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陳平原教授寫過一本書，名叫《千古文人俠客夢》。這本書的觀點和水平如何暫且不論，對于這個書名，我是不以為然的——中國自古以來的文人，絕大部分都沒有俠客夢，只有“當官夢”，以及“國師夢”。

“國師”和“官”不是一回事嗎？當官當到了極致、能夠左右天下大勢，就進入“國師”行列了嗎？其實不是的。雖然“官”和“國師”有一定的重合之處，但無論在古代語境還是現代語境下，二者的區別都遠遠大于不同：

• 所謂“官”，是有編制、有俸祿的，需要通過考試（古代是科舉，現代是考公或選調）。“官”要服從紀律，做許多日常雜事；絕大多數“官”的絕大多數時間是花費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上的，對天下大勢的走向并無影響力。

• 所謂“國師”，可以是“官”，也可以不是“官”。他們往往不需要通過考試，不是官僚體系的成員，所以也不需要服從紀律，更不需要浪費時間處理日常行政事務，只需要向最高決策層出主意就行了。

比如說，劉邦麾下的張良就更接近“國師”的角色：不帶兵打仗、不參與行政管理，甚至沒有實權職位，但是劉邦對他言聽計從，堪稱二十四史中的頭號國師。蕭何、王陵、周勃這些人是“官”，陳平既是“官”又是“國師”，唯獨張良只擔任“國師”。這個國師做的很有派頭，待遇也十分豐厚，天下統一之后劉邦張口就是“自擇齊三萬戶”（作為封地）；張良怕別人嫉妒，只要了一萬戶。反觀蕭何貴為漢朝第一任相國，初始封地也才八千戶，陳平更是只有五千戶。

又比如說，康熙皇帝特別信任西方傳教士，尤其是南懷仁、張誠、白晉等耶穌會傳教士，不但蒙受厚遇，其奏折還可以通過內務府直接上達天聽。傳教士們經常進宮給康熙講解數學、天文學乃至西方哲學課程，并且在《尼布楚條約》簽訂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他們往往有一些官銜（例如欽天監監正、太常寺卿等），但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官銜層面，具備一定的“國師”身份。康熙為什么允許天主教在華傳播（他兒子雍正則全面禁教），顯然離不開這些“國師”的面子。

不但普通讀書人羨慕國師，朝廷里的大官也羨慕國師：正規官員想給皇帝出謀劃策，要通過奏章或奏折的方式，輾轉多個官僚部門，最終還不一定能送達御前，送達了也不一定被當回事。哪怕皇帝看到了、提起了重視，大概率也是大筆一揮，送交相關部門負責人（最典型的是六部），讓他們先提出意見。相比之下，國師則擁有與皇帝一對一交流的管道，與皇帝培養私人感情，讓自己的觀點在第一時間變成大政方針。有人說國師是“白衣宰相”，其實大部分宰相其實就是個大管家，遵循先例、照此辦理罷了，哪里有國師的尊榮和權柄？至于那極少數有決策權的宰相，事實上算是“宰相兼國師”，其決策權與其說是來自官職，不如說是來自國師身份。

到了現代，社會日趨復雜多元化，讀書人出人頭地的道路多了起來。然而據我觀察，大部分知識分子對于當“國師”，還是趨之若鶩甚至有執念的。資本市場上尤其多見！當年我在券商工作的時候，經常能看到首席經濟學家、首席策略師們自稱“海里有人”，“我說的話對海里有影響力”；有些基金經理也這么自稱。有些人是吹牛，為自己臉上貼金，但更多的人是真心相信自己能影響到“海里”——哪怕一時半會做不到，也要以此為目標去努力、去奮斗！

就在最近兩個星期，我至少看到了五篇關于“中國經濟向何處去”的洋洋灑灑的國師級文章，其篇幅從兩三千字到三四萬字不等。之所以沒有出現更長的，不是因為作者不想寫長，而是因為微信公眾號推文有長度限制，不得超過五萬字（別問我怎么知道的）。這些文章頗為關注中國經濟最近幾年、尤其是最近幾個季度出現的若干奇特現象，包括但不限于：

• 凈出口（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日益提升，無論在總量上還是比例上，均已遠遠超過德國、日本等傳統的外向型經濟體。

• M1（狹義貨幣供應量）居然同比下滑。我看到無數篇文章一致指出：“歷史上沒有一次大牛市是在M1下滑時發生的！”

• 國家并沒有像“候任國師”們盼望的那樣，推出幾萬億乃至十幾萬億的一攬子財政刺激方案，這使得“候任國師”無不人人嘆息。

公允地說，這些文章大多使用了比較嚴謹的理論框架，考慮了多層次的現實數據，絕非社交媒體上隨處可見的“民間經濟學家”可比。附帶說一句，B站上有一些財經博主也自稱“海里聽得到我說話”（名字就不點了），言之鑿鑿地宣稱什么大政方針是征詢自己意見之后做出的。這就不僅僅是“國師病”了，而是妄想型精神病，需要訓練有素的精神科醫生及時進行收治。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很難預料。

回到正題，為什么說“想當國師”是一種病呢？因為他們普遍并不了解中國的經濟和產業決策機制。這一點也正常，畢竟隔行如隔山，沒混過體制內的人是不太可能了解的。國內的投資從業者，無論賣方還是買方，最關心的都是政策，一天到晚找各路“專家”打聽最新的風吹草動——可是關心不代表了解。許多人聽了無數次“海里專家路演”，讀了無數份產業指導文件，對上面的決策流程的了解還是天真到可愛。正因為天真，所以以為自己寫的文章（無論兩千字短文還是三萬字長文）能夠真的發揮“國師”的作用。

其實用大腳趾想想都知道：不能。樂意當國師的人這么多，憑啥聽你的？張良的例子離的太遙遠了，咱們就用康熙和傳教士的例子吧。康熙之所以高度重視傳教士，是因為他們帶來了大量西方技術、西方知識，不僅能滿足他的好奇心，還能立竿見影地產生實效。南懷仁得寵，是因為他會造炮、造機械，他造出的炮在三藩之亂中還發揮了作用；張誠、白晉得寵，是因為他們精通西方語言和國際局勢，在與俄羅斯談判過程中不可或缺。所有傳教士還都具備高深的天文學知識，在相信“天人感應”的中國古代，這種知識的分量如何，不言自明。

簡而言之，少年康熙出于對西方知識的好奇而接觸傳教士，出于西方科技的實用性而依賴傳教士。就連征伐噶爾丹期間患上瘧疾，都是通過傳教士提供的金雞納霜治好的。所以傳教士附帶對國家大事發表一點意見、為天主教傳播爭取一些資源，那都好說！除了皇帝本人，當時朝中的重要大臣，例如有“佟半朝”之稱的佟國維、隆科多父子，跟傳教士的關系同樣十分良好。雍正元年宣布禁教之后，少數留在中國的傳教士仍然受到達官顯貴的禮遇——畢竟當官的生了病需要西藥，看風水需要西方歷法，畫個肖像也希望用西方透視法呢。

回過頭來說，現在想當“國師”，動輒萬字長文指點江山的人，根本不具備傳教士的上述作用，因此很難得到決策層的認真閱讀，更別說被吸收進決策流程之中了。頭腦稍微清醒的人，理應認識到這一點，畢竟此乃常識。可為什么還有這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拒絕相信上述常識呢？就連我的好朋友里面，也不乏發自內心認為自己可以當“國師”的，這讓我頗為吃驚；我花了很大工夫才弄清他不是在開玩笑。

從壞的方面講，當“國師”的誘惑太大了，誰不想像張良那樣運籌帷幄之中、輕松得封萬戶侯？就算是不受身外之物的傳教士，想給自己修個教堂或積累一批高端信眾，也是綽綽有余的。不過我相信人性不完全是惡的。很多人（譬如我的那位朋友）想當“國師”，根本原因還是有責任感，希望對歷史進程發揮一點微小的作用。他們求回報嗎？肯定是求的，但是他們想象的回報并非財富或權力，而是名垂青史的自豪感。

從這個角度講，“國師病”堪稱中年人（尤其是金融圈中年男性）的“中二病”。我們小學的時候總是希望成為動畫片里的超人，中學的時候又希望成為武俠小說里的大俠；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中二病 ”不治自愈了。可是大家總歸對自己的“歷史地位”存在盼望，對自己的“歷史影響力”有幻覺。一言以蔽之：未成年人的中二病是“我很特殊”，成年人的中二病則是“我很有影響力”。國師病只是成年人中二病的一種常見體現罷了。

因此我覺得，跟我們小時候的“中二病”一樣，“國師病”也不一定需要治。有這個病的人，往往是責任感過剩的，我們總不能說有責任感是壞事；沒有這個病的人，往往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過度現實，對人類毫無真正的幫助可言。我希望這樣的“候任國師”不要消失，能夠引發大家的思考總歸是好的。

當然，那些在B站、抖音上面通過“民間經濟學理論”乃至“陰謀論”自稱國師的創作者是毫無價值的。我希望他們的數量少一些并且永遠不要引發真正的影響力，盡管我尊重他們的言論自由——就像沒有任何法律禁止一個人在大街上說傻話、自稱世界首富并歡迎大家拍照。至于為什么會有人相信這種傻話，則是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