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滬會戰戰敗，南京淪陷，讓蔣介石和他的一些高級將領對日寇產生恐懼心理，在中日交戰期間，蔣介石一面抗戰，一面卻又親自掌控對日的秘密談判。而毛主席在“七七事變”的消息傳到延安后，立即做出判斷，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只有堅決實行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

抗日戰爭期間的毛主席

1937年7月8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并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通電里，明確向全國人民傳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必須認清現實，不能心存僥幸，現在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第二，我們有出路，但唯一的出路是，實行全民族抗戰，而不是政府和軍隊的抗戰；第三，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創見，這三條讓中共實現了政治領導。

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率先向全國人民明確傳達了這三層意思，使得全國人民有了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而不是像此前近百年，中國民眾都是一盤散沙。尤其是前瞻性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此后在抗戰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中流砥柱作用，這是非常卓越的格局和遠見。

現在有些心懷叵測的人，總是千方百計污蔑毛主席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發揮的政治領導作用和中流砥柱作用，說是毛主席就知道喊口號，事實上是怎樣的呢？在發出通電后，毛主席迅速進行總攬全局的思考和部署，很快就在內部發出指示，提出當前工作的總方針。

毛主席的指導方針是，一面努力促成蔣介石下全國抗戰的最后決心，一面努力做好中共自己的抗戰準備。在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明確宣布抗戰之后，毛主席很快就拿出了對付日本進攻的兩種不同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不同的前途，明確提出要實施堅決抗戰的方針。

幾乎同時進行的是，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紅軍將領下達了“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紅軍各路將領到云陽商討紅軍改編的問題，并對紅軍參戰、部隊改編等問題都做了周密的部署。但當時形勢復雜，毛主席又不得不時時刻刻防范蔣介石心懷不軌的陰謀。

淞滬會戰上海淪陷

為應對極為嚴峻和復雜的形勢，毛主席于8月9日在延安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強調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抗戰已經開始，蔣介石被日本逼成了應戰主義，容易節節退卻；二是紅軍當前應該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要有防人之心。

在這次會上，毛主席在之前抗日八項辦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淞滬抗戰，國民黨軍隊戰敗，終于迫使蔣介石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抗戰，終于同意改編紅軍為八路軍。不久，毛主席召開洛川會議，對抗日進行了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全面部署，提出持久戰的基本方針。

毛主席還對紅軍的基本任務和戰略方針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提出要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在紅軍還沒有開赴前線之時就提出要實現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遠見卓識。9月初，改編完畢的紅軍就陸續從山西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相比之下，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就令人失望了。尤其是南京陷落之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主和派勢力膨脹，蔣介石雖然表面上堅決拒和，力主堅持抗戰國策，但在1938年4月臺兒莊戰役取得勝利后，思想就開始向“和平”傾斜。

4月9日，蔣介石甚至在日記中寫道，此時可戰可和，應注重和局與準備。不久，日方希望英國出面充當調停人，蔣介石就派出張群出使英國，在英國與日本進行和平交涉，以便于英國從中斡旋并進行擔保。他一面抵抗日軍對武漢的進攻，一面派出代表和日本人在談判桌上周旋。

尤其是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后，蔣介石從8月下旬開始指導蕭振瀛和日本軍部特務和知鷹二進行談判。蕭振瀛與和知鷹二是舊相識，在談判中，和知鷹二提出六條總原則和經濟協定四原則、軍事協定三原則，在這時，蔣介石比國民黨內的其他求和派對日本人的“和”更不抱希望。

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宣示抗日決心

8月26日，蔣介石與《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談話時表示，倭寇豈能隨便將其在華之權益與設施放手還我？若無重大變化與打擊，彼決不罷手。為此，他當天在日記里寫下對日本人的“和”的意見是，對和知應拒絕。唯有中國持久抗戰，不與言和，乃可使倭軍閥失敗，中國獨立，方有和平之道。

9月23日，蔣介石回漢口主持會議商討對策。和知鷹二這時拋出了令蔣介石感到誘惑的條件：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這可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夢想，于是，此次會議商討的決定是，倭寇必先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的完整，與恢復七七事變前之原狀，然后才可以允許停戰。

在談判中，蔣介石一再通過蕭振瀛向和知鷹二表示，原狀沒有恢復，且沒有以平等待我的事實證明之前，決不能再提軍事協定。此番蕭振瀛與和知鷹二的談判以日方承認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前提，符合蔣介石的要求，談判看上去似乎比較順利，蔣甚至開始研究和談成功后停戰事宜。

蔣介石甚至想好了，停戰、撤兵后，先雙方訂立不侵犯條約，后再商討互助協定。其間，蔣介石獲悉日本人百武末義希望了解，如果日本發表和平聲明，中國是否能發表聲明響應。蔣介石當即指示，命人開始草擬中國方面的《和平宣言》。

10月，和知鷹二再次返回香港，與蕭振瀛繼續會晤。但日方提出了恢復到七七事變前原狀必須有七項諒解，這七項諒解用何應欽的話來說，其實都是干涉中國內政，如果行政不能獨立，就無異于亡國了。后來，日本人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在蔣介石授意下的中日和談終究是黃了。

從抗戰爆發后二人的種種言行來看，毛主席堅決要打，蔣介石時時想和，二人的格局與遠見高下立判：對時局的判斷，毛主席既清晰又堅定，必須堅決抗戰；蔣介石則邊打邊和，一直搖擺；對未來的應對，毛主席有完整又清晰的戰略，而蔣介石則是走一步看一步，處處被動，處處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