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目語：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國家的“家”。特開設“家風”欄目，為您講述政協委員的家風故事。

我出生于湖南長沙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屬于晚婚晚育，生我的時候都已早過了而立之年，但從小父母親給了我頗為嚴格的家教，也給了我無條件的愛。

如果說他們的一言一行留給了我什么樣的影響，我想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何韻：湖南省政協委員、湖南大學工會副主席、湖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一

父親出生于1949年，爺爺的家庭成分是大官僚資本家地主，在那個特別講究階級成分的年代，父親的生活過得并不算順利。

父親沒能接受很高的教育，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但他天生愛學習愛思考。他愛讀普希金的詩，還自學了一點點俄語，時不時就會“蹦跶幾句”出來；他愛好樂器，會彈奏二胡、手風琴、阮和各式各樣的弦樂，家里時常飄蕩著悠揚的琴音；他關注時事政治，重要的國際局勢他分析起來頭頭是道。總而言之，父親在我心中是一位帥氣有才又十分浪漫的男人。

相比多才多藝的父親，母親在相貌和才情上并未有太多出彩的地方。母親也是工人，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大多數時候都是在安安分分地忙工作，剩余的時間就是在操勞家務，將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

父母親對我的培養自襁褓中開始。剛有記憶，母親便常常指著窗戶告訴我，那是window，跟你同名（我的乳名叫韻坨）。他們非常重視在語言方面對我的培養，認為語言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把能夠去了解、認識陌生世界和不同文化的鑰匙。他們的薪資并不高，卻寧愿多年來省吃儉用，從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一筆筆錢送我去學習英語，他們對我的愛從不吝嗇。

記憶中，父母對我的教育自有一套方法論。

他們很少帶我逛游樂場，但書可以隨便買，我打小鉆在書堆里，對我而言，每一本書都是一座小型的避難所。以至于現在只要我遇到煩心事，看一個小時書就足以撫慰我。

他們也幾乎不表揚我，但每當我掌握了一個小小的歷史常識，或是寫出了一個優美的句子，父親都會歪著頭瞅著我，用驚訝的語氣問我：“你怎么會知道這么多呀？”我自小很少聽到“你太棒了”這樣的話語，但就是父母親這一句句帶點表演性質的小驚訝，讓我有更多的動力和好奇心去了解這個世界。

后來父親告訴我：“表揚是一種毒藥，因為我們可能會對別人的表揚產生一種依賴。只有自己的內心能做主時，才是真正的自由。”

小學時，有一段時間我迷戀上了打電子游戲，甚至會翹課和小伙伴去游戲廳。那個年代上游戲廳的可都是“壞小孩”，為此班主任非常著急，還專門到我家家訪。

老師走后，我以為免不了要挨揍，結果父親很平和地對我說：“韻兒，一個人的興趣愛好總數守恒，你想改掉一個，就要增加一個。”他拿出一袋瓜子告訴我，想打游戲的時候就嗑瓜子。按照父親提供的法子，我居然改掉了愛打游戲的毛病。

母親對我影響最深的應是她一直以來的勤勞節儉。小時候吃飯要吃干凈，穿衣不可挑剔，母親認為養小德才能成大德。有一回我在國外出差，受周邊朋友影響也想買一個奢侈品牌的行李箱，打電話問母親：“我可不可以買？”母親并沒有直接反對，只是反問我：“你買這個行李箱是看中它的實用性，還是覺得買了它便高人一等？”

母親的話讓我釋然，掛掉電話后，我沒有再看那個行李箱，后來的人生中也沒有再買過奢侈品。擺脫了這些繁重的束縛，我的內心更加自由。

《文史博覽·人物》2024年第9期 《何韻：父母的愛》

二

2004年9月，我順利考入清華大學文科實驗班，2008年免試進入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學系，2017年獲得清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一路走來，父母親并沒有在我的學業上有過什么指引，基本上是由著我的性子來。父親只告訴我，我們這樣的普通家庭能出一個清華博士不容易，是國家投入了許多金錢和資源在培養你，要愛國，要回報祖國。

在清華讀書這些年，我相繼走訪過歐洲、亞洲、非洲的17個國家，也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短暫地居住過，流利的英文讓我能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國度的人文民俗和政治生態。

我記得，有一年在印度參加學術交流會，去酒店的路上經過印度的貧民窟，幾百個居民各拿一個水桶圍著一根自來水管排隊接水，這一幕讓我震驚，印度和中國雖同為發展中國家，但在基礎設施上的差距何其之大……

在非洲的肯尼亞，同行的學者在超市里買咖啡，我在外面等待的間隙里看到一個盲人乞丐在唱歌，我走過去遞給他一美元當作對歌聲的獎賞。當他得知這是一美元后，開心地好像自己得到了全世界的財富。這讓我看到，幸福不在于擁有多少，而在于我們是否能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許多人問我為什么沒有選擇留在國外，我都會堅定地回答：“那兒不是家。”這些年，我當然也見識過歐美國家的富裕多彩，但也見到了他們槍支泛濫、毒品肆虐帶來的社會問題，還看到了他們因為中國崛起、優越感不再而感到的深深焦慮。而我，只有站在中國的土地上，我的內心才覺得踏實，才有歸屬感，異國他鄉縱然美，但心始終是漂泊的。

2012年，何韻在印度新德里參加學術活動。

三

2017年7月，我回到了家鄉，成為湖南大學的一名老師，也回到了父母身邊。父親今年已經75歲，母親也有73歲，是需要我盡心照顧的年紀了。

曾經我一度認為父母親并不算般配，缺少點蕩氣回腸的愛情，如果不是遇上特殊的時代，應該不太可能走到一起。可當我現在再看著滿頭白發的父親和略有駝背的母親，他們之間在看似毫無關照中偶爾無意的交流，我的想法發生了改變，誰說轟轟烈烈、至死不渝才是愛情呢？細水流長、雞毛蒜皮同樣是愛情。

作為獨生子女，我們這一代人往往不懂得分享，不懂得妥協，不懂得付出。但是父母之間的相處模式告訴我，愛并不是執著于自己的感受，而應該努力去看到另一半所做的努力。愛不是占有，是給予。

一直以來我和父母的關系都很融洽，唯有在我的感情和婚姻方面發生過爭吵。像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也一度十分抵觸婚戀。母親氣急了便會摔門而出，父親倒是很沉得住氣。其實我也明白，他們并非是受傳宗接代的觀念束縛，而是害怕作為獨生子女的我今后會很孤獨。這與我的一個清華老師非常不同。他曾對自己不婚不育的女兒怒吼：“結婚生孩子是你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 我很慶幸父母沒有將婚戀問題上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

父親說：“戀愛中的人就像是得了一場感冒。”我挺驚訝，年過七旬的老頭兒能說出這么洋氣的話來，哪知父親對此還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他說，感冒發燒的人腦子都不太清晰，判斷力也會下降，會做出很多傻事來，所以對戀愛中的自己和別人都要多一些包容，特別是不要貿然去評價別人的感情生活。

我時常細細品味父親的話語。小時候的我忙于學業，并不了解我的父母，18歲去北京上大學再到回來長沙，已是匆匆十幾年過去，在父母身邊的日子少，交流也不過局限在瑣事范圍。直到這幾年，我從一個被照顧者變成被依賴者，才對父母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

我發現老人和小孩一樣，需要哄，講多少道理都不如一個撒嬌。和他們在一起生活，也讓我觀察到“老去”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做同樣一件事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雖然仍然有著對新生事物和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但卻沒有能力再去探尋他們；一個年老的身軀里面有一顆掙扎的、年輕的心……

于是我給自己定下了一些“小規矩”。例如，如果出差需要坐飛機，一定在登機前給他們發個信息說“我愛你們”；如果吵架，一定要在睡覺前和好，不要等到第二天；在父母需要的時候，一定第一時間趕到他們身邊……這并不是因為我有多孝順，而是因為我怕該說的話如果沒說，該給予的如果沒給予，未來的自己可能會后悔。

如果我們生存的社會能夠分出大小，父母和子女所構成的這個關系可能是最小、最原始的社會，但對每一個人來說，也可能是最大、最持久的社會。在這里，我們見證了愛，學會了面對生活的困苦，也常常忽略身邊最親近的人。

當我在這個年紀再回到父母身邊，在一個更成熟的維度上去觀察他們，好像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父母或許老派，但并非不比我們智慧，他們的人生經歷、愛情故事、人生體驗都在潛移默化影響著我和我的人生。

口述 | 何韻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