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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有人告訴我，他們單位為了讓其他人能安心工作，專門指定了一個人負責參加各種會議培訓，當時我覺得有點太荒謬。日前中央通報了三起整治形式主義典型案例，其中國家管網集團總部2022年要求下屬企業參加會議達800余次，平均每個工作日超過3次。看到這我才信了，僅有一個人專門負責開會可能還不夠啊。

形式主義是個老問題了，文山會海只是表現之一。比如此次中央通報的典型案例中，長春市教育局頻繁開展各種“創建活動”，而且評價指標越來越繁瑣，導致申報學校要準備近1000項評審材料；長春市南關區教育局長期從中小學校抽調教師，甚至一調就是20年；江蘇揚中市辦了七屆河豚節，就向機關單位、鄉鎮街道攤派了4200多萬元經費。

不知你有沒有發現，這三起案例特別有代表性，分別揭示了當下基層在形式主義折騰下，不但要出力，還要出錢、出人的現狀。上級掌握著指揮棒和對下級的考核權，天然地就會形成壓力向下的傳遞機制。但上面千條線，下面只有一根針，當工作難度和壓力超過了基層的承受范圍后，基層難免就會以形式主義應對形式主義。

有一位基層干部“坦率”地告訴我，他們應對上級的形式主義檢查早就有一套成熟方法，核心一點就是“留痕”。一項工作干得好不好，上級往往也很難有量化考核標準，那么誰填的表多，誰拍下的視頻多，誰在匯報的時候就有話說。一定要想方設法把自己干活的過程記錄下來、展示出去，至于事情的效果究竟如何，只要上級不真查，就都能糊弄過去。

所以治理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關鍵一點是“向上用力”，管住管好上級機關手中的指揮棒和考核權。近些年來，中央為解決形式主義問題多次下發文件，每次都強調的一點就是“從上著手”，減輕基層負擔。比如2019年《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中提出，層層大幅度精簡文件和會議，確保發給縣級以下的文件、召開的會議減少30%－50%，中央印發的政策性文件原則上不超過10頁。近期印發的《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首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制定出臺為基層減負的制度規范，也突出了“強化源頭治理”。

既然基層負擔過重的源頭之一是上面的文件太多、會議太多、評比考核太多，《規定》中就明確提出切實精簡文件、嚴格精簡會議、嚴控對基層檢查考核總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規定》中提出規范明晰基層權責，建立健全職責清單。也就是說要讓基層知道哪些工作是自己該干的，哪些責任不該自己擔，用制度把不屬于基層職責的任務攔在門外。

而另一方面，也應該對上級部門的考核檢查辦法進行系統性改革。如果檢查只是聽匯報、看材料，那么基層就會在“留痕”上大做文章。如果檢查是不打招呼，直奔現場，那么就會倒逼基層在求真務實上下功夫。考核評價的指揮棒在誰手里，基層部門就會傾向于圍著誰轉，這一點并不難理解。而基層部門與廣大群眾的接觸最為密切，本來最有資格評價基層工作好壞的應該是群眾。在進行體制性改革時，將評價權更多地交給群眾，或許那些上下級之間“互相糊弄”的形式主義就會減少很多。

形式主義作為一種頑癥痼疾，有很復雜的成因機制，很難歸于一兩個因素，也很難畢其功于一役。重要的是，面對問題采取什么態度。多年來，我們持之以恒治理形式主義，露頭就打、久久為功，在治標的同時探索治本之道，體現了責任和擔當意識。把整治形式主義，放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進程中去理解，就更加能體會這種堅持的意義。

基層干部與群眾的接觸最緊密，如果基層行政陷入形式主義的空轉中，就會出現一種尷尬局面：群眾覺得干部不干實事，而干部卻又忙得分身乏術。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就是要把基層干部從兩難困境中解脫出來，讓他們能真正發揮基層工作者的作用，從最本源的地方接上“地氣”。從這個角度上說，整治形式主義的確刻不容緩。

(文/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