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節(jié)夢想課上，每個學生被鼓勵在白紙上畫上自畫像，讓其他同學猜猜“這是誰”。一旦被猜到，學生將站上講臺向觀眾們闡釋自畫像背后的“秘密”。如果課程主題是“北京美食”，老師不再是那個侃侃而談的人，而是將“話筒”交給學生。夢想課堂上，成長的不只是孩子，還有老師。

今天是久久公益節(jié)的第三天，一起走進云南夢想老師董祝的故事，因為愛與堅守，助力美好發(fā)生。

一、逃走的孩子

上午9點，瀾滄縣還沉浸在一片晨霧之中，日光灼熱以前，竹塘鄉(xiāng)中心小學的學生們已經(jīng)在操場上做完了課間的“抗艾防毒宣傳操”。二十幾個男孩分成小隊，穿著涼拖鞋，在4個籃筐間來回奔跑。

云南省瀾滄拉祜族自治縣位于中緬邊境地區(qū)，因東鄰瀾滄江而得名，從縣中心驅(qū)車27公里深入山林，便可抵達竹塘鄉(xiāng)。操場上的孩子們在嬉笑中四散而去，一對拉祜族兄妹隱在人群里，顯得很沉默。他們披著穿了一半的臟校服，不跟腳的涼鞋左右晃蕩，慢慢穿過長長的操場。

竹塘鄉(xiāng)中心小學的孩子們（北京青年報記者紀佳文 攝）

在此之前，兄妹倆失蹤了整整四個星期。校長李永生告訴記者，孩子們的父親因為吸毒坐牢，母親又改嫁到了西盟縣，“剛開始每個星期還有奶奶會送他們來學校，后來就徹底不來了。”

幾番打探和尋覓后，6月5日，李校長和幾位老師最終在西盟縣一處高架橋的橋洞下，發(fā)現(xiàn)了在野外流浪的兄妹一家。那個場景李永生只能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一棵樹勉強遮住烈日，孩子的母親就地躺在被褥上，地上放著一口鍋，繼父坐在旁邊，衣服也沒有穿，“看起來非常頹廢”。

孩子現(xiàn)今只能以校為家，由校長和老師輪流照看。“按一人一頓飯10塊錢來算，一個學期大概要2000塊。”妹妹才二年級，哥哥已經(jīng)五年級了，“孩子以后肯定是要繼續(xù)上初中的，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李永生盤算著，發(fā)起愁來。

“比起留守兒童，我們這邊更嚴重的問題其實是離婚的比較多，單親、重組家庭的孩子比較多。”一位其他村小的語文老師告訴記者。數(shù)據(jù)顯示，云南省2020年的離結比達到32.71%，亦即，每100次婚姻的締結伴隨著近33場婚姻的破裂。據(jù)2018年云南省離婚數(shù)據(jù)顯示，云南省離婚人群中初中文化程度比例占離婚登記人數(shù)37.4%，小學文化程度的則占23.2%，這意味著，超過六成的婚姻破裂發(fā)生在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家庭之中。

2022年7月，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邀請研究機構對全國范圍內(nèi)的邊疆學校展開需求調(diào)研，深度訪談了包括云南在內(nèi)的邊疆地區(qū)的24位學校管理者。研究發(fā)現(xiàn)，語言障礙、高比例留守、單親及貧困家庭是邊疆地區(qū)教育現(xiàn)階段的重要阻礙。學生自主性差，與此同時，家庭教育缺失，家校協(xié)同難度高。

竹塘鄉(xiāng)中心小學的孩子們（北京青年報記者紀佳文 攝）

竹塘鄉(xiāng)中心小學現(xiàn)有在校學生1668人，其中寄宿學生有1261人，寄宿率超75%。我國2022年小學寄宿率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的小學生寄宿數(shù)達到967萬人，據(jù)教育學學者董世華推算，“其中農(nóng)村的學生大概有900萬”。

昱辰不喜歡籃球，做完課間操，他回到宿舍休息，坐在床沿發(fā)呆。這是一間大約40平米的宿舍，目之所及處擺滿了雙層的鐵藝床架，可以容納大約30余個孩子。按照許多村小的慣例，每間宿舍里高年級的孩子帶著低年級的一起料理內(nèi)務，相互照應。毛巾和牙具在鐵架上掛放整齊，被子被疊成方形塊狀，置于床頭，個別枕套上透出淡淡發(fā)白的口水印。

低年級的孩子們說話時句子常常很短，交流中，很難分辨那是出于羞澀、寡言，還是因為普通話說得并不流利。教體局副局長徐佳榮表示，瀾滄縣全縣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沒有接受過完整的學前教育。在少數(shù)民族占全縣戶籍總?cè)丝?9%的瀾滄縣，這意味著，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孩子進入小學后要花大力氣去理解老師說的漢語。

每天早晚，昱辰需要用一個占據(jù)他身體三分之一的大水桶去宿舍外打滿水，再搬回宿舍。宿舍的夜晚總體是安靜的，這兩天，對床的男孩常常會復述《熊出沒》的劇情給其他小朋友聽，昱辰說，那是他周末回家從電視機里看來的。

在寧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勐先河自北向南貫穿，河岸兩側(cè)，農(nóng)田星羅棋布，村寨依山而建，勐先鎮(zhèn)的村民們傍水而棲。在西南邊陲地區(qū)，這些如畫的自然風光有時竟成了孩子逃學的天堂。

“要么跑出校門，跑回家去，一個月不來上學，要么就是和村子里那些游手好閑的大孩子混在一起。也會去做一些壞事，比如偷別人家的雞，燒了吃。”勐先鎮(zhèn)中心小學的語文教師董祝至今依舊清晰地記得她的那位“特殊學生”。

三年前，董祝帶的六年級的班上，有個從竹山小學轉(zhuǎn)學來的男孩，父母都患有精神疾病，一旦發(fā)病，就會撇下孩子，不見蹤影。家里的糟心事很影響孩子的心情，父母發(fā)病，孩子也沒有心思來上學了，家中甚至連個做飯的人也沒有。男孩前五年的小學生涯里，沒有一個學期是完完整整讀完的。男孩轉(zhuǎn)校來到董祝班級的第一天，董祝就開始了“特別關注”。她和男孩進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然后約定，“從今往后，無論發(fā)生什么事，你一定要來找我，不要跑，也不要躲起來。”

有一次，董祝看見男孩的涼鞋壞了，走起路來鞋子歪七扭八，腳趾黑黢黢的，身上的校服也破舊不堪。董祝特意去市場上給男孩買了雙鞋，又找同事要來家里多余的兩套校服。孩子話比較少，也沒有什么特別感動的反應，甚至有點愣愣的。但在那之后，學校中午發(fā)的營養(yǎng)餐，男孩總是舍不得自己吃，常常把一個蘋果或者一根香蕉留著，拿來給董祝。六年級一整個學年，他沒有再逃跑過。

幾年后，孩子上了初中，董祝偶爾還是會從初中的教師口中聽聞他的消息，聽說他又逃學了，又常常不來上課。董祝很珍視和每一個學生的緣分，卻也知道自己終究只能和他們同行一段路途。“孩子從我這里畢業(yè)之后會受到怎樣的教育，遇到什么樣的老師，變成怎樣的人，我是沒辦法控制的。”董祝有些感傷和無奈。

二、在這里，“希望工程”后，

更難的是夢想比成績單更重要

成年人無法獲悉逃走的孩子們的內(nèi)心世界，離開校園的圍欄，是否可以如他們所愿，見到更大的世界？

在來到竹塘鄉(xiāng)中心小學之前，李永生曾在一所離縣城一百余公里的小學任教，現(xiàn)在的學校離縣城只有27公里，可學校里幾乎一半的孩子都沒有去過縣城。李永生發(fā)現(xiàn)，即便是在離縣城更近的校園里，孩子們走出去的意愿也并沒有更強烈。

2023年9月，瀾滄縣最得天獨厚的一方寶地“景邁山古茶林”在世界遺產(chǎn)大會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成為全球第一個茶主題世界文化遺產(chǎn)。作為曾經(jīng)的深度貧困縣，瀾滄縣昔日代際貧窮的命運正在發(fā)生改變。如今，景邁山和貝加爾湖、北海道一同被美國《國家地理》評選為2022年世界最佳旅行地。

沿著潔凈的石板步道，穿過鱗次櫛比的村寨、商鋪和民宿，只需3公里，便可到達景區(qū)之外的芒景小學。就讀于此處的孩子們，父母大多是以茶謀生的茶商或茶農(nóng)。

“我不想上大學。”

在芒景小學課間的連廊上，類似這樣的對話正在發(fā)生。當被問及是否見過大學生時，絕大部分孩子都搖了搖頭。

二年級的張維維家就住在不遠處的芒景村，每周一至周五，她都寄宿在學校。張維維告訴記者，周末回到家里時，父母都在外面采茶，并沒有多少見面時間。她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正在上初一的大哥會負責做飯給大家吃。

當被問及未來想過什么樣的生活時，一名三年級的女孩興奮地講起自己的哥哥。“他不用做事，每天有很多時間可以在家里玩手機。”擁有“手機自由”是許多孩子眼中最接近幸福的生活樣本。

從面積上看，瀾滄縣是云南省第二大縣，而2023年瀾滄縣的一本上線率卻不到3%，提起這個數(shù)字，教體局副局長徐佳榮顯得有些難為情。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的創(chuàng)始人潘江雪表示，“我們提到鄉(xiāng)村教育，最簡單也是最快能夠看到效果的舉措，是把硬件給過去，但實際上鄉(xiāng)村孩子最缺乏的恰恰是軟性的東西，是愛和陪伴。”

“有的捐贈人跟我說，讓我給他找一所‘看了就想掉眼淚’的學校。我說，不好意思，真的沒有。”龐宗平是 上海真愛夢想公益發(fā)展中心的總干事，這些年，他看著鄉(xiāng)村學校的硬件越來越好，“很多小學建設得甚至不比一些大學差”。龐宗平認為，今天的鄉(xiāng)村教育早已不再停留在硬件層面，更應該在課程和教師培訓上加大投入。今天的鄉(xiāng)村教育早已不再停留在“希望工程”層面，但比希望工程更困難的其實是“夢想工程”（同上）。在上海援滇掛職干部、瀾滄副縣長禹旭晨看來，“夢想教育”才是扭轉(zhuǎn)瀾滄孩子命運的真正核心，“越是到了高年級，學習就越需要長久的內(nèi)驅(qū)力，否則他們就會覺得還不如回家干活，或者出去打工。”

夢想中心正是在這樣的境遇下應運而生的。通過改建一間教室，讓孩子有一個可以做夢的地方，這個地方就叫“夢想中心”。從2008年，第一家“夢想中心”在四川阿壩州的馬爾康藏區(qū)建成，一直到今天，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qū)將近6000所學校里都有了這樣一間不斷迭代的學習空間，與空間配套的，還有38門專注素養(yǎng)教育的夢想課程，以及面向鄉(xiāng)村教師打造的“夢想教師五星成長體系”。基金會秘書長宿彥慧解釋到，“我們不是送個電腦就走了，而是把自己卷入了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tǒng)性產(chǎn)品中。”

2010年，重慶一所留守兒童比例高達75%的學校里，一名夢想教師給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創(chuàng)始人潘江雪女士打來電話，說自己班上有三個孩子離家出走了，他們想去城里找在外打工的父母。孩子們偷了家里的雞蛋，變賣成錢，一直到了火車站，最終因為不知道怎么買票而被人發(fā)現(xiàn)、送回了學校。

“我當時聽了這個案例以后，我就在想，其實我們并不能夠阻止孩子們到城里尋親的腳步，但是我們想幫助他們更好地走出家鄉(xiāng)，走向城市。”潘江雪感慨，“農(nóng)村地區(qū)的孩子，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他可能第一次走出大山就是到外面去打工，他總體上是缺乏對城市的認知的。”這便是夢想課程《去遠方》的緣起。

“去遠方”課程共126課時，面向所有三-九年級的孩子，每6個孩子為一個學習小組，他們需要在給定的18000元預算內(nèi)，設計一份去1000公里外的遠方進行七天研學的完整方案。

2017年暑假，董祝帶領5個鄉(xiāng)村孩子“去遠方”，赴北京研學（受訪者供圖）

“我不希望這些孩子是因為沒得選，而不得不留在鄉(xiāng)村”，潘江雪說，“我們希望當他看過更大的世界以后，他依舊愿意留下來，因為他相信自己留下來可以做得更好。”“自信、從容、有尊嚴地成長”被真愛夢想的公益人們反復強調(diào)。教育學學者董世華亦認為，比起一味鼓勵農(nóng)村孩子走向城市，更應當做的，其實是培養(yǎng)孩子對農(nóng)民、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的自尊與自信，喚起他們對故鄉(xiāng)和土地的感情。

三、母與女：離開的，留下的

6月，在勐先鎮(zhèn)中心小學的一節(jié)夢想課的尾聲，作為夢想教師的董祝問孩子們：“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想回家煮速凍水餃吃。家里冰箱里正好還有。”

孩子的回答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董祝又點名讓一位一貫調(diào)皮搗蛋的男孩站起來回答，男孩呆呆地沉默了很久，最終沒擠出一句話。董祝讓男孩轉(zhuǎn)過身去，面向同學們。

“大家看到他的笑臉了嗎？很好。坐下。”

董祝告訴記者，夢想課就是這樣，沒有標準答案，沒有預設，也沒有排演，一切反應和感情都是真實的。“有些孩子并不擅長表達，但你能看到他的那個笑容，是很真實的，這就夠了，你知道他是有感受的。這難道不是一種收獲嗎？”

董祝給孩子們上夢想課（受訪者供圖）

董祝已經(jīng)教了20年書了，她清楚地感覺到素養(yǎng)教育給孩子性情帶來的改變，“早年間，我們這里的孩子見到陌生人是會捂起臉來跑掉的，不可能像現(xiàn)在這樣，拉著你們的胳膊邀請你們一起來上課。”截至目前，云南省僅有兩位四星夢想教師，董祝便是其中一位。

2009年從董祝班級畢業(yè)的羅航回憶，六年級時，班級每周四會有一次去茶園里采茶掙班費的活動，采茶時，總有一些同學喜歡圍著董老師采，而他總是站在遠處。“可有一次，董老師注意到了我，問我怎么這段時間有點心不在焉，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那段時間，羅航的家庭發(fā)生變故，父母準備離異，家庭的破碎讓他看不到希望，他不像之前那么愛笑了。羅航覺得自己已經(jīng)極力掩飾情緒，但董老師卻是第一個能覺察到他心理變化的人。

在2009屆勐先上寺小學的19名畢業(yè)生里，羅航是唯一一個后來考取了本科大學的學生。多年后，董祝聽說羅航也成了一名老師，回到了普洱市，在思茅一中教書。

羅航至今記得，他去學校領小學畢業(yè)證的那天，天氣特別好，他提前幾天叮囑媽媽，讓她帶他上街一起挑一個保溫杯送給董老師。家里沒什么錢，杯子的質(zhì)量也不太好，可交接禮物的時刻，羅航還是看見董祝抹起了眼淚。那天，她讓羅航在宿舍門口等了她一會，并拿出一本筆記本和一頂白色的棒球帽送給他。他想，她應該是希望他在家干活的時候不要被太陽曬傷了。

在勐先小學附近的所有村莊里，到處都流傳著董祝的“傳說”。家長們從孩子出生起就盼望著能把孩子交到董祝手里，孩子們在周記本里寫，自己從小就憧憬著能成為董老師的學生。而讀到這一切盼望的董祝，也隱隱覺得自己像是承擔著某種責任。

董祝的女兒車連起也曾經(jīng)就讀于勐先小學，從她入學起，就常常有董祝班級的學生跑來問她，“你媽媽的生日是什么時候？她喜歡什么東西？”。女同學們都異常羨慕車連起能有這樣好的母親，她卻有時覺得苦惱。

2017年，升入六年級的車連起進入到董祝的班級，“剛開始上課舉手回答問題的時候，她從來都不叫我回答。有一次我很生氣，回家質(zhì)問她為什么這樣。”長大后她慢慢理解母親，“她對我的學習情況比較了解，她覺得應該把機會留給其他還沒有掌握的同學。”

2017年夏天，在第一次出發(fā)去遠方之前，車連起早早去山里采夠了茶葉，麻煩外婆幫她炒干，包起來。她和伙伴們計劃著，在北上的列車上一路兜售茶葉，賺錢給沒能遠行的同學們買紀念品。每年，真愛夢想的公益人們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多份方案，而基金會的愛心善款只能支持部分小隊踐行方案，2024年一共支持了約600支團隊的出行。

準備出發(fā)去北京的那個早晨，小隊在學校集合，同學們趴在學校走廊的欄桿上眼巴巴地望著，揮手目送隊伍離開。團隊里一位原本要一起出行的孩子因為家庭經(jīng)濟窘迫，最終放棄了名額。

“如果輸了的話，就買一包我們的茶葉吧。”車連起在高鐵上拿出準備好的象棋，無數(shù)次向陌生乘客發(fā)出對決邀請。但孩子們的小算盤并不奏效。中年男乘客輸了棋，卻不買茶葉；帶隊老師董祝也并不了解鐵路相關規(guī)定，孩子們的小生意受到乘務員的呵斥。“后來，一位阿姨聽說了我們?nèi)ミh方的故事，知道我們?yōu)槭裁匆嶅X之后，就說要把所有茶葉都買下來。她很感動，一直哭。”車連起回憶。

在北京的那幾天，最快樂的記憶發(fā)生在她心心念念的清華大學。那天，她坐在清華園的池塘邊，不自禁地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她幻想自己在一個完整的下午，坐在池塘邊看完一本書。微風拂面，無比自在。

研學的經(jīng)驗對帶隊老師董祝來說同樣陌生而興奮。2013年，她30歲那年，為了去上海參加教學培訓，才第一次去到真正的遠方。

1998年夏天，15歲的董祝一個人扛著行李坐上了前往瀾滄民族師范學校的大巴。那時候，從寧洱去瀾滄需要整整一天的車程，父母想送送這位唯一“躍出農(nóng)門”的乖孩子，卻被心疼車票錢的董祝嚴厲勸下了。

董祝家有四個女兒，她排行老三。兒時，每一次家人受村民邀請去吃酒席，她總是主動跟父母提議，帶姐姐和妹妹去吃，她要自己留下看家，“吃席如果帶上一大家子人，會被人看不起。”她會搬一個小板凳坐在家門口等，等太陽落山了，父母和姐妹們就會飽餐歸來。

在她讀書的年代，課業(yè)之外的農(nóng)活很繁重，插秧的季節(jié)就要去插秧，打谷的季節(jié)就要去打谷，煮飯、采茶、放牛，一個不落。那時，一家6口人的生計幾乎都寄托在一頭母牛身上。母牛可以耕田，也可以下崽。每年，母牛產(chǎn)下一頭小崽，賣掉小崽，姐妹們上初中的學費便勉強湊夠。

放牛時，董祝會裁開尿素袋，鋪在土地上，防水又防臟，她早已研究出了一套獨門秘籍，讓自己趴著寫字也能寫得好看。她渴望知識，這種渴望在物質(zhì)的匱乏里燒得更熱烈。她會刻意跟那些家庭較為富裕的同學搞好關系，只為了能借到一本《格林童話》。

這些關于貧窮和匱乏的經(jīng)驗距離女兒車連起的生活已經(jīng)頗為遙遠了。可在北京的精品店里給父母買紀念品時，眼看著遞出的五十元鈔票瞬間被破成碎銀幾兩，車連起還是會被一種很深的愧疚感裹挾。

那是一只鏤空的金色懷表，當她把這只表送給母親時，眼淚還是止不住地淌了下來，“覺得自己不應該亂花錢。那時候才知道他們賺錢其實很不容易。”

后來，車連起和表妹聊起自己去遠方的經(jīng)歷，表妹的回應卻讓她很意外。表妹說，上海外灘的繁華讓她感到一種強烈的不適，她好想逃跑，覺得自己和那里格格不入。她并不能理解表妹的感覺。

今年高考結束后，車連起第一次來到上海，梧桐樹下的斑駁陽光、往來穿梭的車流和人群，一切都令她覺得很美。這個夏天，她已經(jīng)被東南大學錄取，即將前往南京求學，講起這一消息，她的語氣里滿是興奮。

當被問及“從遠方回到故鄉(xiāng)時會不會有落差感”，車連起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會。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在北京研學時，志愿者曾帶孩子們到招商局參觀，透過潔凈的巨大落地窗，可以鳥瞰整個北京，車連起覺得“太震撼了”。可轉(zhuǎn)念，她卻又想到，“從這里望出去，看不見山。”在云南時，每次學習學得累了，她就和朋友們一起站在走廊上看看遠處的山，她喜歡山。

和女兒的行走欲不同，母親董祝卻似乎偏執(zhí)地“停下了腳步”。好幾次，慕名而來的縣領導邀請她到縣城里教書，可董祝卻以各式理由拒絕了。董祝自己也覺得有點難以解釋，“別人可能會覺得我有點偏執(zhí)。但是我就是真的放不下這里。”董祝覺得自己有一種沒來由的使命感，“不能愧對父老鄉(xiāng)親”。想到村里還有無數(shù)她素未謀面的孩子，正眨巴著又黑又亮的眼睛，憧憬著進入“董老師的班級”，她頓了頓，又像是對著自己喃喃自語似的，碎碎念道，“我走了孩子們怎么辦呢？”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昱辰為化名，其余皆為真名。）

轉(zhuǎn)載自：澎湃新聞

為實現(xiàn)孩子們的夢想貢獻一份力量，

快快掃描海報二維碼，

幫助孩子們自信、從容、有尊嚴地成長！

9.5—9.9

騰訊久久公益節(jié)期間

掃碼支持“兒童素養(yǎng)教育計劃”

一起守護孩子們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