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稟賦不同，各地的風(fēng)土人情也有差異，所以，多樣性便構(gòu)成了社會的固有特征。如孟子所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認識到社會的多樣性，是善治的重要開端。

不過，人類歷史上，有些政治人物或思想家，或是出于對不平等的極度憎惡，或是出于對政治烏托邦的迷戀，總有一種抹平差異、對社會“整齊劃一”的沖動。這類舉動鮮不釀成苦果。

對于柏拉圖追求“城邦劃一”的想法，亞里士多德批評道，“某種程度的劃一，無論在家庭或在城邦，都是必要的；但完全的劃一卻是不必要的。一個城邦，執(zhí)意趨向劃一而達到某種程度時，將不再成為一個城邦；或者雖然沒有達到歸于消亡的程度，還奄奄一息地彌留為一個城邦，實際上已經(jīng)變?yōu)橐粋€劣等而失去本來意義的城邦。”（《政治學(xué)》，第55頁）

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后，高舉平等旗幟的革命者曾試圖抹平舊制度，與傳統(tǒng)作徹底的決裂。對此，埃德蒙·柏克評論道，“那些試圖消除差異的人，永遠都無法實現(xiàn)平等。在由形形色色不同階層的公民組成的所有社會中，有些階層必然居于最上層。因此，那些平等主義者，只是改變和扭曲了事物天然的秩序。”（《法國大革命反思錄》，第83頁）

英國哲學(xué)家伯特蘭·羅素尤為推崇“多樣性”的價值。他在剖析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計劃時，曾犀利地指出，“參差多樣，對幸福來講是命脈，在烏托邦中幾乎絲毫見不到。這點是一切計劃性社會制度的缺陷，空想的制度如此，現(xiàn)實的也一樣。”（《西方哲學(xué)史》下卷，第40頁）。原話的前半句，“Diversity is essential to happiness”，作家王小波有一個更雅致、流傳更廣的譯法，“須知參差多態(tài)，乃是幸福的本源。”（《沉默的大多數(shù)》，第22頁）

頗值一提的是，明朝政治家呂坤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在孟子的基礎(chǔ)上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對那種不顧事物的多樣性、動輒“一刀切”的做法予以嚴厲批評，“不齊，天之道也，數(shù)之自然也。故萬物生于不齊，而死于齊。而世之任情厭事者，乃欲一切齊之，是益以甚其不齊者也。夫不齊其不齊，則簡而易治；齊其不齊，則亂而多端。”（《呻吟語》，第279-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