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織》

《促織》是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名篇，最具著名的代表作。表面上看這是一個荒誕的奇幻小說，講述成名因為敬獻了蟋蟀而一舉成名、一夜暴富的故事。實際上這個故事的本質勾勒出了專制社會中，自上而下官吏的眾生相。這個“相”的本相是奴性，表象就是“驕下諂上”。

其實，專制社會中的官吏，上至宮廷顯貴，下至一般官吏，無不具有“驕下諂上”的雙重人格。面對上級，面對權勢大于自己的人，立即卑躬屈膝，俯首帖耳，極盡諂媚阿諛之能事。迎來送往，跪拜不迭，精心護主，不時“孝敬”，自不用說是“下”對“上”要盡的“本份” ；溜須拍馬，察言觀色，有的放矢地投“上”所好不失時機地幫其排憂解難。

比如《促織》中，明宣宗朱瞻基喜歡蟋蟀，下面這些官吏知道皇帝這個喜好后，紛紛投其所好，敬獻各種各樣的蟋蟀給皇帝，以博得皇帝的青睞和信任，好提拔。就連華陰縣本來不產蟋蟀，但是華陰縣令為了討好上級還是答應敬獻蟋蟀。

然而當他們轉過臉來，面對下級和權勢低于自己的人時，頃刻間便由“羊相”變為“獸相”，由“狐媚”一變而為“虎威”。睥睨橫視，嚴詞厲色，恣意凌虐，擺架子和洶洶不可一世，往往更甚于上司。至于橫行霸道，強取豪奪，為所欲為。

比如《促織》中，下級接到上級要敬獻的命令后，不敢怠慢，但又找不到蟋蟀，于是將責任下放，最后倒霉的是成名，一級級下放。對上級答應好，對下面卻強烈要求，不能怠慢。

為什么官吏會“驕下諂上”，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專制。

為什么專制社會中的官吏總是驕下諂上？

封建專制社會，權力高度壟斷集中于君主，也就是皇帝。皇帝統攝一切，權力凌駕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之上，權大于法，權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約、約束和監督。然后通過自上而下層層任命的方式來完成權力的確定和行使。

所以說，決定官吏仕途命運的，完全是上級的好惡，君主的好惡，而不是人民和政績。自然不用看人民的臉色，可以無視下層人民的呼聲與感情，只需要伺候好上級即可。他們不是通過實實在在的政績贏來仕途上的輝煌，而是把工夫花在政務之外，靠不務正業的諂上驕下取勝。

因此，官吏這種本相是上年來專制社會的積累，長期的專制導致整個社會形成這樣一種集體無意識和文化心理，即國民性。不光官吏，整個社會都是如此。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
“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幾乎每個人都在設法尋求比自己更弱小的犧牲品來壓迫，致使趨炎附勢，“宰了耕牛喂老虎”。

同時，封建社會專制的等級更是加重了這一心理。

一個官吏的尊卑，完全是由他的官職大小體現的。位于上一級的官員，既有權支配下一級官員的行動，也有權決定他們的仕途命運。而下一級的官員，對待上級的任何指令，卻只能唯命是從，決沒有說三道四的權利。

特別是專制頂峰的清王朝，完全是一個只重人治的社會。不受監督的權力惡性膨脹，就使官場系統不僅始終依照官職大小，一級制馭一級，而且演變為一級供奉一級，一級吞食一級，所謂“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是也。

在這樣一條堅不可摧的“食物鏈”中打磨，用不了多久，對下一味專制，唯我獨尊；對上一味服從，阿諛奉承的雙重人格，或者說做人的雙重道德，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上”的“驕”決定了“下”的“諂”，而下的“諂”又更加助長著上的“驕”。

本文參考文獻：

蒲松齡.《聊齋志異·促織》

王喜絨.《清末官場上的“驕”和“諂”——近代小說吏治批判中的一個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