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扣押老蔣后，通電全國。

南京的何應欽得到消息后，迅速發(fā)布討伐令，自任討伐軍總司令，叫囂轟炸西安，營救蔣委員長。

這一舉動引得當時國民黨內外的各方聲音討論，有反對，亦有支持。

宋美齡更是指著何應欽的鼻子怒罵道：

“你這是置委員長的生死于不顧。”

社會各界亦傳出形形色色的猜測：

蔣介石會被殺掉嗎？如果發(fā)生，國民黨又該誰當權？國內形勢會發(fā)生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實，對于老蔣的處置問題，周恩來早在會見張學良時，就已經給出正確意見：

“說服蔣氏，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使中國免于被日寇滅亡，爭一個好前途。”
“如果宣布他的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后把他殺掉，就會使中國前途更壞。”

在這一過程中，我黨又是如何積極促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

雖說歷史沒有假設，可如若當時蔣氏被殺，歷史的軌跡脈絡又會怎樣更改？

“罷蔣”還是“殺蔣”？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執(zhí)意送蔣回南京，很多人對此甚是不解，認為少帥犯傻。

但張學良其實是打心底認定，雖然老蔣這個人暴躁、多疑、孤僻、自負，有時候還會犯糊涂，但他依然是名義上的“領袖”。

然放眼當時國內局勢，國民黨內部權勢紛雜，派系之間各懷心思，哪怕是一點蠅頭小利都要爭個頭破血流；

再加上地方軍閥、權貴商賈等勢力，面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為，都在為自己謀劃著后路。

蔣被扣押后，鮑威爾曾分析：

“蔣介石不僅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還是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
他被扣押成人質，一方面，會使得中國政府陷入癱瘓，另一方面，一些政客會掀起黨派之爭，發(fā)動政治陰謀。”

為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我黨積極主張解決問題，而非發(fā)動新一輪內戰(zhàn)。

同時，積極聯(lián)合國民黨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呼吁社會各界人士積極抗日，希望最大限度推動事件進展。

諸如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元老，就曾多次聯(lián)絡陜北方面，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建言獻策。

但對于蔣氏的處置問題，起初我黨內部意見并非完全一致。

在12月13日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博古等人認為，應當“罷免蔣介石，交由人民審判”，即“審蔣”“罷蔣”。

朱德總司令甚至提出“殺蔣”也不足為惜的看法。

細想十多年來，蔣對國家、對人民以及革命人士造成的傷害，心存痛恨亦是自然。

一旁的張聞天和周恩來沒有表示反對，但心中其實已有答案。

黨內高層意見達成一致，是在周恩來和張學良會晤后才取得一定進展。

朱德等人也逐漸意識到，“罷蔣”乃至“殺蔣”，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蔣爹”身死，“何媽”上位？

張楊扣押蔣后，各大媒體報刊發(fā)表、轉載的文章鋪天蓋地。

《申報》發(fā)表了一篇名為《中國還是整個的中國》的時評，并提出三點意見：

其一，綏遠抗戰(zhàn)沒有結束，希望前線將士不受本次西安事變的影響。

其二，蔣介石的人身安全，是中國維持紙面統(tǒng)一的基礎，如果蔣氏被殺，中國必然會四分五裂，全國軍心難以獲得真正統(tǒng)一。

其三，對于張學良，施加的壓力過輕，其不會放任；施加壓力過重，蔣介石又會有危險。

西安事變爆發(fā)后，陜北方面積極動員，商討組織下一步的具體工作。

但南京方面直到12個小時后，才得知蔣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頓時急得同熱鍋上的螞蟻。

國民黨高層召開緊急會議，大致定出一個所以然來：

孔祥熙代理蔣介石“行政院長”一職；馮玉祥及執(zhí)委負責軍事委員會；何應欽及軍事委員會負責指揮部隊。

“指揮部隊”為何？以何應欽為首的主戰(zhàn)派主張：攻打西安。

幾個小時后，剛從上海趕回南京的宋美齡盯著已經做出的決定，大發(fā)雷霆，痛斥何應欽。

起初“何媽”有所隱忍，挨罵就聽著。

但被接連罵了幾次后，終于難以忍受，回懟道：

“彼一婦人耳，僅知營救其丈夫而已。”

言外之意是說宋美齡只顧情愛，不懂政治。

或許很多人認為，何應欽主戰(zhàn)討伐西安，其實就是為接替老蔣，取而代之。

其實不然。

而以上說法，其實是出自孔祥熙、宋美齡等人之口。他們站在何應欽的對立面。

面對何應欽主張出兵，孔祥熙更是直言：

“不要這樣急，急狠了，校長就沒命了。”

當時同樣主戰(zhàn)的，還有對老蔣忠貞不渝的陳氏兄弟。

如按照以上觀點，此二人難不成亦存謀反之心不成？

何應欽以及諸多其他高級將領主張討伐，實則是站在南京的立場之上。

因為老蔣已被扣押，南京方面如若一再忍讓，只會助長張楊二人之氣焰，須在關鍵時刻加以打擊。

而事實證明，何應欽對西安方面增加軍事壓力的做法，也確實對張學良等人造成一定威脅，進而促成和談。

中間有一次，少帥還直接找到蔣介石，希望他出面，讓何應欽莫要轟炸西安。

只能說少帥還是有點幼稚，以老蔣的氣性，不對他破口大罵就不錯，又怎會答應他。

轟炸行動雖遲但到，可從轟炸范圍足以窺探，何應欽只是對渭南地區(qū)進行打擊，有意避開了西安。

轟炸結束后，他便迅速準備和張楊二人的會談。

由此來看，他還是比較重視蔣氏的安危，所謂的“轟炸行動”，亦是其為解決西安事變而實行的策略。

那么如若老蔣身死西安，何應欽是否擁有上位之可能？

答案大概也是否定的。

其實從蔣介石被扣押后，南京方面的職位臨時變更就可以看出，何應欽依舊作為“軍方第二話事人”而存在。

孔祥熙掌“行政院”，馮玉祥管軍委會，再加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wèi)，還有野心勃勃的地方軍閥，哪一個的存在，都不會使其順利上位。

另外需要考量的一點是，何應欽“主戰(zhàn)”其實是站在黃埔系的角度進行的，正所謂“蔣爹何媽”的稱呼在黃埔學生心中還是有一定分量。

蔣介石被扣，黃埔系必然首當其沖，恨不得立刻兵臨西安城下，救出老蔣。

如果在這個時候，何應欽再主張和談，勢必遭到黃埔系的反對，其自身積攢多年的勢力則會受到巨大沖擊。

而在抗日戰(zhàn)爭后期，何應欽逐漸被老蔣架空，陳誠土木系被扶持而上，其中，必然是受到西安事變的影響。

如果說南京方面的態(tài)度是在意料之中，那么且看地方軍閥對于西安事變之見解，卻是讓人出乎意料。

哪怕是當初高舉反蔣大旗的馮玉祥、李宗仁、唐生智、閻錫山、李濟深等人，一個個態(tài)度全都180度大轉變，紛紛發(fā)表電文，指責張楊之行徑是為逆潮流之舉。

馮玉祥通電：

“當此外侮日深，風雨飄搖之際，雖吾人和衷共濟，同挽國難，猶恐計慮不周，豈容互生意見，致使國本動搖！”

唐生智來電：

“委座蔣公負國家安危之重，十余年來，對于御侮圖存，密籌默運，夙夜匪懈，事實昭彰，無待贅述。
自全國統(tǒng)一，人心益固，士氣益奮，中央對外態(tài)度，轉趨積極，國際觀聽為之改易，方謂從此全國團結，一致努力邁進，不難湔雪失地之恥。”

閻錫山來電稱：

“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弟。
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后？
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zhàn)力量乎，減少抗戰(zhàn)力量乎？
第三，移內戰(zhàn)為對外戰(zhàn)爭乎？抑移對外戰(zhàn)爭為內戰(zhàn)乎？
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兄等是否更以救國之熱心，成危國之行為！”

不管其中是否有虛偽矯飾之言辭，但或許他們清楚，蔣氏被殺，對中國之存亡空有弊端，卻無利處。

列強的反應

上文提到，關于處置蔣，毛主席、朱德等人態(tài)度轉變，是在張學良和周恩來會談之后。

在此過程中，我黨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縱觀當時的國際局勢，令張學良沒有想到是，共產國際和蘇聯(lián)方面非但沒有支持，還嚴厲指責道：

“這是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助日本使中國分裂。”

西安事變爆發(fā)后， 12月14日，斯大林氣沖沖地致電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

“中國的西安事變是在你的許可下發(fā)生的嗎？”

而在前一天，他剛剛聯(lián)系中共中央，要求：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

除此之外，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還發(fā)文表示，扣押蔣介石是張學良勾結日本人，連通親日派汪精衛(wèi)，進而策劃的陰謀。

蘇聯(lián)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專門發(fā)言：

“蘇聯(lián)政府與西安事變沒有關系。”

起初，張學良還寄希望于蘇聯(lián)可以給自己提供援助。

現(xiàn)如今，得到的卻是共產國際13日夜的“三條復電”，其中第一條的大致意思：

蘇聯(lián)不會給這種“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所謂的“日本朋友”，即指張學良。

雖然蘇方在這故意混淆是非，但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其“擁蔣”的態(tài)度。

畢竟當時的蘇聯(lián)處在德國和日本的兩面夾擊之下，其必須利用中國這個隔板，對日本兇猛的兵力進行阻攔。

斯大林認為，當時的紅軍尚未發(fā)展壯大，倒不如支持蔣介石，對其支援武器彈藥，和日本人開戰(zhàn)。

而如果蔣介石被殺，中國很有可能會陷入四分五裂之局面，必然會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

屆時，中國危矣，蘇聯(lián)亦會深陷泥沼。

既如此，斯大林得知事變后大發(fā)雷霆也就不足為怪了。

自然而然，蘇共也希望國共結束內戰(zhàn)，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東北軍和17路軍將士們在對蔣的處置問題上也出現(xiàn)大小不一的分歧。

再加上南京政府的激烈措施，使得西安和南京的對峙氣氛加劇。

在此過程中，我黨積極尋求和張楊二人的合作，致力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周恩來在會晤張學良后，給毛澤東回信表示：

“張學良正在做兩手準備，一面擁蔣抗日，一面另立局面。讓他反蔣做不到。但如若蔣介石降日，他定離蔣。”

隨后，周恩來又給主席發(fā)了幾封電報，大致闡述有關西安事變的問題。

而隨著事件的進一步發(fā)酵，毛主席洞察國內外動態(tài)，也開始改變策略。

再觀國際其他列強，他們對于西安事變的反應又是如何？

日本自然反對事變的和平解決，他們宣稱張楊已然“赤化”，進一步挑撥國共關系，企圖挑起更大爭端。

畢竟在他們看來，中國越亂，對他們越有利。

英美大致和蘇聯(lián)趨同，希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使得中國牽制東方戰(zhàn)場法西斯的勢力，在維持戰(zhàn)爭局面的同時，保證其自身利益。

美國《紐約時報》稱：

“蔣介石將軍，雖已失去自由，但中國政局仍為彼所操持，全世界聞訊之余，皆為之震驚。足見全世界均認蔣氏，為中國最大領袖，而自動推崇之。”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

“張學良之叛變，或已救助日本政府，蓋日本之對華政策，乃與德締結反共協(xié)定，已引起多數(shù)政治家之抨擊也。”

由此看來，所謂的內亂，根本不是列強所關注的，他們只關注自己的代言人有沒有受傷，自己的利益有沒有損失。

結語

一場事變，得以窺見多方之態(tài)；一個人物，足以攪動刀槍兵戎。

其實在西安事變爆發(fā)后的第二天，遠在法國的汪精衛(wèi)就已經聞到氣息，整裝待發(fā)，準備回國。

如果蔣介石被殺，國民黨內部一時群龍無首，各路軍閥必將為爭權奪利，再次陷入混戰(zhàn)。

而日軍趁機加大侵略力度，中國短時間內恐難以選出一個新的領袖，領導全國軍民，舉起抗戰(zhàn)的旗幟，抵御正面戰(zhàn)場敵之進攻。

就算中國真的在短時間內推出一位名義上的“領袖”，此人又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處理好國內勢力和外國列強之關系。

如若汪精衛(wèi)上位，試問，親日派的大漢奸，難不成還能寄希望于其端起槍口，對敵人開槍嗎？

屆時，國家危矣。

蔣氏作為我黨的政敵，曾對我黨乃至社會各界人士施以沉痛打擊和殘忍殺害。

但在民族大義面前，我黨沒有絲毫含糊，以周恩來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憑借雷厲風行之勢，促成張、楊二人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實現(xiàn)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這不僅對國共兩黨的未來，對于抗戰(zhàn)之未來，更對中國之未來，有著不可估量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