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理了幾起故意殺人案，除張某系死刑復核階段為其辯護未能成功保命外，其余幾起都為被告人保住了命，其中一起判得最輕，為15年有期徒刑，另一起在未賠償對方的情況下判處無期徒刑，另外一起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改判死緩，另一起因有部分賠償，一審判處死緩，沒有上訴。

也為被害人家屬代理過三起故意殺人案，其中一起一審判處死刑，二審維持原判，最高院復核時核準了死刑，另兩起在沒有賠償的情況下，一審判處死緩，被告人沒有上訴，被害人家屬卻強烈申請檢察院抗訴。

梳理這幾起故意殺人案，案件事實都沒有爭議，故意殺人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在此前提下，被告人希望能保一命，成了辯護最大的追求。

但，能否達成目標，有時候辯護人辯護水平再高，于事無補，因為，除了辯護，還有一項最重要卻最難做的工作。只要把這項工作做通了，保命才有希望，否則，辯護得再好，結果不會理想。

這項工作是得到被害人一方的諒解。

親人被殺，許多家屬既要被告人償命，還要他賠錢。顯然這就有點過了，不切實際，且不說被告人一方不答應，連法官也不會這樣判。

在要命與要錢之間，雙方是一致的：保命就得出錢，要錢就不能要命。

對被告人來說，怕就怕遇上好賴就不要錢的。凡是能用錢擺平的事，它就不是事。

對的，遇上堅決不要錢的被害人家屬，如果沒有法定的從輕或減輕情節，大概率就死定了。因為，如果不判死刑立即執行，法官就成了被害人家屬的仇恨對象，似乎他在二次傷害人家。

在前述代理被害人家屬一案中，死者是一位年僅21歲的女大學生，在自己的出租房內先被猥褻，后因被告人害怕罪行敗露，用枕頭壓住女孩的面部致其窒息身亡。后查明，之前該被告人在某高校實施過同類犯罪，只是未殺人，猥褻后即逃離了現場。

該案二審開庭后，被告人父母在辯護律師的帶領下到律所找我求情，希望能代為做被害人家屬的工作，爭取諒解被告人。

我沒有當場拒絕，卻深知幾乎沒有可能。當年邁的老人向我跪下磕頭的那一刻，雖有惻隱之心，卻不能違背委托人的意愿。

去年為某被告人辯護，待案件移送到檢察院審查起訴后，犯罪嫌疑人的兒子張某在中間人的帶領下，帶我一起登門賠禮，并商量賠償事宜。

進得客廳，女主人和她的一雙成年兒女立即發難，劈頭蓋臉將小張問候了半天，小張受不了對其母親的言語侮辱，幾乎就要跳起來和對方爭辯，我趕緊拉住他的手，讓他坐下，什么也別說，先忍著聽完。

愿意為來人打開房門，說明賠禮有戲。怕就怕敲不開門，強行敲開門了，對方指著鼻子說你給老子滾出去。

俗話說有理不打笑臉人，好話也是情。但凡是人，總有惻隱之心。

前述沒有得到諒解的父母，如果親自到被害人家里登門道歉，會不會感動他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也許會的。一個人做不成的事，換個人或許就成了。

就拿小張來說，前后總共登門三次，每次都拎著禮品，帶著誠意，忍受侮辱，飽受訓斥，最終的結果卻很值。原本索賠150萬，后來讓到90萬，最終以82萬成交，律師在調解中固然起了作用，但最主要的是因為小張上門，讓被害人家屬盡情地宣泄不滿情緒，情緒訴求先得到了滿足。

經此幾件事，一點感悟是：辯護人再用心，畢竟是局外人。要想讓雙方放下仇恨、案結事了，總得先有個情緒宣泄的機會，再有個真誠賠償的態度，如果再加上能證明誠意的賠償金，離達成調解協議也就不遠了。

辯護人最怕的是：被告人一方錢是出不起，姿態放不低。也曾見過法庭上被害人父母還沒等辯護人走出法庭，在法警眼皮底下就暴打辯護人。指望被害人家屬保持理智，有時只能是奢望。

在此情況下，想達成賠償協議，談何容易？

張和玉，貴州存正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司法部死刑復核援助律師，貴州省律師協會涉訪涉訴委員會委員，貴陽市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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