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駑

1938年7月初，高宗武秘密來到東京。這是改變許多人命運的一趟旅行。

有人會問：高宗武為何要冒著巨大風險，在抗戰正激烈時，積極從事“和平”運動呢？背后動因，乃是江浙財團勢力因為抗戰受損，他們要求和談的意愿強烈且迫切。用歷史學家費正清的話說：抗戰使“四川的地主和軍閥（的重要性）取代了上海的銀行家。”

（上海外灘舊照）

七七事變爆發不久，高宗武和他的老師、人稱“浙江財團駐南京政府的全權大使”的吳震修一起，與日本有過和談的接觸。“太郎”西義顯后來還通過江浙財團大佬錢永銘，直接勸蔣介石與日本和談，結果功虧一簣。

對于高宗武私自出訪日本，蔣介石態度如何？汪精衛為何最終走上叛國投敵之路呢？

（貌合神離的汪與蔣）

六、蔣汪的反應

書接前篇。“五郎”松本重治把高宗武送上了駛向日本的“皇后號”輪船，自己隨后乘坐飛機回到東京，全程參與高宗武秘密訪日的活動。用松本的話說，高宗武在日本受到“隆重的接待”。在短短半個月內，他會見了多個日本重要高官，包括首相近衛文麿。日本內閣經過四次“五相會議”（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大藏相）討論，決定“扶汪代蔣”。

參與會談的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回憶：“高（宗武）似乎對于以蔣介石為中心解決日華兩國間的事變的方案已經死了心。”甚至后來影佐在接受戰犯審判時，一把將責任推到高宗武頭上。他說：日本扶植汪精衛政權，完全出自高宗武的策劃，“日本軍部與政府上下，只是對高君之謀略，言聽計從而已。”

表面上看，一切是按“高宗武路線”在進行，但實際上，日本從來沒有把它當作政治解決中日問題的方略，而僅僅作為分化抗日陣線的謀略——這就是高宗武悲劇的根源！

對高宗武來訪唯一不高興的，是外相宇垣一成。因為這時他的部下，正與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商談“和平”。最終由于孔祥熙堅決不同意“蔣介石下野”這一條件，雙方談崩。

有人評價高宗武的所作所為，大半出于“年輕氣盛，自許過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

高宗武畢竟聰明過人，離開東京的“包圍圈”，頭腦就清醒下來。7月下旬他回到香港后，害怕返回武漢遭到逮捕或監禁，于是寫成長篇報告，派外交部情報司日蘇科長周隆庠送到重慶，并附上一封給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

這些材料經周佛海的手，首先呈給汪精衛看。汪精衛的反應如何呢？這時汪精衛仍想保持“蔣汪合作”，還沒有動外逃的心思。“和平運動”（投敵叛國的代名詞）的重要參與者陶希圣回憶：“汪（精衛）看了這個報告，特別是其中說到日本參謀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一段，大為吃驚。他立即將原件轉達蔣委員長。汪對我說：‘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

蔣介石的態度更是耐人尋味。他7月22日接到高宗武的報告，看了之后放于書案上，未置可否，只是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接高報告，知其誤事不淺也。”

三天之后，蔣介石突然雷霆震怒，對陳布雷說：“高宗武真是太大膽了，誰允許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與高宗武斷絕關系，完全與他無關系了。”并下令停發高宗武經費。周佛海從宣傳部經費里每月撥出3000元，資助高宗武繼續活動。

蔣介石在7月25日日記中寫下：“與汪（精衛）、張（群）談高宗武報告內容，覺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周佛海回憶，他親眼看見高宗武的報告在蔣介石辦公桌上放了三天

七、“重光堂”協議

高宗武回到上海后，突然“失蹤”了。直到半個月后，8月10日，“五郎”松本才接到高宗武的電話。原來高宗武回來后，緊張、焦慮，導致肺病復發，吐血住進了醫院。松本跑到醫院看他，兩人相約8月下旬在香港繼續商談。

松本按約到達香港，這時高宗武的病情還沒有完全好轉。他對松本說：“阿重，我的健康狀況不能東奔西走，我與‘佛’（周佛海）商量后，由一個叫梅思平的代替我，你與他仔細談談好嗎？”松本說：“我不與不知底細的人談話。”高宗武請求：“梅思平參與‘和平’問題半年多了，是‘佛’推薦保證的，你容忍一下，與他談吧。”

他們口中的“談”，就是即將在上海舉行的“重光堂”會議。這次會議，是汪精衛叛國的重要節點。

重光堂位于上海虹口區。八一三抗戰時，整幢建筑被打得彈痕累累。1938年11月初，這座空置的西式洋樓，突然進行了修繕，擺上了桌椅。主人是三個日本人：參謀本部的今井武夫、“太郎”西義顯、“三郎”伊藤。1945年日本投降，就是這個今井，作為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首途芷江與中國方面洽談受降。

（重光堂主人、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

他們迎來了分別乘船到達的中國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主要充翻譯）。有人認為梅思平之前的職務不過是一個縣長，躥升太快。其實他任的是五個模范縣之一的江寧縣縣長，深得蔣介石、汪精衛器重。梅思平這時開始，不斷在上海、香港、重慶間來回穿梭，成為汪精衛“和平運動”的主力。

作為“發起人”，高宗武的態度有了微妙變化。今井回憶：“（我）與梅思平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認為高在會談中始終抱著批判的態度，也可以說是虛無主義的，有時很輕易地就同意了日本方面的主張，這倒使我懷疑他的誠意。”

初步會談后，今井回國報告，得到日本高層肯定。日方加派陸軍省軍務科長（6月調任）影佐和國會議員犬養健來上海，于11月20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簡稱《協議紀要》），以及《秘密記錄》和《行動計劃》。這三份文件，統稱為“重光堂”協議。

協議很長，概括起來就是：一、中國承認“滿洲國”；二、中國賠償日本僑民損失，但不賠償戰費；三、恢復“和平”后，兩年內日軍完成撤兵；四、按“高宗武路線”，汪精衛逃離重慶，拉攏地方軍閥，在非日占區云南、四川、廣東、廣西等地建立新政府。

這幾條內容，與后來形勢的變化大有關聯。

（梅思平后任汪偽政權組織部長、內政部長等職）

八、“撤兵”不見了

這里還要插一段有意思的細節。

高宗武提出，汪精衛計劃于12月8日離開重慶，10日到達香港。為防止意外發生，在必要時會請求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給予保護。現任的總領事中方不熟悉，請日本改派田尻愛義來港任總領事。

高宗武提這個要求時，離10日不到一個星期，時間非常緊迫。影佐立即向國內報告。

利益驅動下的日本戰爭惡魔，展現出驚人效率：12月10日，田尻乘坐陸軍專機飛到廣州，于中午時分乘一艘炮艦到達香港。當這艘名叫“宇治號”的小排量炮艦駛入海灣時，發出20響禮炮，震動了香港全城。

（老照片中的香港）

隆隆炮聲，是“高宗武路線”巔峰時刻的標志。他這時也許還為日本人的“誠信”、“守時”而感動萬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重光堂協議”簽署后的第十天，11月30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了一個《日華新關系方針》。日本最高層決策，繼續對中國實行“分治合作”。侵略者的野心一點沒變，甚至變本加厲了。

“重光堂協議”，在日本人眼里就是隨時拿來撕碎幾頁破紙。它跟第二次近衛聲明一樣，都是釣汪精衛叛逃的誘餌！所謂“高宗武路線”，不過是他們少數幾個人的臆想。隨后形勢的發展，完全偏離了高宗武的“設計”。

接下來是一連串眼花繚亂的進程：12月8日，因蔣介石突然飛回重慶，汪精衛未能按計劃離開；12月18日，汪精衛一行飛到昆明，在龍云幫助下飛河內；12月22日，近衛按事先約定發表《第三次近衛聲明》；12月26日，蔣介石在重慶發表陳布雷起草的萬言演講《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對汪精衛發出警告；12月29日，汪精衛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想了解具體過程的讀友可參閱：《軍統四大金剛徒有虛名，本來可以打死汪精衛，卻犯下一連串錯誤》）

（汪精衛投敵乃錯指乾坤）

獲得如此成果，“首功”的高宗武應該高興吧？相反，高宗武很苦悶。從東京回來后，他感覺上當受騙了，開始變得消極起來。近衛聲明的內容，讓他更為郁悶，因為近衛聲明本應以“重光堂協議”為基礎，但聲明中通篇沒有“撤兵”二字。如此重大變化，讓高宗武惶恐、徘徊起來。

后來汪精衛多次問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嗎？”高宗武回答：“他們說的東西只有四成可信。”

日本“反悔”撤兵原因何在呢？因為日本政府根本無法控制日本軍部。“不擴大派”的堡壘——參謀本部，隨著石原被調去關東軍、影佐調往陸軍省、參謀次長多田駿離職，現在已淪為強硬派的地盤。

參與“重光堂”會談的犬養健回憶，他在近衛首相隔壁辦公室，接到影佐打來的電話。影佐告訴他，強硬派軍官“堅決拒絕承認如此丟臉的聲明”，“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的有損威嚴的事來，這樣做，太對不起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

一墻之隔的近衛顯然聽到了犬養健和影佐的對話，他慫了。也許，他想起了犬養健的父親——前首相犬養毅。1932年5月15日，軍方不滿內閣政策，十幾名青年軍官闖入首相官邸，將首相槍殺。當時犬養健正與來訪的卓別林觀看相撲表演而逃過一劫。

（被日本少壯軍人殺害的首相犬養毅）

更神奇的是，這些兇手非但沒受到懲罰，反倒獲得日本民眾英雄般崇敬！

——請記住這句話：“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緊接著，1939年1月4日，近衛內閣總辭職，由平沼麒一郎組閣。

汪精衛這時懸崖勒馬，完全來得及。但他沒有，他仍然發表“艷電”響應缺少撤兵條件的近衛聲明。蔣介石派人多次勸說他回國或者赴歐，都被拒絕。他一條道走到黑，最終成為大漢奸。

（重光堂會議合影：左二高宗武、左三梅思平）

九、再向東京行

1939年2月初，汪精衛將高宗武召去河內，二人進行了長時間談話。“汪堅持我去一趟東京，我無法拒絕。”高宗武回憶道。

在長崎飛往東京的飛機上，高宗武對來迎接他的犬養健，說出了此行的意圖：“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軍事行動來進行一下刺激，使之鼓起勇氣？”

鼓起誰的勇氣？——親汪反蔣的那些地方實力派。

汪精衛逃離重慶后，以為他出面一呼，云南的龍云、廣東的張發奎、川軍將領劉文輝潘文華、山西閻錫山等等，紛紛響應，“高宗武路線”輕松實現。

但是他們的企圖破滅了。

我們看看北伐名將、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想法。張發奎以前十分崇拜汪精衛，簡直是汪的“小迷弟”。但汪精衛叛國，張發奎十分反對。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們（張發奎、余漢謀、薛岳、白崇禧等地方實力派）寄信心與希望于蔣先生……薛岳對蔣先生的忠誠更甚于我。薛岳向我出示他的日記內文，說在抗戰期間我們必須全心全意擁護蔣先生。”

薛岳當時擔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如果他們跟著汪精衛跑，后果不堪設想。

在大是大非考驗面前，他們立住了腳跟！

（北伐名將張發奎）

張發奎、余漢謀等人通電指斥汪精衛《艷電》“謬論謬辭，為敵張目”，“撓阻抗戰，淆亂是非”。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譴責“汪言行逾范”，表示“率全省黨政軍民竭誠擁護中央”。

蔣介石意識到，最關鍵的是掌握住“云南王”龍云。他派龍云一向尊重有加的云南元老李根源去警告龍云：“若你發出通電，一小時后，你就會被消滅！”他又派唐生智去昆明，勸告龍云：“汪為人善辯多變，生性涼薄，對人毫無誠意，尤喜玩弄軍人。”

龍云幫助汪精衛出逃，又接到汪精衛長信，要他反蔣叛國。但他分析利弊后，決定留在抗日陣營。他在給蔣介石電報中說：“汪之議論，對外雖屬奇聞，受敵愚弄。”到5月份，龍云公開譴責汪精衛，表明了態度。

就連后來私下與日寇簽訂秘密停戰協議的閻錫山，這時也不敢吱聲支持汪精衛。

為什么？因為中華民族有著一股同仇敵愾、愈挫愈勇的浩然正氣。中國統一，中華崛起，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每個有操守、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明白“鉆狗洞”當漢奸，遺臭萬年的后果；地方實力派，不僅出于愛國之心，而且他們必須掂量掂量，叛國投敵，必將被抗日怒潮瞬間摧毀，眾叛親離，身敗名裂！

（汪精衛與敵人走到一起）

見這些地方未能如愿擁汪，汪精衛判斷是給他們的壓力不夠，如果他們軍事上再遭打擊，就會改變主意。于是他派高宗武去東京，希望日本展開“牽制性”作戰，加深國統區困境，動搖不堅定者。

但日本剛占領了的海南島，還未“消化”，對汪精衛和高宗武的提議并不積極。

高宗武此行來得勉強，他的思想感情產生了變化。他到達長崎后，首先去拜訪了父親的舊交、曾任北洋財政顧問的黃群（字溯初）。他們為了防竊聽，用溫州土話交談。黃群勸高宗武：“不要再跟著汪精衛走這條‘和平’路線！”后來黃群當面勸過汪精衛，但汪聽不進。黃群還去重慶見過蔣介石，為高宗武傳遞信息。他也是本故事的重要一環，后文還會提及。

上一次高宗武來日本受到“隆重”接待，那時不免沾沾自喜。現在接待仍然殷勤備至，但高宗武心情不同，觀感已是迥異。他回憶道：“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時候，會非常客氣，向你九十度鞠躬，滿足你任何要求。”“為什么日本人一邊在屠殺中國的士兵和百姓，一邊又如此招待我？”

（日本人表面彬彬有禮）

十、“分裂”與“投敵”

3月16日，空手而歸的高宗武回到香港。他舊病復發，將報告交給陳璧君帶去河內。

高宗武勸汪精衛，中止與日本人的談判。“我看出來日本人所有的允諾只有一個目的：要汪當他們的傀儡。”他在報告中鄭重寫道：“我的東京之行顯示，日本還在使用從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時的舊伎倆，一點都沒變。實際上他們做的比從前更差，因為勝利撐大了他們的胃口。”

緊接著，戴笠下達對汪精衛“制裁”令。3月21日凌晨，軍統殺手闖入汪精衛在河內高朗街寓所，對汪的臥室亂槍射擊。沒想到里面住的是汪精衛秘書曾仲鳴夫婦，汪精衛逃過一死。（具體過程參見《軍統四大金剛徒有虛名，本來可以打死汪精衛，卻犯下一連串錯誤》）

汪精衛后來刻意隱瞞派高宗武去日本，請求日軍“牽制性”進攻這一重大情節，單方面指責蔣介石對他的暗殺，仿佛是暗殺逼得他投敵一樣。他有沒有想過，無論什么理由，引敵國攻擊本國，已經是罪不可赦！

（影佐禎昭）

日本決定“救”汪精衛出來。影佐回憶：“鑒于河內情勢的急迫，我奉陸軍大臣之命，為從河內救出汪，將其帶到安全地帶而被派往河內。”同行的有犬養健、伊藤等人。在駛往上海的“北光丸”號貨輪上，汪精衛向影佐明確表態，今后將實行在日占區成立政府的“周佛海路線”。

“高宗武路線”的核心是“分裂”，“周佛海路線”的核心是“投敵”。筆者個人看法，分裂之禍，甚于投敵。還好“高宗武路線”未能實現，不然中華民族會更加災難深重，高宗武本人也會罪孽深重！

（高宗武夫婦）

“高宗武路線”失敗后，高宗武消極下去的同時，更加清醒起來。影佐去河內，事先沒有知會高宗武，而是在船上通知他去河內匯合。高宗武拒絕了，并勸他們：“我的東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務人員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北平的傀儡王克敏為他被日本人欺騙而每天以淚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衛成為王克敏第二，或溥儀第二。”

他同時發電報給汪精衛，勸汪不要接待影佐他們，認為汪精衛應該去歐洲休養。

可惜，高宗武的勸告，汪精衛根本聽不進去。日本人反而懷疑高宗武的動機，甚至懷疑他是蔣介石的臥底。

（抗戰爆發后杜月笙避居香港）

高宗武離開香港去上海同汪精衛匯合，杜月笙勸他不要去。他回憶：“杜（月笙）拍胸口極力勸我留在香港。我跟他說老實話：‘我非去上海不可，許多我的朋友已經在途中。我們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須去。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去南京做傀儡，我不會跟他們走。我不但不會做傀儡，我將采取斷然措施。’”

（故事較長，分為三篇，此為第二篇。末篇將講述高宗武結局。）

（本文作者：馬駑，“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