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職務便利犯罪，究竟是職務侵占罪還是詐騙犯罪

利用職務便利只是職務侵占罪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能理解為只要利用了職務便利就必然構成職務侵占罪。構成本罪的其他充分條件包括侵占本單位財物等要件。

如果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侵占了他人的財物，顯然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比如，行為人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而利用職務便利誘導客戶與其簽約，并將財物占為己有的，就涉嫌合同詐騙罪或者詐騙罪，而非職務侵占罪。

案例簡介：

張某利用擔任C公司事業部經理的職務便利與A公司簽訂協議，約定A公司向C公司提供流量。但A公司實際上不具備提供該服務的能力，于是就約定由B公司（張某實際控制）向C公司交付該流量。資金流向為：C公司支付1000萬元給A公司，A公司扣除100萬元后將900萬元轉給B公司。

B公司收款后將資金轉給張某，且未履行交付流量的義務。

問題一：構成何罪問題

一審認定張某構成合同詐騙罪。張某上訴、檢察院抗訴稱判決有誤，應以職務侵占罪對張某定罪處罰。二審認定張某構成合同詐騙罪，駁回上訴和抗訴，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認為，張某雖然為C公司員工，并利用職務便利與A公司簽署協議，但是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騙取A公司的財物。

問題二：被害人問題

二審法院認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確定應當從具體犯罪行為所針對對象進行分析，張某對A公司實施了欺騙行為，這種欺騙行為既包括張某在簽訂合同環節向A公司虛構B公司會實際提供流量的事實，也包括合同簽訂后為應付A公司而出具虛假流量確認單。而且張某基于該合同占有的實際上是A公司所有的900萬元。

同時認定，C公司在簽約時審慎地尋找合作對象，要求張某尋找國資背景公司合作，且在過程中也質疑B公司的能力。但是A公司輕信張某說法，且也正由于A公司為追求100萬元合同差價利潤，在對外簽訂合同過程中未盡到足夠的審慎義務，最終為張某實現其非法占有錢款目的提供了直接條件。故A公司應為張某犯罪行為的被害人。

問題三：財物權屬問題

二審法院認為，涉案錢款應當屬于A公司而非C公司。雖然從源頭上看 ，該1000萬元屬于C公司，但當A公司基于協議將該資金支付給A公司后，A公司持有并對該資金享有所有權和支配權。

此后，A公司如何處理，該資金均應屬于A公司所有。

問題四：涉案財物轉移原因問題

二審法院認為，第一階段：C公司轉移給A公司是基于張某向C公司隱瞞了A公司并非實際履約主體的事實。但在該種情況下，張某無法占有支配該筆款項。此階段法益并未受到實際侵害。第二階段：張某對A公司虛構了B公司會交付流量的事實，由此致使A公司陷入錯誤認識，并在收到C公司資金后轉給B公司。

問題五：欺騙對象問題

第一A公司為報案人，雖然不能以報案人確定合同詐騙罪被害人，但報案情況可以說明A公司自認被騙。第二在A公司與B公司簽約過程中，張某虛構了B公司的聯系人及簽名等，證明張某對A公司實施了欺騙行為。

問題六：錯誤認識問題

詐騙犯罪案件中，需要審查被害人的主觀認識，即被害人在陷入錯誤認識的情況下支付財物，是必須查明的事實。基于此就需要審查陷入錯誤認識這一環節的事實。

如前所述，張某實際對C公司和A公司均采取了一定的欺騙行為。正如二審法院查明的事實，C公司審慎處理，包括要求與國企合作等。但A公司為追求利潤而輕信張某，并且被張某的冒名簽字欺騙，由此陷入錯誤認識，處分了涉案資金。

陷入錯誤認識是詐騙犯罪的要件，必須查明。比如“行乞人”行乞，有些人基于憐憫給予財物，有些人確實相信給予財物。如果“行乞人”就是為了詐騙財物，則路人認識不同，直接導致行為性質不同。

當然，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只是詐騙犯罪構成要件之一，而非唯一要件。因此，是否認定構成詐騙犯罪仍需要綜合審查在案事實，以確定是否符合其他犯罪構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