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的時候，去Ian Johnson在布魯克林的家里做客。他是普利策獎獲得者，也是非常好的作家。當他說“Peter（何偉）是我好朋友”時，沒有一點蹭熱度的意思，作為寫作者，他們至少是同量級。

過去一段時間，Ian住在朋友的大宅里，順便幫朋友照看房子，現在朋友要回來了，準備把房子重新裝修一下賣掉，Ian就必須搬出去居住了。在紐約，他不可能有錢租這么好的房子（每個月至少要1萬刀的豪宅）。

一個全世界范圍內一流的非虛構寫作者，也無法讓自己在紐約住得舒服。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收拾東西，準備搬到德國去——現在他已經在德國了。

今天提到這件事，是因為當天他向我提到袁凌。他剛剛讀完袁凌一本書的英文譯本，準備為它寫一篇序言。

而在這兩天，袁凌因為一篇《一個貧窮的作家決定重新找工作》受到廣泛關注。有些人在分析他“貧窮”或者“失敗”的原因，還有些人在敦敦教誨，一個人在養活自己之前，千萬別寫作。

最悲哀的是看到余秀華評價袁凌，沒有一個社交媒體，不懂社會——你可以說他沒錢，但是要說他不懂社會，

我看了幾篇，有些真的很可笑。即使從“年收入”角度，有的批評者也沒有袁凌高，但是卻可以指點袁凌如何經營自己，獲得“政府的扶持”。

袁凌當然不富有，他在北京租房住，沒有買房。但是，他的“生活”卻算不上窮困潦倒，如果認真閱讀那篇報道，也許會羨慕他的狀態。

一位成都朋友就很羨慕：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像他那樣，擁有一面墻圖書的書房了。

還有一位年輕的寫作者，無比羨慕袁凌有一個和他志同道合，同樣喜歡非虛構寫作的妻子。我猜這個年輕人想戀愛了。

至于我自己，羨慕他單純的、自由自在的狀態，還有他活蹦亂跳的狗——自從5月31日我的狗去世后，我每天都很難過。

袁凌要“重新找工作”，是因為預感到圖書市場滑坡，想找一份編輯的工作補貼生活，可以更從容地寫作。他還有不少想寫的主題，談起那些，他的眼里就會有光亮。

這就是他真實的狀態，談不上有錢，但是也比真正的底層（比如他寫到的“皮村兄妹”）好過一些。“非虛構寫作者”當然是艱難的，一個難處是不夠有錢，還有一個更大的難處，是不能寫（或者出版）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

這個社會已經有一套體系，確保以“說出真話”為職業的人，不能過比較富裕的生活。

對此，我也有清醒的認識。我昨天在朋友圈開玩笑說，感覺“一個貧窮的寫作者正在開書店”，比“重新找工作”還要悲傷，因為重新找工作意味著要創收，而開書店意味著還要賠錢。

從2019年5月開始，我就沒有上班了，到現在已經超過5年。每個月大概都會盤算一下，自己這個月收入有多少，也會思考一下下一個月的面包在哪里——把自己作為一個“經營單位”。

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網絡，包括書店的運營，也必須依靠社交媒體。

一個寫作者可以像打游擊一樣，去把握轉瞬即逝的機會，但是，這也造成一種傷害：我大概過著一種支離破碎的生活，不得不平衡閱讀、寫稿、跑步，不得不去對網友的謾罵與批評，或者去談公眾號廣告合作。

“性用品廣告接嗎？”

“接。玩具類的可以，藥品不行。”

“保險廣告接嗎？”

“保險推薦可以，理財不接，會導致讀者受損。”

“命理文案看一下嗎？”

“那種特惡心的文案不接。”

“報恩寺狗糧募可以嗎？”

“堅決不接。我不想利用大家對狗的同情心。”

這時候，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狗，我想告訴它，為它守住了一點底線。

我羨慕袁凌，昨天他寫了幾段回應余秀華的文字，應該發在了別人的公號上，他自己不管公號，也在乎大家如何評論，而是努力去完成自己的寫作計劃。

他仍然在過一種“整體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