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發的那篇“女孩死在我的出租屋”的文章，盡管我開始也為它的敘事風格感到不適，但是卻沒懷疑它的真實性。

這是因為對自媒體生存現狀的判斷。一個自媒體發布本地負面故事，能達到10萬+閱讀而不被談話和刪除，原因只有一個——這個故事的源頭，本身就是來自警方。

當“貞觀”因為文章閱讀量太大被刪除（我估計至少有500萬以上閱讀），發了兩篇聲明，堅持“事情是真的”的時候，我就堅定了這個判斷。因為在當地壓力下，還能堅持“事情是真的”，答案也就只有一個，那些基本事實，都是警方認定的。

在傳播上，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幕：過去，有媒體或自媒體寫出負面，人們會想質疑公權力，警方介入辟謠，“文章不屬實”，輿論就戛然而止。這一次的“負面”，很多人質疑寫作者和發布者，而警方卻出來回應“是真的”。

有一些專業的討論，認為貞觀并不是“機構媒體”，作者也不是記者，沒必要像要求一篇報道那樣要求一個作者。

但是，那么多人在乎“是不是真的”，其實也是好事。這說明這里的人們仍然認為“真實”不僅是有價值的，也是至關重要的——當人們以此來要求自媒體寫好“5個W”時，某種程度上表明，這里是有多么“渴求新聞報道”。

那篇文章的寫法受到詬病，但是如果有財新來報道同一件事，閱讀量一定沒這么大。她（女房東，公安系統的文學愛好者）的寫法，其實是讓文章得以廣泛傳播的關鍵。

我讀了之后也感到壓抑。我沒有懷疑過女租客重要事情的真實性，是因為我最近接觸了不少貧困的年輕人——他們喝咖啡，可能也發社交媒體，曬出良好的生活，但是事實上不僅沒有錢，精神狀態也堪憂，處在脆斷的邊緣。

坦白說，女孩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社會，在日本，就是NHK電視臺關注的“無緣社會”的主題。在中國，這種境況更加復雜，也更艱難。

年輕人在城市里一旦沒有工作機會，就會孤立無援，失去社會支撐，反過來這也可以理解為什么那么多人考公務員；為什么那個女孩要考十多次公務員，因為公務員是在權力體系工作，這就是最強的“社會連結”。

我有好幾次說過，“實在不行就找父母共同難關，如果父母條件還可以，就找他們要點錢，能啃老就啃，不要有太大心理負擔。”最近的一次，是在一周前洪兵老師來書店分享的時候，我回答一個讀者的提問。

我這一代人（70年代后半期），在成長的時候特別喜歡“獨立性”，不要父母的錢成為一個標志；我父母反過來也一樣，到晚年追求不要我一分錢。

但是，那種態度不是真理，而是時代生活的“建構”。中國加入WTO后，城市有各種各樣的機會，讓你很容易“自立”，而自立的標準也很低。

現在情況大為不同：年輕人工資不高，那個“努力就能提升收入”的人生階梯，也不再成立；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還有一個重要的層面：社交媒體創造出一種體面的、優雅的、經過大量PS的“幸福生活”畫面，這成為一種新的舒服，也是年輕人“尊嚴”的來源，而這一切實際上都太脆弱了。

那篇文章最讓我難過的細節，是女生拿到錢（遠不及預期）后拉黑了父母，也拉黑了朋友、同學，這不是絕情，而是真正的心理困境。這種困境需要被社會和周圍的人看見，并且施以援手。但是，“拉黑”也讓被看見變得不再可能。

除了“逝者已矣”這樣的感嘆，我認為在這個悲劇發生后，我們最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建立社會連結”。拉黑一些人沒問題，但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拉黑所有人”，不要為自己的貧窮、脆弱而羞愧，那不是你的錯。

而對每一個人來說，能夠多留意周圍朋友的處境，能夠給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幫助，也至關重要。我在河南鄉村長大，“不信任”是我的底色，尤其是到城市讀書之后，對各種騙術我都保持警惕，每次有人想騙點錢，我都在內心發出嘲笑。

但是，最近幾年我認識到，“信任”其實也是一種能力，有時候吃一點點虧，或者被人嘲笑天真，這都無所謂。說到底，我并不愿意過“時刻保持警惕”的生活。