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傳人、齊良芷弟子、齊白石書畫院院長、國家注冊一級書畫鑒定師-湯發周先生說個別書畫家在未成氣候時,市場上雖也多見他們的作品,但因價格不高,不會出現贗品。如果說真跡是藝術的產物,那么贗品則屬金錢的產物。盡管贗品中不乏有高水平作品,但其指導思想是騙取他人錢財。一旦一個書畫家技法超群、聲名鵲起,那么隨著價格的不斷上浮,贗品也就應運而生。無論是真跡,還是贗品，都是待價而沽的商品，故在這一點上二者又像是李生兄弟。千百年來，贗品之所以有市場,主要原因是求大于供。一個書畫家在成名時,多已花甲年紀,由于身體等諸多因素致使“產量”有限,無法滿足日益增多的愛好者的需求。作為書畫家在“債”臺高筑的情況下,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請門人、親屬、朋友代筆。首先肯定代筆就是贗品,但因有書畫家的題字和印章,所以代筆是贗品的一種特殊形式。門內尚如此,門外所造更是百分之百的贗品。真品、贗品一同進入市場,使供方渠道呈多樣化。求方市場的構成亦很復雜,有高眼者,擇其真棄其偽的:有雖無眼卻自以為是亂購的:有明知偽作,卻購之充數,以此炫耀的:也有不管真偽,只要有筆有墨而又價廉即購的,等等,不一而足。在供求不成比例的情況下，贗品也多少起到一些調節作用。

▲吳昌碩 庚申（1920年）作品《錦荔枝》·中國齊白石書畫院展覽·少白公子湯發周供圖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對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又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促使文化繁榮,當時的上海文化氛圍居全國之首。吳昌碩看到在上海比在蘇州更有發展,于是在1911年遷居上海。他到上海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戰爭期間中國的民族工業曾一度繁榮。這又為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條件。外因具備后,內因條件也已成熟。在吳昌碩到上海定居前后,他的書畫俱“老”,所書石鼓文已入化境,所作繪畫設色艷麗有富貴氣,既有金石韻味,又老少皆宜,有廣大的市場。于是吳昌碩的作品亦如任伯年、趙之謙等人的作品一樣成為緊俏商品。正如前面所講,一旦一位書畫家走紅，其作品有一定價值后,贗品便涌入市場。反之,即使外部條件成熟，而內因條件不具備則贗品也不會出現。

▲吳昌碩 癸亥（1923年）作品《歲朝清供圖》·中國齊白石書畫院展覽·少白公子湯發周供圖

目前所見吳昌碩的贗品基本為仿七八十歲的,而仿五六十歲的卻鳳毛麟角。吳昌碩在五十歲左右時書畫作品雖進入市場,但因未被重視而滯銷。身為低級官員的吳昌碩生活窘迫,他在四十六歲作的《歲朝圖》中題道:“己丑(公元1889年)除夕閉門守歲,呵凍作畫自娛,凡歲朝圖多畫牡丹,以富貴名也,予窮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貴花必不相稱,故寫梅,取有出世姿。"

▲吳昌碩 丙辰（1916）年作品《水仙》·中國齊白石書畫院展覽·少白公子湯發周供圖

他還在《水仙》中題道:“缶廬藏漢魏古甓數事琢硯,供書畫苦,寒水凍筆膠不能下,兒童戲供水仙于上,天然畫稿也,擁壚寫圖題小詩補空。缶廬長物惟磚硯,古隸分明宜子孫。賣字年來生計拙,商量改作水仙盆。"吳昌碩的親筆作品尚賣不出去,哪還有人會制作品?時至今日，吳昌碩贗品已出現在拍賣圖錄中,可見鑒定真偽的重要性。真中有假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何為假。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只要知道真跡的特點,偽作自然會現形面前。本書就是試圖從各個方面、不同角度，講述如何對吳昌碩書法、繪畫、刻進行真偽鑒定。（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