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劉伯承，我們都知道他的軍事指揮藝術和軍事理論造詣，在國內外屈指可數。

他在辛亥革命時期加入川軍，十年時間，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的護國、護法戰爭，有川中名將的稱號。在一次戰斗中，他的右眼中彈。在療傷過程中，他為了不損害腦神經，強忍鉆心的疼痛，堅持不施麻藥，被為其主刀的醫生贊嘆為“軍神”。

抗戰期間，劉伯承擔任129師的師長，與政委鄧小平率部深入敵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

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更是千里躍進大別山，建立根據地，實現了戰略進攻階段的歷史性轉折。新中國剛剛成立，劉伯承選擇了離開軍隊，投身于南京軍事學院的建設。

我們不知道的是劉帥在紅軍時期曾先后三次擔任過總參謀長一職，不過這三次在任時間并不長。

第一次是在南昌起義時。在國共合作破裂之后，劉伯承奉黨的指示，到南昌與朱德等將一起組織了南昌起義。起義部隊為了起義的順利，成立了以周總理、葉挺、惲代英、朱老總和劉伯承的“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劉伯承擔任軍事參謀團參謀長。

雖然，劉伯承沒有率部隊直接參加南昌起義，但他是這次起義的總參謀長，負責制定詳細的軍事行動，以及善后工作。

南昌起義失敗后，劉伯承輾轉多地，后來在黨的指示下，去往蘇聯留學，先后就讀于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提升了軍事理論。

第二次就是他回國以后了。劉伯承回國后，擔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等職，協助周總理處理軍委工作。后來，他被派往中央蘇區工作，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和紅軍學校校長，并參與指揮了第三、四、五次反“圍剿”。

可惜，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領導，軍事顧問李德瞎指揮，給紅軍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劉伯承公然批評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說他軍事教條主義還有專橫跋扈。結果李德一怒之下，撤掉了他的總參謀長職務，把他降為了第5軍團參謀長。

第三次是在長征期間。長征開始后，劉伯承協助軍團長董振堂執行后衛任務。到了1934年底，復任紅軍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兵分兩路北上。劉伯承跟隨左路軍行動，而左路軍是由朱德和張國燾率領的。

然而，張國燾卻又公開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命令部隊南下，其目的就是另立中央，分裂紅軍。他這樣的行為遭到劉伯承和朱德的強烈反對，劉伯承也多次公開的表明支持中共中央關于紅軍北上的方針。

他的這種做法，自然成為了張國燾的眼中釘肉中刺，甚至還對他動了殺意。可是劉伯承同樣大義凜然地對張國燾說，你殺了我，我也擁護中央的決定。

見劉伯承三番五次的反對自己，張國燾便撤掉了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改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

所以后來劉伯承在回憶三任總參謀長職務經歷時，感慨道：“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

在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后，劉伯承還曾就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沒多久又擔任紅軍總參謀長。

抗戰開始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他也成為129師的師長，東征抗日。

其實在解放大西南之后，中共中央準備調劉伯承進京，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職，但被劉伯承婉拒。他風趣地說：“我年紀大了，跑不動了，還當啥子總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