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經濟犯罪辯護律師：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立案、主從犯

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問題

三級三十人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最基本的立案追訴標準，但是也有例外，減半立案追訴的情形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傳銷處罰立案標準問題”的答復》明確，“如犯罪分子曾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刑事處罰，或者在一年內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行政處罰，則其再次發展傳銷組織只要達到‘十五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就可以對其進行刑事處罰。”

根據規定，發展人數減半就可以刑事立案，第一個前提是曾因傳銷活動被刑事處罰，或者一年以內因傳銷活動受過行政處罰；第二個前提是層級達到三級。

三級是傳銷組織的基本特征，沒有達到該標準，即便人數超過該數量，依舊不能以本罪立案追訴。

二、主從犯區分的問題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打擊的是組織者和領導者，這顯然是傳銷組織的核心成員和關鍵人物。在此種情形下，對于“組織者、領導者”是否還有必要區分主從犯？

對于這個問題，首先要考慮本罪的犯罪類型。本罪屬于典型的共同犯罪，甚至可能被認定為犯罪集團。由此為認定主從犯奠定基礎。第二共同犯罪必然存在作用大小、地位高低的區別。對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人員，自然可以認定為從犯。

共同犯罪中首先存在正犯行為。對犯罪結果發生起到本質和重要作用的人員，都是正犯，此處的正犯稱之為共同正犯。其次再找尋對正犯起到幫助作用的共犯，這就是從犯。

傳銷組織中，發起者、策劃者以及操縱者屬于共同正犯，但是對該組織起到一般擴大作用的講師、培訓師以及幫助租賃場地等作用的人員實質上屬于幫助作用的人員。此部分人員就具備從犯的基本條件。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雖然打擊組織者和領導者，但并非所有的犯罪人員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上區分主從犯才不至于罪刑失衡。

三、投資者應否定罪處罰

傳銷組織的投資者當然應當入罪，而且應當被認定為主犯。但是何為投資者需要查明。

傳銷組織的出名人是否屬于投資者？很多傳銷組織都是以公司名義運營的，此時就有股東、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等在工商登記上公示的出名人。有時候，出名人僅僅是掛名的人員，不參與公司的認定經營活動，但是在工商登記處顯示其為投資者和管理者。

對于這種情況，出名人實質上并非投資者，也不會從該組織獲利，或者獲利也是出名的利益。因此不能將該投資者列為主犯之列，甚至根據案件事實都要對其作出罪處理。

傳銷組織的投資者并不參與經營，應否入罪？刑罰處罰的實質上的行為，如果沒有行為自然不應處罰。投資顯然也是行為，但經營管理和運營等行為才是本質。通常而言，投資者就是經營管理者，但是也有例外。就像我們在股市購買股票一樣，不參與公司經營管理，只收取收益。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審查該投資者是否參與了經營管理。同時，也可以從獲利情況推定是否存在故意。但是，這種情況下出罪的難度大，但有可能從主從犯角度降低量刑。

其實，是否屬于投資者需要通過證據證明。筆者在辦理的一起傳銷犯罪案件中，行為人就被認定為傳銷組織的操縱者。但是根據其供述其又沒有參與實際的經營活動，只是幫助該組織做一些外圍工作。包括該組織內部微信群等其也不在其中，由此可以確定的是將其認定為該組織的第一被告人顯然與事實不符，也會導致錯誤量刑。當然也會使真正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僥幸逃避法律嚴懲。

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純法律分析的問題，而是事實發現和論證的問題。筆者之前講過，很多刑事案件最重要的并非法律分析，而是發現事實。在前述案件中，如果能夠將其不是幕后指使者的事實呈現出來，并得到辦案機關的認可，是最重要的辯護工作。

法律講的是類型化概念，但是被告人是否屬于法律定義的概念，包括主體身份等需要事實依據，這就是證據審查問題。所以，還是那句話，發現事實永遠是刑事辯護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四、積極參與者是否必然構罪

積極參與者需要分情況討論。如果只是自己積極參與并發展新會員的，通常不會對組織擴大起關鍵作用。但如果擔任了講師、培訓師以及其他管理職責的，就會被列入打擊范疇。

我們需要分清楚積極參與與組織領導的關系。積極參與通常是自己的行為表現，涉及范圍不會擴大。但是組織領導則不同。其主要是為了能夠使組織擴大而實施某些活動，比如策劃活動、編造和曲解政策等，其目的就是為了擴大組織，結果也必然為組織擴大起到積極作用。我們也經常看到，參加傳銷的人員往往負債累累，這屬于典型的積極參與者，但并未對組織擴大產生影響的人員，不應列入打擊范疇。

積極參與者往往不會成為刑罰打擊的對象，但是如果除了自己積極參與之外，又實施了使傳銷組織擴大的關鍵作用人員，大概率會被立案追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