤其是諸如鋼鐵、有色金屬、石油化工、裝備制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等世界一流的基礎工業能力，因而可以將資源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聯結在一起，形成“一帶一路”全產業鏈競爭優勢。換言之，中國已是全球的重化工業基地，集中了全球的主要產能，因具有了全球的規模優勢，從而具有成本和技術優勢。這一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優勢，在產業鏈的上游可以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資源密集型優勢對接，在產業鏈的下游可以與RCEP成員國的勞動密集型優勢相對接，進而形成縱貫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有競爭力的全產業鏈，西亞、中亞、東亞等發展中國家，可以其資源稟賦優勢嵌入這一產業鏈，從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具有的潛在全產業鏈競爭優勢，吸引著世界的目光。我們注意到，俄烏沖突爆發后，在亞洲，雖然有不少企業遷出中國，但并未大規模回流美國，而更多地去到東南亞地區。在歐洲，俄羅斯經濟不得不向東看，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廉價油氣資源供應方向的改變上。相應地，以俄羅斯廉價能源支撐的工業，尤其是德國的重化工業，因受到成本大幅上漲的嚴重沖擊，甚至難以維持生產，出現了東遷亞洲的現象。全球生產力布局的這一新變動，既是經濟去全球化的表現，又是經濟全球化的新安排，它意味著全球產業鏈并未如美國所期望的“近岸”“友岸”方向變動，而正向歐亞大陸中心方向集中，從而使“一帶一路”意義更加凸顯。2022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規模達歷史新高，貨物貿易達13.8萬億元，同比增長19.4%，高于外貿整體增速11.7個百分點。雙向投資也邁上新臺階。2022年，中國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為1410.5億元，沿線國家對華實際投資891.5億元，二者分別增長了7.7%和17.2%。

2023年10月，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了中國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11項行動，即構建“一帶一路”立體互聯互通網絡，支持建設開放性世界經濟，開展務實合作，促進綠色發展，推動科技創新，支持民間交往，建設廉潔之路。在陸路交通方面，我們看到中老鐵路建成通車并開始延入泰國，形成事實上的泛亞鐵路，而中緬、中越、中尼鐵路相繼開始規劃。尤其是，經過近二十年的周折，2023年中吉烏鐵路終于可以動工共建，這是一條不再經過俄羅斯而通往西亞、中東乃至西歐的鐵路，意義重大。可以認為，一旦中吉烏鐵路和由云南出境的泛亞鐵路建成并相互貫通，歐亞大陸的貿易將不再完全依賴海運。天塹變通途的結果，使過去“陸鎖國”變成“陸聯國”，發展的洼地變成繁榮的高地。在海路交通方面，除傳統的通過馬六甲海峽，經蘇伊士運河到歐洲的航線外，隨著俄羅斯經濟向東看，通過海參崴港和白令海峽的航路將可能開放并實現商業化運營，使RCEP與歐盟的經貿往來有了開通冰上絲綢之路的希望，形成亞洲經北冰洋、大西洋的西北航線。不僅航程較經印度洋航線縮短十天左右，而且將大大減弱過于依賴馬六甲海峽和蘇伊士運河帶來的隱患。

▍新型全球化何以可能：中國對全球供應鏈網絡的重塑

事實上，改革開放45年來，現代化、經濟全球化的理念，早已內化于中國發展之中；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也外化于世界，在影響著世界現代化的總進程的同時，也成為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時至今日，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已超過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制造業中心之和，其工業化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其產業鏈、供應鏈已延伸到全球各地。

但同時，當中國以擺脫落后并快步進行工業化的新面貌展現在世界面前時，其意義又不僅局限于“器物”層面的邁向現代，更重要的是，這一世界工廠所帶來的制度安排及創新，已開始在制度層面觸及到世界的普遍意義。

當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經濟奇跡，是國內外多種制度變遷因素耦合的結果。首先，從中國外部看，它是冷戰結束所引致的經濟全球化制度變遷的產物。投資貿易自由化促使全球國際分工出現了重大變化，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現原來以托拉斯為代表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僅能滿足大規模標準化的產品的提供。而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日益繁復的個性化需求產生，創意式的創新生產成為價值鏈的高端。事實上，全球生產商無不發現一條規律：標準產品占出貨量的大頭，一般有80%，構成基本收入與現金流，不足出貨量的20%的創新產品卻往往是主要利潤來源。這一價值鏈與產業鏈的背離促使發達國家的企業向品牌、技術等價值鏈高端沖鋒，而標準制造業流程由此開始在全球尋找成本更低的外包對象，發達國家的產業出現了向外轉移的趨勢。

其次，從中國內部看，這是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制度創新的結果。由于制度原因，中國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建立企業以擴大就業、推動經濟發展，進而增加包括政府財政在內的收入，具有無比的熱情和持久動力。張五常教授認為，區別于西方國家“守夜人”式的地方政府，中國地方政府是“父母官”，是以經營自家公司的辦法來經營當地經濟，像公司利潤唯上一樣，用GDP唯上來考核和激勵官員的表現。于是，層層承包、彼此攀比、競相招商，造就了地方經濟相互競爭式發展的中國模式，成為中國經濟崛起的體制原因。

這一模式的典型，就是以“開發性金融”為代表的開發區建設。在開發區，地方政府建立融資平臺，以土地質押為手段融入外部資金，進行“七通一平”乃至標準廠房的建設，完善的基礎設施成為招商引資，尤其吸引外資的優勢條件。其結果是，上乘的基礎設施使中國以一種令人意外的方式獲得了承接發達國家制造業大規模外包的能力。這一過程中，經濟全球化的制度變遷和中國工業化的制度創新相互耦合，使中國開發區在全球產業轉移的大趨勢中，不僅成為轉移的主要目的地，而且成為產業配套齊全的聚集區。據統計，截至2022年底，中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就有232個，至于省級、市級乃至縣級更是為數眾多。基礎設施優良的開發區，為跨國大型企業進駐創造了條件。而跨國大型企業進駐，又為一大批為之配套的中小企業提供了客戶和市場，并創造出為之服務的生產性或生活性的服務企業，并由此形成了層級復雜的供應鏈網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層級復雜的供應鏈網絡既是微觀經濟學意義的制度創新的結果，又蘊藏著進一步制度創新的巨大潛力。以汽車工業這種我國已擁有主流技術的大型制造業為例，其零部件眾多、配套企業眾多，但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國的開發區卻把這個行業的“短平快”做到了極致：開發區一般會在總裝廠方圓100～300公里半徑內形成齊全的配套零部件企業（短）；運輸時間通常控制在3～5個小時，即半天以內（快）；零部件直接進入生產線進行總裝（平），不僅實現了零庫存生產，還可以將流動資金成本壓到最低，降低汽車的售價，而且發現問題當天就能解決，減少了生產差錯，提高了產品質量并避免了產品召回。由此，以流水線為核心的福特生產方式節省了固定成本，以看板為核心的豐田生產方式節省了流動成本，在此基礎上，中國又以差錯率低的高質量方式進一步降低了成本，通過成本最小化提高了競爭力。

正是在上述成就的鼓舞下，近幾年，中國內地的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產業和企業成長的全方位服務力度。如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地方政府普遍建立了引導基金，對看好的產業，在企業初創期就用股權投資的形式介入其中，扶植其成長，培育聚集產業集群。在打造產業集群的過程中，以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為特點的“合肥模式”和以新能源電池及其配套產業發展為特點的“宜賓模式”成為耀眼的明星。由此，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通過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結合，在產業層面進行組織化安排，中國再次重現了其超大規模性的獨特優勢。任何產品只要在中國生產便會是規模最大、成本最低，從而競爭力最強。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超大規模性具有加速迭代與自我強化的能力。這是因為供應鏈網絡一旦形成，規模就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量。供應鏈網絡規模越大，內部節點就越多，相互配套組合的可能性就越大，創新的能力就越強，發展的空間就越廣闊。目前在中國發展壯大的這一張供應鏈網絡，不僅覆蓋全中國，而且延伸到世界，使中國成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41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國家。與之相適應，供應鏈涵蓋的產業越多，其網絡彈性就越好，當每個企業都與其他企業互為配套的關系時，會使這一供應鏈網絡中的企業的專業分工更加細化，即使是那些生產非常專門的產品的企業，也能達到世界級量產。在珠三角地區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本人就曾經訪問了東莞一家專門生產塑料耳機套的小企業，其產量約占全球的1/3。

中國形成的全球性供應鏈網絡正在決定性地改變著世界經濟形態。首先，它使中國超大規模人口資源潛力得到釋放。目前，網絡平臺、電商已直達中國每一個角落，把城市和鄉村聯成一體，并在向全球擴展，即使最遙遠邊陲的土特產也可行銷全國，直播帶貨成為一般老百姓“可望又可即”的熱門職業。由此，所有閑置的人力資源第一次被全面有效地動員起來了，加入了現代化的進程，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成長的積極因素。其次，中國的全球性供應鏈網絡產生了海量數據，使大數據、云計算不僅成為迫切需要，也創造了實現的條件，從而推動了包括5G在內的萬物互聯市場的快速成長。它催生著包括華為在內的高新技術企業匪夷所思的大面積出現，并在傳統制造業領域迭代出新的技術和產業，甚至開始引領世界潮流，其中光伏產品、鋰電池、新能源汽車“新三樣”的崛起就是例證。再次，中國這一供應鏈網絡規模對世界（尤其周邊國家）產生了“虹吸效應”，形成了“環中國海”地區的東亞制造業聚集區。

2022年，中國鋼鐵產能占全球的54%，中國的鋁產能占全球的60%，中國的石油化工產能占全球的40%。中國基礎工業能力的超大規模性具有壓倒性優勢，不僅造就了無可匹敵的規模優勢和成本優勢，奠定了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而且成為東亞地區對外出口的供應鏈依托，奠定了貿易順差的物質基礎。對比中國參與的RCEP和美國策劃成立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可以清晰地說明這一特征：中國是RCEP和IPEF所有成員國的最大進口來源國，這些國家對中國進口的依賴程度遠高于對美國進口的依賴程度。也正是基于同樣的原因，我們相信，在俄烏沖突的新背景下，以中國基礎工業為基礎、縱貫歐亞大陸的新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會迅速崛起，因為這是中國超大規模基礎工業產業鏈的上下游的自然地理延伸。

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不僅標志著當代中國已經獲得器物層面上現代化的世界普遍意義，而且也展現了其在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對世界的普遍意義。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日益占據中心位置，除經濟全球化外，更在于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漸成熟。這一體制的特色充分體現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對產業的培育發展。中國的各級政府深度介入產業鏈的形成，對供應鏈進行全鏈條的梳理，打通堵點、克服難點、紓解痛點。這一極具前瞻性的長期戰略考慮，奠定了政府全方位、全流程支持產業發展的基礎，形成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新型關系，構成“中國模式”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正在影響著現行的世界經濟及其秩序安排，在體制和制度層面都展現著世界性的普遍意義。

▍余論

從世界現代化總進程的宏觀角度觀察，中美戰略競爭并不是簡單的兩國雙邊關系問題，而是涉及世界經濟體系中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對世界經濟秩序的不同理念和行動。長久以來，現代化及其相關的制度安排被認為是西方的“專利發明”，形成了涉及現代性“言必稱希臘”的范式。只要不合這一范式的其他現代化努力都被認為是不具有現代性的“另類現代化”，甚至是邪惡的。這也是西方觀察和評論中國現代化努力的慣用視角。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現代性關乎人類理想，共同富裕是其中的重要追求。以此反觀當代世界，可以看到，自二戰以來，雖然世界有了足夠使世界免于絕對貧困的物質財富及能力，但是卻沒有創造出能夠使世界免于絕對貧困的制度安排。世界之所以關注中國的脫貧攻堅，是因為它不是大學教授的泛泛呼吁以及爭辯者的高談闊論，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1990年，中國的極端貧困率估計占中國人口的66%，到2020年基本為零，這種大幅下降，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是一個經濟奇跡。這一經濟奇跡背后的制度安排當然具有世界普遍意義。

正是基于這一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制度自信，中國承諾到2035年使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的14億中國人以共同富裕的形式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如果這一承諾如期實現，將極大地震撼世界、改變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口以史無前例的方式推進著現代化，將給世界秩序安排和格局的創新帶來巨大的想象空間。這當然激動人心、令人憧憬，也令人困惑。于是，以中國崛起為代表的世界“現代性競爭”，是一種爭奪世界現代化主流的領導權的爭奪？還是如同哲學家哈貝馬斯所指出的僅是世界現代性以多種方式的展開？前者意味著世界歷史單線條發展，有你無我；后者則意味著世界歷史在多線條發展中互相促進，共同匯入正在展開著的世界現代化的歷史總進程。

當前所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時代的洪流已把中華民族推到擔當世界歷史民族使命的潮頭，世界注目著中國在世界現代化總進程中的作用和意義，期望中國對其現代化的實現方式做出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理論闡釋。

本文為作者為《失衡與重塑——百年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經濟》一書寫的導言，刊于《文化縱橫》2024年第4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