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哲按:

醫生，在日復一日地挽救生命、治愈病痛以外，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跟「人」打好交道，做好配合。

正逢 9 月 15 日世界淋巴瘤日到來之際，我們有幸邀請到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的金正明醫生，為我們講述在不斷探索醫學使命與生命價值的醫者生涯中，如何與團隊、與病患打好配合，為患者帶來生的希望。

大家好，我是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的金正明醫生。我是1963年生人，在 1985 年大學畢業后，正式進入到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血液科開始臨床工作。

也就是說，不滿 22 歲我就作為醫生了，那個時代醫生資源稀缺，當時有一類風險最高的白血病，稱之為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病人極易出現腦出血。

夏天的時候，我們的病房里鋪著席子，那個時候沒有空調、電風扇和涼席，許多患者在夜晚離世。每當清晨，我就會看一看樓梯扶手上是否掛著席子，假如病人晚上死亡了，送到太平間之后，屬于他的涼席就會掛在我們樓梯的扶梯上面，就那樣掛在上面——那是生命逝去的無聲標志。

我早上來一看樓梯上掛了席子，我就知道有病人離開了。

盡管時有發生，但每次看到依然很難過。每每看到我都會想晚上是哪一個病人離開了，早上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問到底是哪個病人晚上不好了。

見證過生離死別，才有了專科建設的動力

進入新世紀后，隨著我國診療技術的提升，金正明醫生眼看著扶梯上掛著的席子越來越少了，所在的血液科也成為了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最強的科室。 隨著亞專科化的發展，血液科內部也要分化出更精細化的專科。按理說，淋巴瘤是最應該細分出來的專科。但是因為缺少現代化的檢查設備和成熟的治療方案，沒有醫生愿意把重心轉到淋巴瘤專業。 識時務者為俊杰，大約在 2014 年，金醫生主動提出牽頭建設淋巴瘤科。

在 2010 年以前，我們就已經提出這個事情，但推動起來不太容易，為什么不太容易？因為沒有人真正愿意去做，大家都希望在白血病賽道和移植賽道上發展。當時我就說了一句話，我說現在的這些醫生里面，除了我們科主任之外，其實是我年齡最大，我說我來做你們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要組建淋巴瘤科，要挑選年輕人，要跟其他各個相關的科室把工作對接好，我要做這樣的工作。

建設淋巴瘤科，少不了科室之間、團隊之間和醫患之間的配合。金醫生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和病理科的配合問題。

第一個就得講到科室之間，我們耳熟能詳的病理科。在以前，病理科跟我們并沒有互相之間的互動，僅僅是病理科診斷后給出一張單子。而淋巴瘤在病理科里面其實是最不受歡迎的——原因很簡單，它最復雜。

病理科哪個醫生會愿意處理特別復雜、出錯概率又高的單子呢？這既是人之常情，那么我們要如何激發他們的積極性，這就是我們的動力所在。

我剛開始在做淋巴瘤的時候，病理科的主任是一位資深的老主任，許多科室的醫生都對他敬畏有加。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解決與病理科的協作問題，起初我也有些忐忑，但后來我們的關系變得相當不錯。兩年后，病理科迎來了一位年輕的新主任，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現在和病理科磨合得越來越好，合作也越來越默契。

同時，我把這種合作關系也傳遞給了下面的醫生，我和他們講你們必須要尊重病理科，理解病理科。如果有的時候出了問題，你們也要積極地去配合、去幫助病理科。

除了病理科，和 ICU 配合也讓金醫生挽留住了很多淋巴瘤重癥病人。

我每個月都會收治幾個需要進 ICU 的病人，當一個病人進了 ICU ，ICU 的醫生負責把你的命拉住，我負責給你制定治療方案，所以我們跟 ICU 現在合作得非常好。

特別重的病人來了，先到 ICU 穩定生命體征，穩定后過幾天再轉到我那里治療，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工作流程。這都是重癥病人，其他地方可能不一定會愿意接收。

相比科室之間的配合，團隊之間的配合更為微妙，科室主任不僅需要醫術精進，還需要熟稔人的管理和協調。

醫院系統區別于中醫的師徒關系，中醫會根據經驗選擇傳承對象，但是在醫院，如果我不學習，過兩年我的知識就落后了，而比我年資低的醫生，再過兩年未必不如我。因此，是依靠自己原有的地位去壓制他人，還是讓他人心悅誠服地跟著你做，這是不同的。

但現在，年長醫生與年輕醫生之間往往是壓制關系，這種壓制源于兩個原因：一是自信心不足，二是別人認為你并不比他們強。就我的見聞來說，許多地方的老主任退下去了，跟新的主任關系不好，其實就是因為當初在任時候留下了隱患。

所以我就講了一句話，心胸要開闊，每個人都會退，退之前我們能做的就是做好交接和傳承。像我這樣，我會提前一點把自己放到下面的位置，通過三年的過渡期，等我退的時候，大家也已經把他當做一個代主這樣來看待。

如果我壓制他，不給他機會，所有決策都由我來做，與病人的溝通也完全由我掌控，下面的醫生也沒有辦法，但是等到一旦我哪天要退的時候，又要怎么辦呢？

這其中的難點在于，如果有兩位資歷相同的醫生，你又該如何處理這種關系？因此，既要考慮到梯隊的建設，還要考慮到你選的這個人的話要德才兼備，尤其是德。容得下別人，能跟別人合作，團隊才能持續發展；如果無法容納他人，無法合作，團隊最終會分崩離析。

有了醫院團隊間的配合，才能更好地給為病人開展治療，病人配合醫生、「遵醫囑」往往也決定了治療的成敗。不過，并不是每位病人都能做到這一點。

跟病人的話，其實我就講一個，坦誠。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病人，是一個大概 30 歲左右的小姑娘，我第一次在門診上碰到她是在十幾年之前，她來掛門診說醫生我頭暈我貧血，我說你沒有貧血，她反駁說你不給我檢查你怎么知道我沒貧血，一句話就把我懟進去了，我說好，給你查血常規，檢查結果顯示指標正常，病人卻說，你知道我是正常的為什么還要我做血常規？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對于求醫的人來說，找到一個信任的醫生并與醫生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患者配合了，醫生才愿意把很多東西講給你聽。有那么多醫生和那么多醫院，你要把自己的性命交在一個信任的人手上。

還有一個病人，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病人，是在五六年之前。我們一再告訴病人，治療結束后大約一周白細胞會降至最低，這時需要檢查血常規，至少一周兩次。另外我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病人，一旦出院回家，如果出現38度以上的發熱，需要立即去醫院，因為這可能是感染的跡象，需要立即處理。

而這個病人回家 10 天時間，一天血常規都沒查，中間有一天在家發起了燒，病人認為吃退燒藥就可以了。后來發熱持續三天，體溫越來越高，送到我們醫院急診時，病人已經感染性休克，我們趕緊展開抗感染治療，所有醫生都在病房里守著。

遺憾的是，病人感染性休克的過程當中出現了腦出血，未能挽救。像這個病人這樣的并發癥死亡，其實只要打好和醫生之間的配合，遵守醫囑，現在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

在血液科這個小小的窗口，金醫生見證了無數家庭在疾病面前的抉擇與犧牲。從醫多年，金醫生看見了生命的脆弱，也瞥見了人性的復雜。他深知，每一次的治療決策都不僅僅是醫學問題，更是關乎家庭、經濟和情感的復雜交織。

我們談到淋巴瘤，通常會說這是中老年人高發的疾病。在中國，由于經濟和文化傳統的影響，父母為孩子治病時，通常會傾其所有，但對老年人則不然，老年人本人也可能會放棄治療——其實就是擔心花費。

孩子的生命如同花朵一樣珍貴，我們常說生命無價，但其實并不是無價的，是由家庭條件所限制的。如果家庭條件不允許，你還能賣房治病嗎？但是當你面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如何勸他的父母放棄治療，我說不出口。

老年人跟孩子不一樣，我見到過很多老年人的家屬，他們甚至會希望醫生能說一句話，說他不要治療了。但關鍵是，他是需要治療的，如若治療會有很大的治愈可能性，病人是能夠治愈的。難道這個時候我要順著說不要治療嗎？

我們遇到過這樣的病人，家里老人生病了，他們會告訴醫生，不要給他用好藥，我們住院一個月就回去。作為醫生，在其中能夠看到的一點是，父母給孩子治病，真的是無私的奉獻，他們能夠有多少就會盡最大的努力拿多少；但子女為父母治病就不同，所以我有時也會和醫生開玩笑，說你們要為將來看病留點錢。

沒辦法的，這是人性。

疾病與人性的所見所聞，加深了金醫生對于醫學使命和生命價值的思考。隨著醫學的不斷進步，淋巴瘤治療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近些年，治療負擔越來越小，治療效果也越來越好。未來，帶給患者及其家庭的也許就不再是考驗，而是生的希望。

我們從事淋巴瘤專業是在 2010 年之后，同時淋巴瘤的治療的話水平也有了顯著的提高，我們淋巴瘤的基礎研究也有了飛躍性的進步。只有基礎研究取得進步，藥物的機理機制作為基礎，才會研發出創新藥物。

從 2000 年到現在，我們淋巴瘤的基礎研究真正開始出現巨大的進展，現在我們淋巴瘤基礎的很多東西已經做得非常細致，比如分子生物學方面。相應的，淋巴瘤創新藥物也是在 2010 年之間密集地研發出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趨勢是越來越快。

我也希望我們這個團隊能夠在淋巴瘤領域深耕，做得越來越好。在淋巴瘤診療領域，我們北面有南京，東南面有上海，他們都有一定的優勢，所以我們需要不斷學習，不斷努力，不斷挑戰，才會有長進。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已成為血液科全國排名第四的優勢科室。金醫生和他的團隊，不斷探索，不斷前進，希望能夠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患者的實際福祉。因為他們深知，他們面對的不僅是疾病本身，更是患者背后的生活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