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年免不了有一種懷舊的情感，李先念也不例外。雖說他被大家傳得“神”了一些，但畢竟是娘肚子里懷胎生出來的，他是人而不是神。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多虧了一個好的引路人。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李先念的今天。

李先念

李先念最崇拜的一個人叫王鑒。

1979年5月，李先念回到故鄉紅安。他在董必武舊居參觀時，看到了一份報道黃麻起義情況的雜志。李先念對身旁的陳丕顯等同志說：“董老對黃麻起義貢獻最大，很多領導人都是他的學生，我就是這年11月27日入黨的……還有王鑒，同我一個區，王興祿村人。他有個弟弟，叫王石橋，和他一樣，革命很堅決。”

說到此，李先念順口而出一首歌：

天有王鑒，日月不明；地有王鑒，草木不生；人有王鑒，膽戰心驚。

李先念介紹說：“這是反動派怕王鑒，仇恨王鑒，才編出這樣的詞來攻擊他。”

1988年4月，是李先念最后一次回故鄉紅安，他參觀完董必武紀念館后來到休息室，又一次談到農民領袖王鑒。人們不會忘記李先念談到王鑒時，他那種特殊的表情。只見他右手指輕輕地敲著桌面，微閉雙眼，搖晃著頭，口中吟道：“天有王鑒……”這句順口溜。在場的一些領導干部在李先念回紅安時多次陪過他，都被李先念對王鑒的重視感動了。他們說：“如果沒有王鑒的歌，沒有王鑒給李先念的指路，恐怕李先念就是另外一個人了。一首歌唱出了一個國家主席。”

李先念

說了這么多，這個王鑒究竟何許人也？關于他的文字記載不多。在《紅安縣志》上，只草草地寫了他幾句。他于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與組建了黨在當地的工作組。北伐軍攻占武漢后，他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的身份在當地開展農民運動，曾任當地縣農民協會主席。后來，他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結束又在洪湖一帶開辟農村根據地。他留下了一首《懷故里》的詩：

遙聆故里起風波，聽說罹災人更多。

隔斷鄉音無信息，不知情景又如何？

《紅安縣志》最后說，王鑒于1928年夏因病故去。在這個短短的生命中（只活了30歲），他的一個學生，一個崇拜者，在他的影響下以后成了國家主席。

當年，在高橋區的農民代表大會上，李先念聆聽了王鑒的政治報告，就這樣第一次認識了王鑒。以后，李先念在王鑒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他對王鑒懷著深深的敬意，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學習榜樣。

反動派為什么要編一首順口溜來惡毒攻擊王鑒，后來鄉親們又作歌回應了敵人，這里有一個故事：

1927年3月，王鑒等人率眾拘捕了紫云區鄭家邊村的大土豪、反動會首吳芾村，在押往縣城的途中，遭到了一批地痞流氓和不明真相的鄉民攔截。后經大力排解和說服，那些人才散去。為防不測，他與吳煥先等人研究后，決定在七里坪王錫九村，將吳芾村開公審會后就地處決，此事震動了全縣。

接著，王鑒又在巡視中，鼓動農民大鬧龍潭寺，他面對面地揭露了該寺住持和尚勾結貪官污吏，糟踏民女，魚肉鄉民的罪行。住持和尚嚇得魂不附體，當夜就和其他的花和尚溜出寺廟后門，逃往武漢。王鑒敢于拿花和尚開刀，在佛門圣地造反，使龍潭寺人去屋空，一時成為特大新聞，傳遍了周圍各縣區鄉。于是，便有了反動派編的這支歌：

天有王鑒，日月不明；地有王鑒，草木不生；人有王鑒，膽戰心驚。

可見，反動派把王鑒當作“禍害”來看待了，他們恨死了王鑒，想方設法要捉拿他，并懸賞要將他除掉。但王鑒是窮苦大眾的英雄，鄉民借原歌的韻律，這樣唱：

天見王鑒，日月復明；

地見王鑒，枯木逢春；

人見王鑒，扶危濟困；

鬼見王鑒，膽戰心驚。

數十年后，李先念做了國家主席，還能背誦關于王鑒的歌，可見王鑒對李先念打下的深深烙印。

李先念有一次在北京回憶王鑒時這樣說：“王鑒他們都是我的上級，他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但他名聲很大，是我青年時代的革命領路人。有次李宗仁問我：‘王鑒是不是共產黨？’我說：‘是。’他說：‘那個人可厲害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