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相比歐美，中國對可持續發展和ESG的承諾是堅定的，實踐也是有力的。然而，在美國總統選情波譎云詭、國內利益團體抵制ESG新政，以及歐洲政治因素影響下，ESG全球議程動蕩不定

我端著啤酒杯坐在吧臺邊，注視著不遠處壁爐里的熊熊火焰。旁邊一位女士抱怨著凍人的溫度，把披肩裹緊了一些。恍惚間我仿佛身處冬季的法蘭克福，一個以環保的名義不開暖氣的西歐城市。但現實是，這里是6月的圣安東尼奧，一個最高氣溫達46攝氏度的美國得克薩斯州城市。

對這個美國傳統“紅州”的觀察讓我有些疑惑。如果說空調開到20攝氏度還情有可原（考慮到當地居民的體形），但是一邊開空調一邊燒壁爐就令人費解了。這種溫度上的對沖有意義嗎？更費解的是，美國人為什么要在一個如此缺水的環境里，建造這樣一處高爾夫球場和一座度假酒店？要知道，一個高爾夫球場每天要用掉相當于1.3萬人的用水量，而這里水脈稀疏，只有一條圣安東尼奧河從周邊荒漠上蜿蜒而過，其徑流量堪比南京的秦淮河，還要忍受一年近300個晴天的炙烤。

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居民人均消費碳足跡的統計排名。如果有，美國一定名列前茅，尤其是油氣資源豐富的得州。按照當地的居民用電收費標準，用電越多越便宜，與國內的階梯電價完全相反。甚至有當地朋友戲稱，對家庭而言最省錢的能源方案是在冬天開著窗戶吹暖氣。由此可見，反ESG聲浪在美國震耳欲聾，與其商業結構和消費者意愿是分不開的。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中國和歐洲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進展。

中國對可持續發展和ESG的承諾是堅定的。2024年上半年，中國推出了立體式ESG政策，例如財政部的《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北上深三大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可持續發展報告》、一線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的ESG發展行動方案以及地方產業園（例如蘇州工業園）ESG發展計劃。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政策領域的成就已經引起了全球關注，以至于我每次在國外會議交流時都會被同行問及國內的政策動向。

中國企業的ESG實踐是政策以外另一個關鍵領域。在很多企業仍糾結于ESG信息披露和合規之時，少數重點行業的企業ESG實踐已經進入了“深水區”。這里湍流涌動，西方模式已經指導乏力，需要融入中國智慧探索經驗。最近與紫金礦業和天齊鋰業相關負責人的溝通給了我很大啟發。在關鍵礦產領域，ESG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博弈的重要溝通工具。與法律措施和傳統宣傳方式相比，ESG更有利于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樹立良好形象，爭取當地民意支持，并有效遏制惡意競爭。

缺水荒漠中的高爾夫人工綠島（作者攝于美國圣安東尼奧）

目前，中國企業在國外收購的關鍵礦業資產頻繁遭到政治和法律干擾，企業核心資產面臨極大風險。競爭者通常營造一種“中國資本去當地爭奪關鍵礦產”的敘事，以爭取民意，試圖破壞已經簽訂的合約。如果中國企業能夠打造自身“負責任投資”的形象，將敘事方式從“爭奪礦產”扭轉為“以可持續技術幫助當地社群實現長期繁榮”，并針對競爭者的非ESG行為進行反向宣傳，博弈的勝算將會大很多。一些中國企業已經著手采用這種被戲稱為“用魔法打敗魔法”的方式。

再看歐洲。歐洲的ESG議程可能會因政治因素延緩，但不會大幅逆轉。2024年6月以來，歐洲經歷了一系列政治動蕩。英國工黨時隔14年重新掌權，法國選出了“懸浮議會”，但對ESG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歐洲議會的“右轉”。由于綠黨席位的減少，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為求連任不得不從“環境政策”向“產業政策”傾斜，以求獲得右翼政黨的支持。通過在不激怒綠黨的同時對保守派做出極大讓步，馮德萊恩在“閃爍其詞和左右逢源”（英國《金融時報》如是形容）中成功連任。

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環保主義勢力在歐洲政壇的聲量將會降低，某些環境政策（例如2035年徹底放棄燃油車）可能遭遇調整，但這不代表歐盟會放棄其“ESG高地”的定位。對歐盟而言，無論采用什么政策，主要的施政目標是增強歐洲產業競爭力。對于已經形成且非常好用的“環保霸權”，歐洲政客們沒理由放棄。所以，歐洲必將繼續推動其ESG議程。

注：“√ ”代表該領域已涵蓋，“×”代表該領域未涵蓋

反觀美國，總統選情波譎云詭，ESG政策的前途也充滿了不確定性。2024年3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布了氣候相關信息披露新政，和其2010年版內容相比力度大減，尤其是碳排放范圍三和數據鑒證。即便是這樣一個弱化版本，依然遭到抵制，并于1個月后被暫停。許多利益團體（例如一些“紅州”政府、能源公司等）對新政強烈抵制，甚至準備要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新建一家證券交易所，來規避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氣候政策。籌建中的得克薩斯證券交易所（TXSE）聲稱將“對CEO更友好”，即弱多元化監管、低合規成本、去政治化。

反對人士認為，美國氣候披露新政將給企業造成極高的合規成本，并引用SOX法案（《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作為前車之鑒。當年，由于安然事件，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布了SOX法案，在強化企業風險控制的同時，造成了很高的法律和會計成本。如今，憑借著美國金融市場“ESG合規洼地”的定位，美國有望從歐洲等其他地方吸引更多企業來美國融資。這也引發了歐洲人士“劣幣驅逐良幣”的批評。美國的大量既得利益者并不想改變法律現狀。

我認為，即便困難重重，美國的ESG議程也將蹣跚前行。無論總統是誰，都只代表了一部分民意，既不能力排眾議推進ESG議程，也不能把ESG議程徹底刪除。美國不少“深藍州”都有自己的ESG法案，其力度足以比肩歐洲的類似法案。另外，美國自身也是遭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較為嚴重的國家之一。一位居住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地區的同行告訴我，7月7日的颶風Beryl讓他們斷電5天，而這樣的事件每年都在發生。美國的民眾不會對環境議題視而不見，領導人更不會。畢竟，對美國總統而言，任期是不可持續的，但“政治遺產”的影響可以持續很久。

作者系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IMA）全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