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那年，林晨決定砸掉自己的“鐵飯碗”。

人生的前28年，他大多數時候走得順遂，天分與努力搭配上時代的紅利，讓他一度看不到社會的陰暗面：

大學畢業后，林晨考入一家沿海城市的廣電集團做電臺主持，不用坐班，每個月工資6000，靠著積累下的存款，在房價上漲前半年，付了首付，成功“上車”。

購入時這套房子每平7000元，等到賣出時，已經漲到了27000元。

日子過得無風也無浪，格子間里的日常讓林晨開始迷茫。

2015年，他辭了職，換了城市，開了一間雪冰店，夢想著有朝一日生意走上正軌，自己能夠坐在家中，每天數錢。

但這樣的日子，他一天也沒度過。

這間雪冰店經歷了近兩年的掙扎，最終以關門告終，連帶著賣房子的錢，林晨一共虧掉160萬。

之后，林晨患上嚴重抑郁與焦慮癥，每個月靠著母親的退休工資生活，最窘迫時，卡里只剩下52塊錢。

曾經的人生不斷坍縮，37歲這年，當林晨想再次回歸主流道路時，卻發現，一切早已改變。

過去四年，林晨過上了一種“被動極簡生活”——

為了省錢，他切斷一切不必要消費，網購100塊錢5件的純棉短袖，在晚上9點后出現在超市，買10塊錢4把的打折蔬菜，以及5折的饅頭與肉餡。

這些被低價購來的食物，也需要被有規劃的消耗。

通常，林晨早上只會喝一杯水，中午隨便吃一些昨天的剩飯，等到晚上才開火炒菜，吃掉一半，留下一半，等到第二天當午飯。靠這樣的循環，花在吃飯上的錢，會被大大縮減。

他不再與大部分朋友聯絡，世界也隨之縮小，只剩下“生存”這一關鍵詞。

曾經，雖然不是消費主義的絕對信徒，林晨屬于愿意為“情緒價值”買單的一批人，無論是買衣服還是喜歡的物件，實用性從不是他的唯一標準。

有那么幾年，每次出了新手機，他總會第一時間購入，只為成為“引領潮流的人”。

然而這一切都在他賠掉160萬后，被徹底改變了。

再往前，林晨是同學中最早一批“擁有鐵飯碗”的人，他在一間沿海城市的廣電集團做電臺主持，工作不算太辛苦，收入也可觀，靠著攢下的錢，他沒有靠家中支持，獨立買下一套房。

日子過得順遂，也意味著平淡。

2015年，林晨決定辭職。

如今看，2015年恰好是互聯網最為蓬勃發展的階段，35歲危機的概念尚且未被創立，與此同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成為那年最熱的網絡詞語，回憶起來，林晨說：

“那時候感覺人人都在擁抱互聯網，60歲還能寫微博，80歲還能寫公眾號。”

在未知與蓬勃中，林晨離開電臺與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走入不同的人生路徑。

2018年，他在新城市落腳，嘗試創業，租下一間100多平的店面，開了一家雪冰店，過程并不順利，經歷了近兩年折騰，生意草草收尾，算下來林晨一共虧損了160萬。

焦慮與自我質疑開始充斥在林晨的人生中，他患上嚴重的抑郁癥與焦慮癥，有一段時間，每天需要服用大量藥物。

一番折騰后，37歲這年，林晨想要折返，回到曾經那種安穩的生活中。

但當他再次向電臺投去簡歷與作品時，卻突然發現，僅僅離開幾年，職場的游戲規則早已徹底改變。

曾經的開放地圖變為升級模式，“35歲危機”出現，成為最難被打倒的終極BOSS，而身處游戲中的人們，年齡越大，血條越短。

曾經被林晨放棄的安穩生活，早已成為彼岸，能否上岸，成為了未知。

雖然成年后大多數時間生活在海邊，但林晨是在黑龍江長大的孩子。

東北的冬季天黑得早，和夏天不同，孩子們無法在室外玩耍，漫長的冬夜里，林晨只能在四點半放學后就回家、做作業，然后早早上床睡覺。

小學三年級，他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課后興趣班，學習了一段時間小號，那兩小時成為他常態外的部分：

“相當于每天多出兩小時，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升入初中后，林晨開始接觸聲樂，2010年，他從黑龍江一所大學的廣播電視編導專業畢業，經歷筆試、面試與實操三輪考試后，他從一百多名應聘者中勝出，進入一間海濱城市的廣電集團，成為一名電臺主持。

那幾年，林晨做了許多檔節目，從早上六點半的資訊類節目，到下午四五點的民生類節目。

業務越發熟練，漸漸的，在他主持時會有聽眾專門打來電話與他互動，集團組織活動，還有聽眾會來線下與他見面。

甚至在他辭職之后的幾年，還曾收到過一條私信，對方稱自己讀書時就很愛聽他的節目，所以考大學時報了播音專業，現在也做著電臺主持的工作。

對林晨而言，如果用游戲比喻，那么在電臺工作那幾年，更像是進入某種“新手村”。

工作時，從選題、寫稿到最后的直播，他都是獨自完成，不需要與外界有太多交流。

主持人不用坐班，有時中午前，林晨就能完成一天的工作，剩余的時間他會去海邊騎車，或者找個咖啡店坐坐，最后去海鮮市場買點菜，回家做飯。

一個月扣掉社保與公積金，林晨的工資到手能夠有接近7000塊錢，畢業兩年后，他就靠著攢下的兩年年終獎，付了首付，買下一間40平米的房子，房子位于城市邊緣，距離單位坐公交要花費一個半小時，但林晨依舊很滿足。

更別提在他買下半年后，房價開始大幅增長，買來時只要7000元一平，他將房子賣出時，價格已變為27000一平。

林晨生活的海邊城市

日子過得無風也無浪，格子間的日常讓林晨迷茫。一方面，他開始覺得自己的閱歷太過單一，無法在節目中給聽眾傳遞更多有效信息。另一方面，則是他想去看看更多樣的人生可能。

創業失敗后，林晨曾反復想起28歲這年，自己決定出走的時刻，他和前同事聊起，當初的決定是否正確：“如果不辭職，會不會現在過得好一點？”

同事回答：“不會，因為你不是那種會在一個地方干到底的人，你一定會不停折騰。”

但雖然失敗，在某種程度上，林晨后來的經歷與他最初的設想又是自洽的：

離開電臺時，林晨想要獲得的正是“社會的毒打”，后來他確實獲得了，只不過他沒想到的是，這份“毒打”竟會這么疼。

在直播時，電臺主持人手邊都有一個延時按鈕，如果過程中出現失誤，主持人便會立刻拍下按鈕，這段語音便不會被播出，錯誤也會被消除。

拍一下是4秒，兩下則是8秒。

辭職后，林晨偶爾會想起這個按鈕：如果創業過程也有這樣一個按鈕的話，一切或許會不會沒那么難。

離開電臺后，林晨先是做了一段時間活動策劃，2018年，他搬到一個新城市，加盟了一家雪冰甜品品牌，決定創業。

林晨將彼時的決定形容為一個“美好的泡泡”：

“那時候不流行一句話：每一個中產都夢想開一家咖啡館，每天早上出現在店里，做一杯咖啡，坐在灑滿陽光的窗前，悠閑的看一本書。”

雖然不算中產，但林晨的想法則更為樂觀：“我那時候就想在店里顧幾名員工，自己不用工作，坐在家中數錢。”

但這種日子，林晨一天也沒擁有。

開店之后，每天早上，林晨都要五點多起床，六點去市場批發水果，之后去店里解凍當天要用的蛋糕、切水果。

之后，縱使前一天關門前已做過清理，但依舊還是要再次擦窗、拖地、擦桌子：

“吧臺與水臺要再擦一遍，如果是木質的桌子，還要檢查一下有沒有水漬，如果是不銹鋼的臺面，則要先用濕抹布擦一遍，再用干紙巾擦一遍”。

衛生清理后的下一步，是備料：切水果、煮紅豆、凍冰塊。

忙碌四小時后，林晨才完成所有準備工作，店面開門迎客，身體的辛苦在此刻轉化為精神的焦慮——

有時候連等兩三個小時，卻等不來一個客人。

開店前，加盟費、裝修費與租金加起來，林晨投進去幾十萬，除此之外，每天的水費、電費、人力費也在不斷支出，常常店門一開，就意味著要掏出幾千塊錢。

為此，林晨賣掉了自己的房子，孤注一擲，他不再向往詩與遠方，每天林晨的腦海里擠滿各種各樣的問題：

這個月的成本能否覆蓋店里所有開支？水果下個月會不會漲價？點評軟件上有沒有客戶給差評？外賣軟件上是否有人投訴？

因為切開的水果必須要當天銷售，賣不出去的時候，林晨會和店員一起吃掉，等到大家都吃夠了以后，只能全部倒掉。

至今，距離關店已過去4年，“工傷”依舊沒有消失，林晨始終無法吃下一口芒果。

如今看，雖然前期做過市場調查，但開店那兩年，林晨的生意一直不見起色，最差的時候，店里一天只賣了18塊錢。

也有看到希望的時候，有年五一，店里連續三天生意都很好，最多一天營業額高達7000塊錢，但這樣的日子極其罕見。

店面的虧損越來越大，林晨不得不去銀行貸款，以維持店面運轉。

2019年底，林晨進入了創業的第二個冬天，他終于明白，或許無論怎樣堅持，自己生意的冬天也不會過去。

日劇《我的事說來話長》

關店后，林晨曾復盤過這次創業，他發現，從一開始雷便已經被埋下：一是他選取的商場位置人流量不夠，且剛裝修結束，整個空間充斥著刺鼻的油漆味，空調運行也并不順暢。

二則是開店時已是冬天，且他所在的是一個北方城市，三則是因為雪冰這種食物的特殊性，外賣損耗極大，很難擴展銷售渠道。

這次失敗的創業經驗，讓林晨明白，想要成為老板的人，和能夠成為老板的人，或許并不是一類人。

他開始將自己創業踩坑的經歷寫在知乎上，想著“能勸一個是一個”，每次有朋友來向他取經，他也總是反復勸對方一定要想清楚。

因為他比誰都清楚，創業失敗后的日子，有多么難熬。

關店之后，林晨成為了“三無人士”：沒了工作，沒了房子，也沒了存款。

兩年折騰下來，他只剩下了一堆制作雪冰的器材及外債，唯一的收獲，是林晨終于意識到，在這個社會里，象牙塔里的設想，有時竟是如此的天真與真空。

日子總要繼續過。

2020年春節后，林晨想去找一份工作慢慢還債。彼時就業環境不好，掛在招聘軟件上的職位，多數是房屋銷售與保險銷售。

林晨想過去做外賣員，但因為身體差，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他開始學習制作PPT，想通過幫別人做PPT的方式掙錢。

最初階段，因為經驗不足，他接單量低，就算接到了，每張也只收費50元。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收入，只能靠著媽媽的退休金生活。

債務的壓力、對于未來的迷茫、對自己的質疑不斷圍剿著林晨，他的精神狀況越來越差，去往醫院后，被確認為重度抑郁癥與焦慮癥。

最窘迫的時候，林晨卡里只剩下52塊錢。

那天是臘八節，他用這筆錢買了食材，給自己包了一頓餃子，但下一頓飯吃什么，林晨不知道。

他的腦海中冒出一些極端的想法：“我醫保卡里還有錢，醫保卡雖然不能買菜，但是可以買藥，我下頓可以吃藥。”

“人生或許可以結束在此刻。”

日劇《寬松世代又如何》

彼時距離林晨關店剛好過去一年。那夜，他獨自一人去往存儲店面器材的倉庫，想去再看一看那些過往。

過程中，他將其中的幾個機器拍下來，發布到閑魚上，本想著應該沒人愿意買，沒想到當晚就有人聯系他，表示第二天就能來拉走。

最終，雖然這些曾經價值上萬的器械只賣了1000塊錢，卻成為彼時林晨的救命稻草。

靠著那1000塊錢，他撐過了年前最后的日子。轉過年來，他之前幫別人做過的PPT開始結款，與此同時，林晨在招聘軟件上看到一家MCN公司正在招聘配音員，他投去簡歷，順利被錄取。

這份工作成為了林晨再次走入實體社會的契機。

每次去公司錄音前，他都會買一杯咖啡，比起咖啡因帶來的清醒，對林晨而言，咖啡帶來的情緒更為重要。

他將其比喻為“女生的名牌包”：

“我拿著咖啡杯走進寫字樓，會覺得自己跟這些出現在寫字樓里的人是一樣的，雖然樓里的老板每個月能賺幾萬，但我們喝著一樣的咖啡。”

“我不斷給自己心理暗示，告訴自己還能重新回到社會工作，去賺錢，去創造價值。”

在這些微小的瞬間里，林晨漸漸拉回失控的人生。

林晨也曾想過，再次回到電臺工作，他關注全國各個電臺發出的招聘需求，有合適的機會便投去簡歷，但大多數時候，都會石沉大海。

偶爾獲得面試機會，也會在結束后沒了后話。有一次，林晨面試到了最后環節，聊到薪資時，對方提出只能給5000塊錢，甚至比10年前，林晨的工資還要低。

過程中，林晨極少內耗，每次失敗后，他都會總結原因，但歸結起來，無外乎就是年齡的增大、越來越少的機會，以及長時間的脫離廣電體系帶來的不確定性。

縱使是圍城，想要再次進入，也早已不再簡單。

今年四月，林晨發現自己突然能笑了。

在過去的四年里，林晨幾乎沒笑過，有時在社交網絡上刷到搞笑視頻，他會在理智上明白這件事好笑，卻笑不出來。

如同活在一個被抽干氧氣的真空瓶子中，林晨覺得世界上與生活有關的一切，都與自己沒有關系。

如今，走在路上，看到小孩子，他會笑；天氣很好，陽光照在身上，他會笑；刷到有趣的短視頻，他也會笑。

林晨拍下的藍天

雖然經歷了開店失敗、辭掉工作、失去房子，林晨依舊認為自己十分幸運：經歷了社會的毒打，也見到了社會的真實面貌。

在這一過程中，家人給予了他極大的包容與支持。

當初知道林晨欠債后，家人只對他說了三點——

第一：不要酗酒；第二：現在缺多少錢，家人先幫你湊一下；第三：堅持下去，你的人生已經在谷底了，剩下的都是上坡路。

“沒有一個人對我說你不該辭去工作，不該賣掉房子，不該得瑟。”

如今，除了之前做PPT與配音的工作，林晨還開始固定幫一些播客剪輯音頻，獲得一些額外收入。

隨著技術越發嫻熟，他的PPT價格已從最初的50塊錢一頁，漲到了300塊錢一頁，如果加上動畫，價格會更高。最多一次，林晨憑借一套PPT，掙了9000多塊。

收入變得相對穩定，林晨曾經的生活也開始漸漸回歸。

但有些事情永遠改變了。

至今，每次做一頓飯，他都不會一口氣吃完：“如果一頓飯能分兩天或者三天吃完，我絕對不會一頓吃完，再想吃也不會。”

“我總想著為明天留一頓飯，總害怕吃不上飯。”

似乎，那些產生于身體與精神的“肌肉記憶”，不會消失。

低谷的這幾年，林晨偶爾會買彩票，他曾設想過，如果中了幾百萬，自己要做什么，得出的答案是：

先把帳都還清，告訴家人們自己終于一身輕了。帶著父母出去旅游一圈，去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城市轉一圈。

最后再去挨個見見老朋友們——過去幾年，林晨刻意與朋友們斷了聯絡，他不想讓大家看到自己的困境，總覺得“自己混成這樣，別再去給別人添麻煩了”。

但之后呢？

一切都會照舊。

林晨說自己還是會該賺錢賺錢，該工作工作，該熬夜熬夜：“我不會考慮每天吃些什么，玩些什么，這些事情可能以前對我來說很重要，但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我和世界的相處方式，已經徹底被改變了。”

唯一會被舍棄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晚上九點后，去超市買10塊錢4把的蔬菜。

“因為我想吃一些新鮮的蔬菜了”，林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