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獄》

《聊齋志異》中，描寫冤獄的篇目主要有《冤獄》《折獄》《胭脂》《太原獄》《新鄭訟》《詩讞》《于中丞》等，其中《冤獄》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故事。

故事說的是一個叫朱生的年輕人，喜歡開玩笑，由于妻子去世的早，于是朱生來到媒婆家，想請媒婆為他介紹一個。說來正巧，遇上媒婆鄰居家的女人，朱生看她長得貌美，目光隨之游移，隨后便對媒婆開玩笑：“剛才看見你家鄰居，樣子閑雅，你為我找媳婦，我看她就不錯。”

媒婆也跟著開玩笑說：“人家是有夫之婦，除非你把他丈夫殺了，我就給你做媒。”

朱生笑了笑，隨口回了一句：“好的。”

一個月后，媒婆鄰居的丈夫出去討債，果真死在野外。當地縣令于是拘捕了很多人，嚴刑拷打，個個被打得鮮血淋漓，可無論怎么想找出真相，怎么都沒有頭緒。就在縣令一籌莫展之際，媒婆將一個月前跟朱生開玩笑的話告訴了縣令。

縣令一聽，喜上眉梢，于是將朱生抓到公堂審問，朱生否認這個事情，當初本來就是玩笑話，怎么能當成。好不容易找到的線索，縣令當然不會放過，于是懷疑朱生和媒婆鄰居的妻子有私情，于是對媒婆鄰居的妻子施盡苦刑。

女人哪里受得了這個苦，于是在縣令的屈打成招之下，她承認了和朱生有私情，二人合謀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朱生無奈，只好將所有罪名都攬到自己頭上，“這女子細皮嫩肉的，受不了苦刑，她講的都是假的。她要是含冤死了，還得擔負著不貞節的惡名，縱然是鬼神無知，我于心何忍？我老實供認了吧：欲殺夫而娶其婦，都是我所為，那女人毫不知情。”

縣令一聽很高興，想想能很快結案了，但是程序還是要有的，于是又問朱生證據何在。朱生說有血衣，于是縣令派遣衙役到朱生家找物證。本來就是誣告，哪有什么血衣。所以朱生的母親根本不知道，一臉茫然，莫名其妙。

最后縣令只好帶著朱生回家找，朱生對母親說，“給我血衣，我就會死；不給我血衣，我也會死。反正都要死，讓我慢慢受折磨而死還不如死個痛快。”

目前大概知道朱生的意思，于是到里屋割臂染衣交給差役。縣令不再深究，以此為據，判朱生死刑。其實，真正的殺人兇手宮標卻逍遙法外。

不過故事到這里沒有完結，蒲松齡最終還是讓真兇現身了，但是不是縣令發現的，而是真兇自己現身的。自己跑到衙門對縣令說，“你這個昏官，殺人者是宮標，于朱某何干？”

至此，事情才真相大白。一年以后，原死者的母親欲使其媳婦改嫁，那婦人為朱生的義氣感動，嫁給了朱生，結局還是讓人很欣慰的，朱生最后還是跟媒婆鄰居的妻子在了一起。

但如果不是蒲松齡，那么，這個故事很有可能就是朱生冤死結束，縣令繼續做官。由此可見，那個社會的司法黑暗，冤獄。而導致這一切的根源在于人治，在于封建社會的專制。

為什么說人治社會很難實現公平和正義？

導致社會司法黑暗、冤假錯案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治，在于專制，在于權大于法。在一個專制社會中，實行人治，權大于法，唯上是從，唯權是從。

封建專制社會權力高度壟斷，壟斷于君主，以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維持國家的統治，強調個人的獨裁與專制，權大于法。君主權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約、約束和監督。

“奉大承運”統治天下的君主獨占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財政等政治權力，一切大政方針由君主“乾綱獨斷”，一切法治秩序的興廢，都取決于君主，君主可以因一時喜怒或立法或廢法，或生或殺或奪。

權力理所當然地成了凌鴛于一切之上的圣物，法律被放到了可有可無的地位，或者成為一種裝飾，一種點綴。法律不是作為社會和權利的基礎，而是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工具，統治者通過法律來實施專制、控制社會，極權終究大于法律。所以說，人治社會，專制社會，最終很難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本文參考文獻：

蒲松齡.《聊齋志異·冤獄》

莊漢新.《聊齋志異中冤獄和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