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在櫻園吃飯，是兩周前在那里請一個日本女孩。約好晚上6點，我5:59分在櫻園樓下看到她，大熱天的在馬路上飛奔。

我告訴她：真的沒必要，在成都遲到一點完全沒關系。

這么說的時候，我就想起了在櫻園吃過的那些飯、參加的那些活動。我把這里看成自己的“主場”，帶她參觀書店，也講解了“屋頂上的櫻園”的由來。

不記得第一次去櫻園吃飯是什么時候了，但是在2017年夏天，我就開始非常密集地去那里。

那時，我離開報社夜班編輯崗位，到新媒體平臺“談資”上班。我主持了一個系列沙龍活動，因為有房地產企業的贊助，不但可以支付外地嘉賓差旅費，每次還可以報銷一千塊飯錢。

我在那里請過好幾次客，開始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成都：吃飯是最重要的，吃飯也是開心的，吃飯可以是公共生活，甚至能夠創造一點什么。????????

2017年夏天的飯局不太正式，很松散。有一次開始請8人，在外面的長桌吃飯喝酒，后來陸續來了快20人。最后結賬，快超支一倍，只有自己墊——這真是經濟火熱時候的豪氣。

在那之前，我在報社做了10年夜班編輯，生活非常簡單。每天下午4點開始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在上午11點起床，吃飯、看書，然后走路一小時去報社上班。

開始給“騰訊大家”寫專欄，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從一個編輯慢慢轉變成“寫作者”，因為寫專欄，也認識了很多作家、學者朋友。

在櫻園，我開始請朋友們吃飯、聊天，進入更廣闊的生活。現在，我甚至自己也開了一個書店。

櫻園是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間。小酒館是音樂人的家園，白夜是詩歌、文學和藝術中心，它們都賣酒，而櫻園的基礎，則是一家餐廳。

這是成都和北京、上海不同的地方。北上廣深的公共空間，都比較高大上，有大資本或者大機構的支持，而成都，更多是個體的、小的，基于生活的。

成都文化生活的魅力，就來自它的民間性和生活氣息，李亞偉開餐館，翟永明做酒吧，他們是很好的詩人，不是很好的生意人，但是他們仍然靠“小買賣”來養活自己，而不是依靠體制。

櫻園最好的活動，可能是人類學和寫作課。過去十年，這里有非常多的人類學觀影活動、新書分享，寫作課堅持了好幾年，“學員”的作品今年也出書了。

熊燕和唐蕾、翟永明不一樣，但是也有相同點：她們都有很強的原則性，非常能夠堅持做美好的事物，只不過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堅持。

一位朋友前兩天告訴我，他和唐姐、白夜翟姐都合過影，但是見熊燕幾次，都不敢合影，“熊姐太嚴厲了。”有一次他甚至在地鐵上看到熊燕在認真讀書。

我糾正他：是嚴肅，不是嚴厲。

然后又補充，其實也不是嚴肅。熊燕非常溫和、善良——或者說是質樸。

她看上去無論如何都不像一個做生意的，主持了那么多活動，也處理那么多麻煩，說話的時候仍然會害羞。這種質樸和善良，就是她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