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揚

胡適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旗幟，他首倡“文學改良”，主張“批判”與“反省”，在文學、史學、哲學、教育等領域都做出了開拓性的學術貢獻，在文化界、外交界都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

1927年12月1日，聲稱以自由學術立身不入官場的胡適在上海參加了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胡適是應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的邀請前來參加婚禮的，胡適和蔣介石初次相識，蔣介石大胡適4歲，從此，他們開始了長達35年的恩恩怨怨的交往。

臨危受命，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由于胡適在美國人脈很廣，很有資源，并且和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因此，蔣介石委托胡適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并于次年任命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胡適

國難當頭，胡適臨危受命，不得不放棄不從政的諾言，開始為得到美國援助并拉美國參戰而四處活動。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之孫王勁群在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表示，到美并非胡適本意，他是在蔣介石、王世杰等人的敦促下成行的。“從1935年的幾封信可以看出，胡適并不反戰，他清清楚楚地說了，要打敗日本，必須拉美國下水。這也是他為什么最后接下美國大使職位的原因。”

美國總統羅斯福

作為半路出家的“書生大使”，胡適憑借他的坦誠、學識和廣泛的人脈，展開學者外交，在美國學界、政界、輿論界聲望甚隆。當然，胡適在美國最高層的人脈就是羅斯福總統。羅斯福對胡適的印象極佳，他熱情地說：“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進一步促進中美之諒解。”

著名的《紐約時報》也載文歡迎胡適：

凡是知道胡適的美國人，都會因為胡適的新使命而歡呼。

日本人得知消息后，緊張得要命，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為了抑制胡適的能力，東京的媒體《日本評論》獻策，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三個人分別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中鶴見為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無奈這三人還是難以匹敵。

胡適作為駐美大使，在美國、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講

文人從政與政治家從政，手段不同。胡適任中國駐美大使后，在北美各地開展民間外交、宣傳中國抗戰，演說400余次。李敖對他這時期的工作和成就頗為認可：“在大使任上，胡適沒有政治資源，只能到處演講、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

胡適的演說更加引起日本人的驚恐。《紐約時報》1940年10月31日轉載東京英文《日本時報》評論，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并將美國引入與日本可怕的戰爭之中。

由此可見，那時的胡適已成為日本政府和日本媒體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在美國的文化“軟實力”，絕不亞于中日正面戰場的軍事“硬實力”。

胡適給羅斯福總統展示萬人簽名冊照片

胡適與校友羅斯福總統保持著熱線聯系。胡適是第一個被告知珍珠港事件的。1941年12月7日，羅斯福直接打電話給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第二天，美、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從1938年9月17日起，到1942年9月11日由魏道明接替為止，胡適擔任駐美大使前后四年。胡適對抗戰的態度是“苦撐待變”，這在當時不得已的辦法。盡管蔣介石與宋子文對他的過多演說頗有埋怨，但能把美國拉下水共同抗日，應該說，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胡適

蔣介石請胡適當總統

有人認為，胡適雖然口頭上標榜“不談政治”，實際上政治情結極為濃厚，其實，胡適宣揚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他希望影響政府卻不想加入政府，而蔣介石也難以理解胡適超然于黨派和政府的立場。

蔣介石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善于利用胡適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對政治的熱情，不斷籠絡與引導，使之與自己結成聯盟。作為國民黨最高統帥，蔣介石在胡適面前所表現的平易、恭敬與尊重，堪稱政治家謙卑之表率。

胡適辭去駐美大使一職后，依然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這期間，他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9月，他又應邀到哈佛大學講學，似乎過得自在輕閑。

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大歌劇院舉行，這是世界外交史上規模空前的盛會，參加會議的有50個國家的282名代表以及隨行人員1700多人。中國代表團團長即首席代表為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代表團成員有：駐美大使魏道明、駐英大使顧維鈞、前駐美大使胡適，中共代表董必武，國民參政會主席王寵惠、李璜、吳貽芳，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議員）張君勱，大公報總經理胡霖等一共10名正式代表。

1945年，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簽署儀式上簽字。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南方局領導人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成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這是中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首次正式公開亮相。

1945年11月6日，胡適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胡適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代表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并鄭重致詞，說明其要點，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12月25日，國民大會正式三讀通過憲法草案，國民大會閉幕，由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胡適遞交憲法。

蔣介石

1948年，蔣介石本來一直對由國家憲法選舉產生的首任總統志在必得，以其權威和地位，當時國內也沒有人能和他競爭。但在“行憲國大”召開前，蔣介石突然表示不參選總統，希望胡適能當選。

蔣介石的意圖有三：其一，是為了忽悠蒙騙美國政府。因為軍事上的失利和經濟上的危機，已經使蔣介石的威信開始大打折扣，甚至受到了美國的指責。而胡適在美國多年，政績卓著，與各界關系融洽，國際聲望很高。美國代表曾經密會胡適，希望由他取代蔣介石，胡適明智地選擇了婉拒，但大家都明白，美國政府對胡適十分肯定和贊賞，認為他是取代蔣介石、執政中國的最佳人選。

其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總統雖有統領全國陸海空軍、公布法律、發布命令、任免方形官員、發布緊急命令等權力，但實為虛位元首，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而不是對總統負責，可見真正的實權在內閣。所以，蔣介石希望由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后再任命他為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其三，蔣介石想通過自己的“以身作則”，讓李宗仁、程潛等軍事實力派人物放棄副總統的角逐。

胡適對這個似乎“垂手可得”的總統之位不可能不動心，但他度德量力，猶豫著沒有同意。

胡適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節。蔣介石深夜約見還在猶豫的胡適，希望他拿定主意，不要多慮。胡適后來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昨天夜里，蔣先生約我到他的官邸談了很久。他將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里提名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說在這部憲法里，國家最高的行政實權在行政院，他這個人不能做沒有實權的總統，所以愿將總統讓給我，他自己當行政院長，或者由他當總統，要我擔任行政院長。蔣先生的態度如此誠懇，我很感動，于是我說，“讓蔣先生決定吧”。

看來，胡適還是接受了蔣介石的建議。他表示：“這是一個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的自信力”。

然而，愚人節的約談怎能算話？蔣介石不僅忽悠了美國政府，也忽悠了胡適。

蔣介石變卦，胡適給他發總統證書

蔣介石得知胡適同意競選總統后，雖知將遇到黨內阻力，但仍“自信非貫徹此一主張，則無法建國，且剿共軍事亦難成功也”。他在3月31日記中寫下 ：

研究推胡適任總統之得失與國家之利害，革命之成效，皆作徹底之考慮，乃下決心。

胡適畢竟與蔣介石交往多年，可以說知彼知己，因此轉告蔣介石，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并表示：“他（蔣介石）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

蔣介石與胡適

果然，蔣介石不參選總統的態度開始變化。由于李宗仁鐵了心地要當副總統，蔣介石的“垂范”沒有發揮作用，反而“殺雞不成蝕把米”，他開始對自己的“高姿態”后悔了。

為了不把大權落到李宗仁手里，蔣介石開始想要參選總統了，但因為早已有言在先，出爾反爾有失威信，就只好等著等待黨內“決定”了。

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介石選總統。4月5日下午，中央常務委員會依照臨時中全會決議召開會議，蔣介石沒有到會。大家領悟出蔣介石放棄參選總統的原因與《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總統職權有關，于是提議修憲，給予總統更大權力，同時提名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

胡適

就這樣，蔣介石被眾人“勸駕”，“順從”地接受國民黨中央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事后，蔣介石覺得自己食言，有些對不住胡適，便派王世杰代為看望并表達歉意。

4月8日，蔣介石又專門約請胡適到主席官邸吃飯表示歉意。虛情假意地說：“我的建議是在廬山考慮的結果，不幸黨內沒有紀律，我的政策行不通。”

胡適倒是很誠懇地回答：“黨的最高干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蔣介石希望胡適出面組織一個政黨，參與政治。胡適表示不感興趣，回答說：“我不配組黨，但有一個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作兩三個政黨。”蔣介石又忽悠了胡適一把，他怎能容忍其它政黨在身邊出現呢？

胡適

4月19日，“國民大會”舉行第十三次大會，選舉總統。蔣介石以2430票（出席2734人）當選，陪選人居正得269票。蔣介石終于如愿以償登上了有職有權的總統寶座。

蔣介石當選總統時，還是胡適給他頒發了當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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